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同志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怎么办》精讲,这一期我们准备通过《怎么办》序言来对本文的背景做一个大致梳理。
我们在此简单重复一下历史背景:
1897年,导师列宁因“冲塔”而遭逮捕,在西伯利亚结束长达3年的流放生涯后,辗转至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在流放生活后,列宁痛定思痛,认真地反思了冲塔行为的失败并积极汲取经验,总结出了“要优先建立一个坚强的战斗组织,再向专制制度发起进攻”的结论,并开始着手去做这件事情。
届时,因列宁等老的活动家被捕,新的活动家篡夺了领导权,并篡改了老活动家“政治斗争”的路线,改为“经济斗争”的旗号并继续号召工人冲塔,这一批“新人”就是贯穿本文的“经济派”,他们维护分散和手工业的小组及其活动方式,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否认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并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最终同孟什维克在历史上一齐扮演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诞生的角色。
列宁为了其建党计划,通过《怎么办》、《从何着手?》、《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等文章同未来的孟什维克、当时的经济派作斗争。
列宁为了其建党计划,通过该报同未来的孟什维克、当时的经济派作斗争。《从何着手》一文正是在对抗经济派的情境下写成的
正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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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第4号)一文中所谈的那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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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说,按照列宁的原定计划,《怎么办》一文是要仔细地解释《从何着手?》一文中谈到的那些思想,哪些思想呢?我们从后来人的角度看就是列宁的“机关报建党计划”,列宁在未来也通过这一计划,成功地摆脱了社会民主工党的松散状态。届时的社会民主工党同未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有着极大的差距,与其说是党,到更不如说是“有着统一纲领的各个松散小组”,与其说是一支无产阶级战斗部队,更像是松散的工人组织联盟。列宁正是为了摆脱这一现状,通过这一时期的各类著作反对打着“经济主义旗号”并要求“保持松散的组织现状”的经济派,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讲完写作计划,列宁作为一只鸽子拖更了,所以他继续写到了拖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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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141。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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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粉丝问列宁:“主播主播,你怎么不更新呀?”列宁用了回答这些私信时一再道歉。那这段时间列宁干什么去了呢?
原来,列宁试图调和同经济派的矛盾,采用说服的办法来纠正经济派的错误,所以他拖更了,他把用于写作《怎么办》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统一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如果成功了,那《怎么办》一书就和我们今天见到的内容有所不同了。有些很幼稚的问题都不用一再重复,那么这次尝试统一的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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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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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统一失败了,工人事业派又转向了经济主义,所以有些派别就是死鸭子嘴硬,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就是公开矛盾、公开论战,通过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战斗组织来在各个战线上击溃他们,这一时期的《怎么办》等相关文献就是列宁从思想战线上向经济派们开火的战斗痕迹。
既然经济派不听话,说服不了,硬要不撞南墙不回头,那就只能采取公开论战的办法把一切矛盾都公开掉,只有对自己理论不自信的家伙才会拒绝回应公开论战,拒绝公开矛盾,正如经济派在百年前做的一样,在列宁的《怎么办》写出后还要试图做垂死挣扎,死缠烂打、东拉西扯,但就是不正面回应列宁的质疑和回击,今天的新经济派不也是如此么?说什么“我们认为不值得一驳”,然后转头从其他角度攻击我们“搞独裁”,为什么不正面回应我们对你们组织极其松散的责难呢?实际上是我们说对了,你们想要反驳,但根本无从下手。
回到原文,列宁继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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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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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一开始只想公开讲明白上文所提到的三个问题: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
这就带来一个疑问,为什么明明只要解答三个疑问,但《怎么办》却有这么多的篇目、如此多的小节呢?
列宁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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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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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列宁已经讲的很明确了,火星派同经济派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对立问题,两派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尖锐对立着,所以这就不能用前文的三个问题来概括。
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火星派同站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经济派的一次激烈的斗争,火星派主张的党在未来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经济派主张的党在未来成为了孟什维克,也正是在这次斗争中锻造出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在未来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共产党。
列宁继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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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像“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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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反对批评自由,列宁这种闭反动派麦的行为是多么的“专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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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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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究竟向工人鼓动什么?是只讲被剥削、不揭露政治黑暗,还是以揭露政治黑暗等行为的政治斗争为主?是只要求无产阶级争取随时可能被敌人夺回的经济利益,还是要求他们彻底打倒反动的中修叛徒集团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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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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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群众组织和职业革命家组织究竟有什么区别?是要求列宁们融化在工人群众当中去做尾巴主义,还是让列宁们带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走向革命?是打着“融工”旗号把职业革命家融化在工人阶级当中去,还是职业革命家以先锋队的姿态去把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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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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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经济派越是不从正面回应列宁的疑问,我们火星派就越是要越是坚持这个战斗组织的计划。这点在论战时也是一样,如果对方东拉西扯而不正面回答疑问,那就只会拖延革命者的时间,连我们的疑问都不正面回应,那就没必要谈下去,转头去继续干自己的事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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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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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结尾,列宁指出了一切努力已经不能避免同经济派的决裂,工人事业作为突出的经济派的领头羊要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的新经济派拾起他们老前辈的牙慧,挂上了教员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帜狂热地崇拜工人的自发性,已经沦为了经济派起死回生的躯壳,他们的作用也将是历史性的,我们如果不能彻底斩断新经济派缠绕我们的双手,我们也不能前进。
这里就是《怎么办》精讲第一期的全部内容了,本期我们通过历史背景,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了“经济派”,为未来《怎么办》的继续解读打下了基础。作为“俄服第一喷子”,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列宁是如何用辛辣的笔触来整个地批判新经济派的了。同志们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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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尾注释: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派》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
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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