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笔记（一）雍正的处女戏——以内制外

　　中央集权下的内部分权、中央权力和皇权的相互关系、官僚集团（内在就有矛盾——满汉、央地、政监）与皇帝的斗争

　　外朝-本章制度-公开合法-受法规、惯例支配

　　内朝-奏折制度-私密、无法化（nicht）-受皇权支配——两种批示方式：朱批、廷寄上谕

　　发展：康熙【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对之采用“兼用”的态度，并不整合，康熙作为唯一裁定者）→雍正【渐渐冷落康熙机构，代以内廷代理人、军需房、办理军需大臣、军机处（非我们现在认定的军机处）】→乾隆【将乃父各机构合一为办理军机处】（应用旧名，绕过了“祖宗成法不可变”的规训，而且旧瓶装新酒本身具有迷惑性和模糊性，符合皇权的神秘性要求）

　　（乾隆的）军机处是对于一种全面完备的通信渠道的垄断（这种渠道的探索经过了康雍两朝），绕过官僚集团的监察和分肥，获得了“法外活力”（the extralegal dynamic）。【这种形式在历史屡屡上演，譬如10年和当下的某某领导小组，其实就是绕过制度约束获得权力寻租空间。当然，清朝的律规是颇汉化的，皇太极完成了封建化大力引入汉人士大夫势力，同时保存了满蒙王公集会议政（当然没有电视剧八王议政那么夸张），这都是皇权专制的阻碍】。内廷是没有制约皇权的会典和先例的，在此它只能听命皇权；但是，军机处实际上与明代内阁的位置功能是一样的，那就是假借皇权发展自身，成为勾连皇帝和外朝的机构，实际上在后期变成了中央权力机关。考察雍正朝的内廷代理人，实际上恰恰是皇帝怠政的体现（当然这是从作为概念的皇帝来考察的），数据的检查、预算的处理等都是内廷代理人进行的。【我们可以将黑格尔对“王权”的分析嫁接过来，如果说王权是御笔一点“I”（内在性），那么军机处恰恰承担了皇权内在性这一功能，但因此也可以成为皇权的本质（Wessen），后期尾大不掉是可以预见的。】

　　以军机处为代表的内廷管理机构的出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产生原因从国家伦理学角度上说就是“父-君-国-家”的四者的矛盾，由于中国的伦理制度设计是高度实体化的，因而实体层面的利益争夺同伦理概念的内在不一致是共振的，这就势必导致为了维护统治、要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沟通机构，这个沟通机构本身既是实体也是中介，因此它自内地存在着中介和实体的争夺。放在近代史上，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共初期的中央书记处、中共后期的小组都体现了这一点。

　　雍正继位后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满人干政，从大的方面来讲，由于清朝是以小族而御大国，就必须借助族群力量，而满族不过是封建化未完成的保留着部族联合色彩的种族，借满抑汉就使得皇帝政统不正，这是遗留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讲，九子夺嫡隐患未消，为了彻底清楚失败势力，同时保持中央权力平衡，就必须引入新的专门的机关来夺权。其次，对蒙战争、吏治腐败、财政危机，都迫使雍正一方面转化独裁的统治方式以求高效来适配战争需求，另一方面寻求新的权力机关来规避既有的内廷和外朝的阻碍。再次，承袭明代的外朝制度具有历史特殊性，因为明代几任皇帝权力通缩，导致外朝自发地成为中央政治的决策机关和处理机关，这种外朝自治是皇权专制所不能容忍的，而内廷的内务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在满蒙人手里，这群人对于雍正继位的质疑使得它必须被扳倒，雍正明智地选择了降级、冷落其父应用的内廷组织而非彻底解散。

　　雍正在下决心从内廷改革前，尝试了各种从内廷作用于外朝的方法，但都成效不佳。首先是总理事务王大臣，它的设定是总理、职权广泛，但实际上并没有垄断，相反其职权被其他人分割削减，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总理事务王大臣本身就是雍正继位初期平衡各方势力的举措，一旦局势稳定下一步肯定是清除“忠诚不绝对”的派系，同时这是位高权重者才得以担任的职位，那么天然地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另外对于高层来说，人和职位是相互影响的，人既然跌下去了，职位自然也会削弱，这也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逻辑的一种体现。其次是大学士与内阁，康熙时满汉大学士已经成为正二品，但内阁中低级官员还是满盛于汉，雍正强化大学士的作用但是并未让他们在政府关键部门居主导地位，他还从外朝堂官中选拔人作为“署大学士”“协理大学士”，后来因为平准噶尔导致内廷权势上升，为了平衡特擢升大学士为正一品兼殿阁衔并加荣衔，不过大学士和内阁最终被排斥在内廷权力重组之外，这一原因也是显见的，内阁坐落于外朝，其政治站位因其模糊而清晰，而且从明至清这一成熟运作机构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再次是管理部务大臣，管理部务大臣是将内廷大员置于六部的官员之上进行监管，起初管理部务大臣多由宗室人员担任，后来转向更加可靠忠诚的大学士，名称也多变——“总理”“管”“料理”“兼”“办理”等，尚不清楚职权是否也随之变化，一般来讲，设置管理部务大臣的作用有二，一是外朝机构受内廷管辖控制，二是通过将内廷大员“外派”减少内廷实权人物；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以内制外，到了嘉庆时期，军机大臣分派各部担任尚书，不用加管理部务大臣职，其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此法效果颇好，以至于乾隆二十年宣称此为定制。最后是建立监管外朝“部费”的会考府，所谓“部费”即地方官员向部院的贿赂以求批准通过各省财报，会考府实际上是分夺户部的某些财报审核权，然而外朝官员一方面绕过会考府继续向部院递交材料，另一方面也在腐化会考府，外加朝局动荡，最终会考府只存在了三年，后来雍正还创立了针对军需奏报的户部军需房，这一机关比会考府的优势在于通信渠道的秘密性——奏折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