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从大连工业大学开除的李某某想到“娜拉走后怎样？”

　　在“网络烂瓜不断，各领风骚数天”的混乱舆论场上，昨天大连工大和前学生李某某，以及以胡锡进为代表及与之意见相近相反的各路大V对此事的“观点”霸榜热搜N条，悲哀之余，想到100年前鲁迅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被大家根据大连工大与相对方李某某本人均为始作俑者的实名通知“公告”、而理所当然纷纷实名“荡妇羞辱”的李某某，在这轮更为猛烈销骨烁金的舆情之后将会怎样呢？

　　这当然不是令人赏心悦目、正脓量满满的“新闻”，李某某此前也只是千千万万青年学生中的一个“素人”，自从去年看到网络曝出此“狗血花边”绯闻后，笔者并没有仔细关注前因后果，只觉得是晚近几十年社会道德风气重新大面积沦丧以来的又一个堕落女青年被来上海参赛的乌克兰电竞网红“白嫖”后当“easy chinese girl”炫耀的又一个可悲可怜的自投罗网的慕洋猎物，但看到她在数月之后的7月8日（上周一）被大连工大以“有损校誉、国格”的定性开除，却又在整整一周之后的7月13日（大周末）突然爆发舆情，见惯了神秘之手舆论操弄的网民们也许在裹挟聒噪过后，该想一想别的。

　　笔者不愿去揣测这波舆情到底是有什么背后因素，仅就这个21岁的女青年当事人的悲剧事件，也想像百年前鲁迅先生对1879年号称肇始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易卜生经典社会剧《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的命运做些也许杞人忧天的思考。她还是只会像鲁迅所揭示的那样：堕落、或者回来吗？

　　网上对李某某或是“自作自受、求仁得仁”的鞑伐，或是其“个人权利”受到大连工大粗暴“践踏、二次伤害、处分过重”的“理中、人文关怀”之下的流量狂欢馒头消费，也有对李某某未来出路的“常规预判”——隐姓埋名找个老实人接盘回归日常或者爆得大名之后的带货变现网红之路……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价值观”：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前面那些“智者”的预判也许正是看多了东莞“女神”低调转型和各路名人网红各领风骚好几年“成功”成为人上人现身说法后基于这种黑白猫圭臬的“真诚”建议。

　　李某某才21岁，她应该说完全是在这种土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的三观形成，是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说《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只是易卜生在写诗时不小心给观众读者带来的“副作用”，那么鲁迅先生百年前所揭示的两种结果对于当代新新人类们又该从大连工大和李某某这出“活剧”中真正做哪些思考启发呢？

　　学校哪怕从封建传统文化定位而言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如果从新中国以来，更是曾经被赋予过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宏伟使命，而今天的大学不但成了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的批量加工厂，还在试图为市场经济这部巨大机器规训出源源不断的“通用零部件”，但是在学生李某某们出现这样那样的三观偏差时，却又以“卫道士”的嘴脸要吞噬和毁灭掉她（他），以维护“校誉、国格”，这是多么令人可笑的做派。

　　在笔者看来，李某某不应该像某些人建议的，从此抬不起头羞于见人、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找个老实人接盘、去“融入”这社会继续过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日子；也不应该从此堕落下去自暴自弃，去过行尸走肉破罐破摔的非人生活；更不能受这事件及舆情的二次伤害刺激继续在这土壤环境中异化下去、走到性别对立或者自寻短见的极端情绪……相比于鲁迅先生所处的年代，在经历了建国后妇女解放运动的洗礼，经历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光荣之后，如今的女性经济自立和女性地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晚近数十年以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毒害和拜物教的持续异化，再加上封建传统思想糟粕的回潮孽生，当今女性面临着新的多重压迫多重困顿，需要开展新的女性解放运动，而首先面临的应该是思想上新的解放——从错误的思想毒害中解放出来，在认识到事件当事人李某某自身错误以及造成她错误三观的环境因素之后，走出个人主义精资物化或性别倾轧/对立的误区，去找回自尊、自爱、自强的“大写的人”（不是任何大女人、小女人或者附庸玩物）的道路。而这次大连工大事件，也应该像《玩偶之家》一样，成为新的女性解放事业的宣言书，启发真正进步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亿万女性朋友们，向毒害你们、规训你们、消费你们、捧杀你们、误导你们、引诱你们、放纵你们、羞辱你们、最后又要吞噬毁灭你们的腐朽堕落的思想教化机器发起清算，应该被毁灭的不是你们，而是那些所有的共谋者。

重读原文——附：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鲁迅）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易卜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 易卜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 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 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易卜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 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