关于康米社会的理论有待探讨和发展

　　迄今为止，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来说，还是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论述让人钦佩。所以，还是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导师们的论述吧。

　　巴黎公社失败后，面对工人阶级付出的巨大牺牲，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在短短的数天之内即写出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连同后来恩格斯写的序言，其中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论述，不仅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而且非常重要，他们所总结的一些措施，涉及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的运用，涉及到如何在人民的监督下，保证政权。

　　二十八画生经常讲要学习马列，可是对《法兰西内战》注意不够，从来没有强调过巴黎公社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经验。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这一点多，注意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监督国家、直接把握国家权力这一点少。而马恩两人和列宁都是非常重视的。这反映了对国家政权建设认识上的不足，对公社体现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过去还有一种怪论，认为过去的政权形式已经超过了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关于普选和领导人工资规定的原则，在我们现在行不通。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正相反。

　　马克思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论述，是那样的精辟。他实际提出了，在这个社会过渡阶段，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两种社会因素并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理论的深刻，理论的彻底，是当时他的那些学生们、战友们理解不了的。诚然，马克思的意见，十分原则，十分宏观，但这是一个科学认识的起点，虽然它只是从极为简单的、理论化了的历史转变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但只要拿后来实际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事实加以补充，并加以理论抽象，就很容易得出社会主义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不仅留下了科学结论，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科学方法。这是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最不可抛弃的。

　　正确的是二十八画生。他至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重性。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能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这毕竟是一片土壤，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二十八画生看到了这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自由主义者什么也没看到。他们轻蔑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们在理论上也真正做不了什么。

　　列宁这样做了。当然，列宁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旧社会的痕迹的问题，列宁面对的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和外国干涉者的武装侵犯的问题。列宁对这些问题，都看到了，都有区别地给予了说明。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是大量的，精辟的，深刻的，读这些论述，让人口服心服。谁不断学习，谁就能不断受益。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大师，深刻而敏捷，尖锐而准确。二十八画生特别钦佩列宁是有道理的。他一再叫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正确的。列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包括他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都是如此灵活，又不失原则。这些宝贵的理论，都保存在他晚年的著作中，至今没有过时。

　　书是一定要读的。要干社会主义，马列毛的书更是一定要读的。读都不一定弄懂，别说不读了。别看二十八画生一向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死读书；一向主张破除迷信，但他读马列是用心的，连斯大林的书也认真研究。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班。斯大林没有列宁那样高的理论水平，又在个人作风上存在着缺点。而当时，斯大林已经是最好的了。这就是历史的空缺。既反映了历史的偶然性，也反映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现在，有人吹布哈林，其实，布哈林上台，注定会搞修正主义。虽然我们现在不必去议论这种假设。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已经在理论上看不出什么东西了。他始终也没有看出，他所搞得社会主义模式有什么问题，也看不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阶级、阶级斗争，所以，他既没有感觉到改革的必然性，也没有感觉到革命的必要性。他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的条条面前止步了。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但又不是一件小事。历史事实是，工人运动一个始终存在的困难就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难得。

　　无产阶级领袖所要服务的对象和历史对他的要求，都比剥削阶级的政治家难得多。执政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由于本身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有相当局限。加上，就整个文化背景而言，几千年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各个方面占着统治地位，任何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要想从这种私有制造成的汪洋大海里超脱出来，没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很难做到的。认识这一点，正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要想真正培养出无产阶级的好的接班人，造就好的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又是一件非做不行的事情。

　　要说，斯大林是有相当能力的，和他周围的战友们比，已经是站得更高一点了，但是和历史的要求相比，却仍是不相称的。他的文化水平有限，理论思维水平有限。你看他写的书，非常的清晰，作为坚持一种理论，宣传一种理论，是可以的，但是，清晰而缺乏深度，就难于担当理论探讨的重任。他的局限，他的一系列错误，包括对中国革命出的坏主意，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他担当不起发展列宁主义的重任。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确又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发展的或快或慢，的确与此相关，而且越是在历史发展的较低阶段上越是这样。

　　这真是一个十分实际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们批评英雄史观，但历史也还真是需要英雄，至少现在这个时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是非常巨大的。尤其在社会理论的探讨上，更是这样。基层群众，可以有很好的政治倾向，但是，理论的探讨，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恩格斯多少次反复称赞马克思的天才头脑，称赞他的理论探讨能力，是实事求是的，唯物的，不是天才论。自列宁以后，就是因为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上的欠缺，不能指导苏联和东欧诸国继续革命、不断改革、逐步前进，结果，在十月革命还不到一百年的时候，纷纷垮台失败。

　　恩格斯写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任何科学一样，探讨没有止境，要靠实践，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其中也少不了大科学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命运也只能是这样。

　　理论来自实践。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自然科学应用的实验室相对狭小，社会运动的范围却无比广阔。因为理论的欠缺，常常是以上千万人的生命做牺牲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关于理论的探讨呢？理论如有不周，由此而来的政策有所偏离，那可能立即会造成血泪的灾难。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在二十八画生已经作出的探讨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勇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