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批评｜关于波兰团结工会

　　《从社会主义梦想到右翼的现实：团结工会的起源及其失败》（后简称《起源与失败》一文中的结论中如此说道：“1981年的戒严令从肉体上镇压了这场运动，象征性地使其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倾向。当团结工会于1989年重新出现并影响波兰的转型时，意识形态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结论本身需要质疑的地方首先是，历史上所有的社会主义运动都遭受过比波兰戒严令更残酷的镇压，为什么波兰的戒严令能够具有特别的能量，可以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结出资本主义全面统治波兰的结果？

　　以这个质疑出发，进而引出的观点是：

　　1.《起源与失败》一文只以概念的范畴来理解波兰团结工会历史中的“自治”，而不是以团结工会的实践及内部斗争的内容来理解“自治”，导致文章作者对于“团结工会左翼”的定位严重失实；在此基础上，错误地将库隆等人看作团结工会左翼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从而是着眼于团结工会领导层内的左翼意识形态，而忽略了基层工人真正的自治意识与实践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哪怕是领导层内的左翼）的斗争关系，因而整篇文章实际讨论的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实践与经验，而不能代表团结工会真正有历史意义的实践与经验；

　　2.《起源与失败》中只主要讨论了团结工会的历史，对波兰当时官僚集团的情况只有寥寥数句，更加没有指出波兰当时官僚集团的内部问题，更没有讨论苏联官僚集团的问题，这使得当时波兰团结工会斗争的另一方分析几乎空白，让“苏联军事压力”、“地缘政治”等问题置于完全抽象的情况下，夸大了戒严镇压使得团结工会更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自治问题。

　　《起源与失败》中认为，团结工会：

　　“尽管存在这种多样性，但 1980-81 年的统一目标是迫使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接受独立自治工会并尊重基本权利。团结工会的官方纲领（在 1981 年 10 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概述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生产资料从国有转变为社会所有’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实际上，团结工会倡导对波兰的政治经济进行根本性重组：工人和公民希望在工厂如何运营和国家如何治理方面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经常提到‘自治’和‘社会’所有制，而几乎没有提到资本主义或私有制4。一项分析指出，在长达 60 页的团结工会纲领中，与“社会”相关的词汇出现了 144 次，而‘自由市场’或‘私有财产’等术语却几乎未出现。这并非表面功夫或是对审查制度的认可；它反映了工人们对“社会企业、社会控制经济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真正渴望——本质上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愿景。”

　　接着，文章在下一节里提到：

　　“团结工会内部的这种左翼倾向的精神体现在工会 1981 年的纲领中，如前所述，该纲领强调民主控制、社会所有制和工人的积极参与。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呼吁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工人组建自由工会，为‘自治共和国’而战。这是对苏联模式的直接意识形态挑战——不是要求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是要求具有人性化的分散式社会主义。”

　　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但作者似乎没有留意到这个首先呼吁“民主”、“自治”、“自治共和国”的纲领在它制定出来一个月后遭遇了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81年9月5日召开的。会议召开除了讨论纲领之外，还对当时波兰政府提出的“工人自管”法案进行了猛烈抨击。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

　　“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 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

　　（引自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

　　而《起源与失败》里认为体现了工人自治思想的雅采克·库隆，他的确在1976年参与成立了工人自卫委员会，并且该委员会拥护“自治共和国”这一理念。但在1981年2月，“库伦（即库隆，翻译有差异）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

　　（引自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

　　关于团结工会的这次妥协，更为详细的记载可以看杜维【法国】的《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里面说道：

　　“在关于工人自治的辩论之中也同样出现工会与政府的分歧，主要是在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上。对波共来说，自治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的组织，厂长仍是由政府最后控制。此外，有权自治的企业数目受到限制。据工会专家估计，政府拒绝给予自治的企业，占国民总生产一半以上。工会的反对是一致的。

　　在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之前几天，国会对政府提出的自治法律进行投票，一些议员希望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寻求妥协，所以出现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大部份议员修改政府的计划，令其更有利于工会。自治企业的领导将由自治委员会和（由党、政府控制的）建设委员会选任和撤换。如果出现争执，双方可以上诉。此外，自治企业的名单将与工会谈判。工会全国委员会获悉这个修改，便立即决议支持国会这两点，至于被国会拒绝的工会第一节大会决议所要求的举行全民投票，则置诸脑后。

　　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后，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向代表解释，认为是‘工会的巨大胜利’，创造了新的局面，十分有利自治的发展。虽然不足够，但也提供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行动的法律根据。‘如果政府企图无理限制自治企业，它便会犯法。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强调了的乐观并不为代表们接纳，而且，主席团的决定方式被认为不民主。它等于说四个人（其中两名专家并非选举委任的）可以替整个工会作决定。

　　对妥协的内容也有争辩。莫扎鲁斯基认为委任厂长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工会现在应该为决定自治企业的名单努力制造既成事实。库伦是为妥协负责的四个人之一。他从战略方面为妥协辩论：‘或是对国会的招手作反应以影响法律，否则我们关上谈判之门，法律就会变得更坏，我们便会走向对抗。’

　　相反地，大部份代表认为所作的让步太重要了，格维斯达将妥协形容是‘历史性错误’。推动自治运动的56名代表发表声明：‘国会的法律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呼吁大会决议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迫使工会干事真正保卫自治。’三名代表发出警告：‘越来越多的企业令我们觉得警惕，显示了国家扼杀真正自治运动的企图。企业的领导人将工人委员会压制在波共的企业委员会第一书记之下。工人自发组织的自治委员会被忽视。这些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

　　结果形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认许有关的法律，要求“成立分析和监察小组。在六个月之后，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是否组织第一切大会所计划的全民投票。”这个动议被大部份代表拒绝，改投另一动议：“议决在各企业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两条远离工会立场，危及到企业自治和自管及由此的经济改革的法律。”这个决议事实上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两节大会中间接纳的妥协。它证明了代表要坚持去年的胜利果实。它强调了对政府缺乏信心，要自觉地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意愿。事实上它清楚指出，如果与政府发生冲突，应该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工会应该避免受误导，而集中于影响全国的问题上。

　　对自治问题的决议与反对加价的决议都显示了，工会的基层在表达不满和在企业内的激进化时，由于工会内部的民主，能够作出压倒性的发言。”

　　关于政府提出的“工人自管”方案（其实质是重回1958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的法律，用以替代1956年被政府取缔的“工人议会”。“工人自治大会”是党的工具，大会主席位置自动保留给厂内党书记）最终是否被代表大会接受，刘荣锦与杜维的记述似乎有所矛盾。但在这两个记录中，可以反映的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与团结工会基层之间，同时也是团结工会的各类知识分子、专家和团结工会的基层工人之间，存在分歧。

　　这样的分歧在“自治”问题上表面的表现是，团结工会领导层要求一种合法的程序，或者是一种渐变的程序，以自治委员会与政府的合作来获得工人自治的结果。而代表大会上的大部分代表，则要求一种更直接，或更激进的方式，要求自治委员会能够以更为独立的方式获得保障。

　　但更深层的分歧是在于，即使对于库隆这样的左翼背景知识分子来说，他所理解的自治是一种更偏向对企业监督的自治，工人自治委员会或者团结工会本身不应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活动中。例如在《东欧工人焦点》杂志的记录中：

　　“另一方面，从（1980年）十月开始，在格但斯克出现更详细的工会计划；但这份由库伦写的计划并没有被用作未来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尽早在每间工厂选出自管委员会，要成为独立于工会和所有控制的工人代表组织，正如战后初期一样。选举应该基于按比例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包括管理社会基金（假期、营舍等）、房屋基金、控制互助存款和贷款，和所有在劳动法例内订定的权力。’

　　这些工作都是有限的，并没有触及工作间内的经济权力和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个提议仍然是有利于推广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思想。它的内容被格但斯克厂际委员会的时事委员会接纳为选举委员会的方法。”

　　库隆本人的思想我们先不继续深入讨论，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团结工会内部对“自治”的概念的较深入的分歧点，是在于工人自治要不要直接面对经济问题。同时，《东欧工人焦点》指出：

　　“虽然有很大热情和动员，工会的内部组织是繁冗的，这是由工会与政权之间的不断紧张关系造成。很多任务会活跃份子认为这个组织太弱，不能肩负真正的全国责任。最后，人民还不信任经济参与；他们从旧的工会的经验中感到经济参与即等于贪污。

　　人民恐怕一旦团结工会在工厂或全国负起责任，它便会被束缚着，要共同处理危机。他们没有信心。”

　　波兰团结工会是在波兰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波兰团结工会本身有没有回应这个危机的魄力呢？当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在此问题踌躇不前时，他们自然不会彻底地支持更进一步的工人自治。《起源与失败》比较注重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里搜寻一种“反苏的左翼运动”，将团结工会的起源指向对波兰的统治阶级或苏联模式的反对，但隐藏在这个鲜明的反对的背后，是他们提出了什么样具体的方案，以及实践，来面对波兰当时的经济危机。

　　与库隆等人踌躇不前相对应的，首先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基层工人开始成立讨论经济改革和自管的机构。1981年3月17日，在波兰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且达到灾难性的程度的背景下，“在格但斯克船厂和热舒夫公共运输的活跃份子的倡议下，成立了将全国十七间最大的企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大企业联络网’”。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成立车间自管委员会，以作为导向改革全国经济的基础。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这点亦写在联络网的纲领之内。每个提议都受到二十万八千个团结工会活跃份子的支持，令联络网成为工会内一个真正的咨询组织。”请注意，联络网鼓励的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成立自管委员会（同“自治委员会”），而是鼓励成立车间的自管委员会。联络网的出现转变了团结工会在自治问题上的立场，使自治成为了不仅仅是团结工会纲领里出现的漂亮字眼，而且是他们的行动纲领。

　　而在1981年7月，罗兹和卢布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区际会议，主题是工人自管。实际上罗兹市的工人已经在1980年十月开始进行了局部的车间自管试验。7月的会议决定成立“自管委员会区际合作工作团体”，也叫“卢布连团体”。它从“必须向工人自管组织订定一个短期行动的整体计划”开始，因为“除非一些先决条件能够实现，否则在下一个月内，自管组织是不能接收管理各企业的。”这些条件包括由国会通过法律，成立紧密的区际联系，和成立一个全国资料中心。

　　在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发展出来的工人自管中，突破了库隆对于自治不能直接干涉经济活动的想象。譬如在联络网于1981年发出的议案中，他们提出：

　　“社会企业以自决的形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管理自己的业务。它被赋与法定人的地位掌管所有雇员。后者管理国民财富之中给他们托管的一部份，通过他们本身的自管组织加以运用。”（第一条）

　　“这些自管组织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第十条第三段）

　　“全体自管雇员可以处理企业的财产，决定它的活动和发展的总路线，和决定怎样分配利润。”（第十条第五段）

　　这三段条文，除了显示联络网敢于直接干涉经济活动外，他们与瓦文萨、库隆等人跟政府妥协的自管组织方案的区别还在于，互联网要求的自管组织是企业内的权力机构，而之后10月妥协的方案中，自管组织只是一个企业内的咨询机构。

　　（以上引自《东欧工人焦点》）

　　与库隆的想法最鲜明的区别体现在罗兹和卢布连活跃分子关于自治的声明中。与库隆拒绝直接干涉经济活动，将自治的保卫诉诸于法律的立场不同，“他们结合了工人控制生产、工人自治运动和积极罢工的概念。‘在与政府对抗的时候（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准备好从消极占领式罢工走向积极占领式罢工[译按：即继续生产，但由工会将产品分配]。首先是将主要生产资料交由社会托管，及建立社会企业。……如果团结工会被迫采取集体罢工这个武器，就让工会发动罢工，能够加速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及开展脱离危机的道路。’”（杜维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

　　最后关于“自治”这个概念里值得一提的是，团结工会的纲领是在1981年2月完成草案，草案在2月25日在协调委员会进行讨论，在4月17日发布让一千多万会员讨论。这份草案里关于“工人自治”的部分，是在“经济改革”一章中集中出现的，由此可见“工人自治”本身是以回应经济危机而出现在纲领里。但这份草案中并没有任何“自治共和国”的内容，“自治共和国”的内容是在3月出现的联络网以及7月出现的卢布连团体共同形成的运动压力下，才最终出现在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讨论中。（引自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