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被（谁）看见”？

　　一些女性主义者喜欢说：“女性不被看见”：女性的隐形劳动、遭遇的隐形歧视不被看见；母职惩罚、女性的职业困境不被看见；环卫工清洁工采茶工等体力劳动女性不被看见；女性在生活、工作、婚育等等方面的个个角落里面临的种种困境不被看见。

　　解决方法是什么呢？这些人给出的答案是：发声！既然不被看见，那就发出声音让大家都看见。从语言辞藻上，到舆论叙事上，尽可能地发出女性主义的声音，呼吁女性困境“被看见”。

　　然而，一个必要的追问是：被谁看见？

　　这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追问。众多的经验显示了对此含混不清造成的实践误区。

　　首先，是向”社会“喊话吗？向什么社会？这些人或许不清楚自己喊话的对象，只是模糊地望向一个“基本盘”、“大环境”。但任何一个意识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公的反抗者，包括所有意识到当前女性困境来源于这个结构性不公的姐妹，都应该摈弃这样一种幻想：我向“大环境”喊话请愿，它会以自我改良回应我的呼声。

　　在实践中，这些“发声”行动往往得到这样的回响：一方面，它赢得了很多激进化的女性的回应和相互鼓舞打气；另一方面，它收获一些前现代男性的唾弃，一些激进化的、“女性主义”的男性的支持但不能完全共情，和一大部分男性的漠不关心。

　　一些女性主义者于是说：男性不关心、也害怕谈论女性主义。要实现女性解放，就不能指望男人，而只有靠我们女性自己。

　　比起空洞的呼喊，这个通过经验的总结激进地确认了自己是实现女性解放的主体，在实践的蜿蜒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很多到了这一步的女性主义者由此倒向了厌男和在一个全女的小团体内自嗨。而这却给真正的革命实践自设了茧房。

　　阶级团结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并非孤例。激进的性少数群体面对“主流社会”的不理解，选择在小圈子里抱团发声，并用“顺直”等词汇表达对意识不到性少数困境的主流人群的不满；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黑人活动家认为白人在思想上就没有“去殖民化”，无法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于是将黑人解放运动同其它的革命运动区分开来……这就是身份政治。

　　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生活经历、所处环境的不同，不能对另一部分人的体验感同身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如果一位激进者只是出于摆脱自身遭遇和由此导致的痛苦体验而反抗，却不做更深入的对于遭遇来源的现实溯源、不深究通过革命改变这整个现实的道路，就容易落入原子化的抗争里。这时，这个人就容易因为抱团带来个人体验的好转而抱团，因为接触身份不同人群带来负面体验而用身份政治为这个圈子的抗争筑起高墙。

　　值得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者尤其容易落入这个陷阱。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真正了解革命运动可以倚仗的社会力量。在自己生活的狭小圈子里，她们因为个人体验的好坏而直接地、短视地行动。一旦身边环境好转，比如处在一个女性互助的圈子里，她们就可以不再去管世事扰扰，留下一地鸡毛继续困扰着无产阶级的劳动姐妹。

　　可见，阶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获取关键资源（如教育、医疗、优质信息、政治影响力）的能力。这种基础性的阶级位置，深刻影响着个体在性别、种族、宗教等其他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可能遭遇的具体困境。一个底层的工人阶级女性所面临的性别歧视，其表现形式和解决难度，必然与她所属的阶级紧密相关，并常常被资本力量利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利润驱动）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阶级分化与强化机器。它系统性地将社会财富、权力和机会向上层阶级集中，并倾向于将经济危机、社会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下层阶级。这种结构性的力量不断巩固着阶级的界限和差距。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矛盾的强化虽然也有其自身逻辑（如文化传统、特定偏见），但其系统性、自发性与阶级矛盾内在的、由经济基础驱动的强化机制相比，往往相对较弱。

　　再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常常会有意识地利用甚至煽动其他社会矛盾。这一点在古今阶级社会中都存在，只是方式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情绪、种族仇恨、宗教冲突、性别对立等，都可能被用来转移公众对阶级剥削的注意力，分化工人阶级及其他被压迫群体，阻止他们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有效的反抗力量。历史上和现实中大量事例证明，制造或加剧族群、宗教或性别间的对立，是瓦解劳动者团结、压低整体工资水平、维护资本统治的有效策略。因此，其他社会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激化，常常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可能被阶级统治的策略所吸纳和利用，服务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根本目的。

　　只要阶级统治存在，利用其他矛盾来分化民众、转移视线、维护统治的动机和手段就始终存在。即使某些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性别矛盾等）在特定时期有所缓和，一旦阶级矛盾激化或统治需要，它们仍可能被重新激活和利用。附着于特定生产方式的其他不平等形式，其根基也在于阶级结构本身。因此，阶级矛盾的根本解决，即超越阶级社会本身，构成了其他社会矛盾最终得以彻底解决的前提条件。在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其他矛盾的最终消亡难以实现，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深层社会框架（即阶级）依然在持续运转并施加影响。

　　上述对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情况的描述，就是这种现象的表现之一。因此，在这样的直接行动中，男女对立当然是不可缓和的，团结也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一个目标是通过革命完全地推翻现有体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行动中，所有被剥削和压迫的劳苦大众超越性别、身份地团结起来，而只有这才是铲除结构性不公，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唯一道路。

　　走到这一步，一个革命女性不再被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意识（或者自由主义的、或者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的）俘获，而会宣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在这场整体行动中，革命女性所做的不是步一个“外部的革命运动”的后尘，而是从女性自己的困境经验出发，但又不只是局限于自身经验，而是上升到如何运用女性经验和女性劳动者的主观力量，来推动建立一个真正实现女性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女性的投入会为这个目标注入更可靠的蓝图、组织起能顶半边天的力量，同革命的姐妹兄弟们一起掀起狂澜巨浪。

　　同时，共产主义者不能，也不可能指望女性将她们迫在眉睫的要求置之不理，而干等着社会主义的到来。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天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要求女性“为了革命的利益”搁置她们的日常要求，这种思想是愚昧之极的，这将使我们的斗争脱离现实且孤立无援。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的海市蜃楼。

　　为了促成不同性别的工人和一切劳苦大众之间的团结，共产主义者不仅应该指出女性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被实现，而且还应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为女性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如争取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抚养化、取消就业歧视、男女同工同酬、提升包括社保在内的整体社会福利、打击性骚扰行为、逐步破除所谓“男的就得阳刚”“女的就得阴柔”的性别刻板印象等等）。

　　如何面对群众中的落后思想

　　走出这一步的革命女性，会将自己组织进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带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非原子化的个人行动。

　　这时，一些问题会浮上水面。比如：男性工人中，很多对女性解放漠不关心，甚至不少人仍带有前现代保守观念；一些老一辈女工，甚至看起来不像那些女性主义者一样“觉醒”。这为我们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作制造了困难。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工人作为自发的个人，并不一定是天然具有本阶级的意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无时无刻不在各种媒介上受到来自他们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常识”的灌输。

　　资产阶级灌输给男性工人：你没房没车没钱所以没老婆（占有不了性资源），你是个loser。

　　资产阶级灌输给（老一辈的）女性工人：女人忙内忙外操劳一辈子就是辛苦命，但能过日子就幸福。

　　资产阶级灌输给（年轻一辈的）女性工人：你踏踏实实干活就是重复老一辈的辛苦命，但是嫁个好的、傍个大款、捞一捞男的、总之通过投机似乎有阶级上升的幻想。

　　这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痛斥的，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盘”。具有这些意识的工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不是革命女性应该批判的敌人，而恰相反是被我们共同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所造成的。

　　从古至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会为了自身阶级的稳固和利益的延续，将特定生产关系“自然化”为“永恒秩序”。资产阶级阶级不仅通过控制国家机器直接地生产和向被统治者灌输这样的意识形态、通过教育、法律等机构将“服从”建构为工人的“道德义务”，而且特定的生产关系本身使得特定的生存规则成了这套秩序下人要生存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的“版本答案”，从而驱赶劳动者如此行动、将其视作常识。劳动者对生存需求的服从（如多数没有创业能力的工人不服从资本家就找不到工作而被饿死），正是资产阶级如此制造的“常识”的结果，而非主观选择。如果以死亡为代价进行“反抗”，恰恰会取消自由意志的物质载体（即生命），那这算什么“自由”呢？当资本主义将基本生存条件异化为必须通过雇佣劳动换取的商品时，“服从或死亡”的“选择”实质是暴力下的形式自由。因此，工人们明知剥削存在，并嘲笑所谓“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鸡汤，但仍将工厂制度视为“自然的空气”，即便识破意识形态谎言，仍不得不“假装相信”。有人可能异想天开：为什么不能脱离现代社会，去原始丛林里生活？然而，由于人总是有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需要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忍受骤然失去现代便利（电力、医疗、稳定食物供给）导致的生活质量剧降和完全脱离社会带来的社会关系上的死亡，即便有人这样做了也只会被视作特例。

　　可见，无论是旧社会的父权制的执行者（如宗族长老、夫权维护者）、法西斯的士兵与秘密警察、殖民统治的帮凶（如土著税吏、雇佣兵）、或是血汗工厂的基层监工，他们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深陷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的迫力之中。他们的行为（甚至压迫行为）往往是被塑造、被驱使的结果，是系统维持自身运转的“齿轮”，同样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与社会结构的抽象“自由意志”。

　　要转变这些“基本盘”落后观念，不能仅停留在观念的批判上（当然这种在精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将工人中最进步的力量吸纳进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通过进步的工人党员，用灵活（比如通过女同志组织女工）但是牢靠的方式将工人（尽管很多在观念上或许不够“进步”和“纯洁”）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铲除资本主义这个为了尽一切可能抽干男性和女性工人身上价值而欣然助长前现代的性别分工、为落后性别观念招魂的毒瘤！

　　资本主义如何为父权制招魂

　　在重建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曾一度让资产阶级赚的盆满钵满。涸泽而渔的资产阶级极力压低工人薪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制造业和外贸，仅能提供非常少量的集中在科技产业的高薪岗位，迫使家庭在“内卷”中承担了沉重的劳动力再生产（即生养和教育下一代）成本，当工人薪资不能负担起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一代人陷入了生育率低迷，威胁着赛里斯资本主义的延续。

　　赛里斯，曾经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改造中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进程，但由于工业化进程局限于部分城市和地区、社会主义时代持续时间有限因而改造不彻底，在农村和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很多前现代观念的残余。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一切性别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而暂不操心再生产问题，这时尽管改造进程中断，但性别矛盾并不凸显。

　　但是，到了今天，一面是紧缩的经济，一面是因为生产过剩而已经严重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一面是威胁赛里斯资本主义的低生育率，资本主义重新急迫地将父权制和前现代的性别分工招魂回来。重新强调家庭观念、推行“妈妈岗”以“方便”女性工人回归家庭等等，就是例证。这时，现代的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的父权制“和谐”地结合了起来，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维系对工人阶级的持续压榨和维稳阶级矛盾上达成了“默契的合谋”。

　　在这样的背景下，赛里斯资本主义将女性的子宫看作是急待分配的资源、急待耕种的肥田。表现在观念上，女性作为性资源被物化，而男性则不会有这样的境遇。于是，赛里斯资本主义一面在男性工人中制造着“没有经济地位所以占有不了性资源”的性压抑，而另一面在女性中则压根没有“性压抑”的说法——因为女性本身被视作性资源而非性的主体。这一情况在近年来加速地撕裂着赛里斯社会，比如当代女性同外国男性交往时，社会观念上表现出强烈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识、对于性资源自己“送人”而哗然，等等。

　　如何真正实现女性解放

　　一些女同志站在革命队伍旁犹豫：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的革命，尽管都在妇女解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并非完美。女性工人在承担生产任务的同时，也需要额外地多生孩子和照顾家庭。社会主义社会要通过理性的经济计划来统筹社会需要，是不是也要计划女性的生育，从而让上述的物化女性身体的意识形态再次被生产出来呢？

　　必须破除的一点误区是：共产主义=计划，而资本主义=无计划。新自由主义钻了这个空子，去极力地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是要控制你们，而我们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则给你们自由！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包含大量的计划：每一个企业都在出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做着生产计划。但恰恰资本主义的计划是局部的、短视的。只要稍作整体和系统性的分析就能看到，涸泽而渔的中国资本主义会造成今天工人面临沉重的再生产负担因而被迫“绝育”的处境，但是短视的资产阶级仍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驾着资本主义的马车一头撞向南墙。在这个结构性必然造成的“实际上女性身体不自由”面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呼喊的“女性身体自由”口号空洞又软弱。

　　马克思曾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在古代的等级制社会，“例如，贵族总是贵族， roturier〔平民〕总是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市场机制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很难利用他们所认识的必然性（光是想想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寿命就明白了），而自由恰恰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被物化，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被商品和货币这些物所支配，导致人的异化。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让商品和资本成为主导力量，而人反而被这些物所控制。而如果生产是预先决定的（即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经济计划），那么人就不再是被物所控制，而是恢复了人对物的控制。

　　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会通过整体的、系统的和理性的经济计划，恢复人对物的全面控制，同时让每个人仅需少量劳动（比如以今天的生产力来预估，每天四小时工作）就能满足各行业生产所需。它把人当作是目的而非手段，在（比如通过四小时工作制）维持社会必要生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上的自由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一项对生育意愿和家庭内部分工平等程度的相关研究表明，当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会降低，但当家庭内部分工趋于平等，女性的生育意愿会提升到接近使人类得以稳定延续的生育率水平（ “家务分工平等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青年研究 5 (2024)）。这说明当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盲目经济扩张带给工人阶级的沉重枷锁，当共产主义社会用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充足的物质经济真正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再结构性地强加职业和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时，人类社会反而并不需要额外通过计划来操心自身的种群延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真正的性解放和性自由才得以实现，女性的解放作为普遍的每个人的解放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才得以成功。

　　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因为考虑资本利得而放弃研发和推广能将女性从生养活动中解放出来的技术或服务。比如“工业党”常常幻想社会化抚养、育儿假等等社会福利，这在逐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有可行基础。在前者中，尽管劳动生产是社会化的，但资产阶级为了降低成本、最大化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将抚养和教育下一代的经济和劳动责任完全地推给个人。不仅是养育下一代，而且对如养老这些并不释放直接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但是在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服务，资产阶级都恨不得不视不见、装聋作哑（除了服务于它们自身阶级之外）。从“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就是这个逻辑的体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以满足人的普遍生命需要为目标，社会化的抚养、医疗、养老等福利都会作为社会的必需环节被纳入整体的、系统的计划中，而不会因为不能够直接产出利润就被砍掉、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当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政治和经济生产方式——这个生产社会意识的物质土壤——会在工人阶级的专政下快速地变革，而观念上的更新则可能滞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长大、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代人，可能在革命后仍然保有难以革除的旧思想和旧习气，但共产主义社会会用它新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养育新的一代人。我们将捍卫我们的革命果实，让这个长期的持久的改造进行下去，直到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