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消失」了吗？

　　本书文章发表于1976年，是作者试图介入当时法共党内针对该党政治纲领是否应删除“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辩论之作，也可以被视为一次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作。根据当年阿尔都塞与巴利巴尔的理解，法共党纲里“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条文固然应该保留，但是在概念上仍须展开重大更新，比如强调着重针对支撑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的国家机器（镇压型和意识形态型）。众所周知，法共最后的决议与阿尔都塞、巴利巴尔等人的立场相违。结果，自从1976年法共决议将“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从党纲删除后，西方左派政党与社运团体均采取了几乎一致的立场，将“民主”视为一个纯粹形式或法定程序的问题。

　　作者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学者

　　换一种说法：阶级斗争的唯一“限制”来自于阶级斗争本身，来自于阶级斗争为被剥削者提供的组织和动员力量的具体手段。我们都知道，剥削的任何减轻都不是对立阶级利益和解、冲突消除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是无产阶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实现力量平衡的结果。仅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时会在工人运动中引起讨论，需要康米党人警惕或纠正：工人代表被选入公共机构（议会、市政），这确实是他们在斗争中得到增强的一种表现和认可，也是进一步发展斗争的一种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将因此掌握一丁点儿的国家权力，就好像国家权力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地方或特定的“权力”，在各阶级之间按其政治力量的比例分配，而不再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绝对掌握。正是斗争的经验，如果持续不断地发展，必然会导致承认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阶级专政【康米党人已经与“制衡”神话进行了足够多的斗争，他们自己不会再复活它。】。

　　如果国家权力确实是我刚才所说的阶级专政，那么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它们往往是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和再生产的两个阶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概念，它们代表了同一对立过程的不同时刻。这一点在目前的讨论中再次得到了证实，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样，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拒绝，按照它所参与的意识形态推理的逻辑，立即导致了对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作为阶级的工具这一概念的转折、削弱，最后也导致了对这一概念的修正。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可分割这一事实的首次验证：拿掉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其他概念就会分崩离析！

　　无产阶级革命是对现存社会力量关系的推翻，是在斗争过程中建立一种新的力量关系，这种关系与以前的关系截然相反。如果认为这种推翻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认为在资产阶级方面存在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历史力量，一种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能够团结和领导劳动人民反对资本的“第三种力量”。这种“第三种力量”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以摆脱它感到被压垮的阶级对立，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它可以在农民、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或技术官僚、“新工人阶级”，甚至（左派无政府主义变种）“亚无产阶级”等阶级对立中先后“认识到”这种救世主。这无异于违背工人运动的所有历史经验，认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社会上还可以发展出另一种意识形态，并“克服”它们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这无异于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只能通过逐步废除工资劳动，进而废除社会中的一切阶级分化而消失。但是，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放弃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知道人们会在这里对我说：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说成是绝对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超越的（只要资本主义本身存在并因此发展），难道不是对历史的否定，难道不是把它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吗？如果“事实”告诉我们，今天的资产阶级不再是昨天的资产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或我们认为他所说的）那个阶级的相貌或社会地位，那该怎么办？难道为了概念的缘故，我们要拒绝得出这些“事实”的后果吗？这种反对意见的缺点在于，它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辩证法特征的完全误解之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无产阶级（相对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言）定义之上的：不存在“纯粹的”无产阶级，就像不存在“纯粹的”革命或“纯粹的”康米主义一样。它也不是建立在固定于特定时代（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等）特征的社会阶级肖像之上的。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不是以某种社会学的方式来描绘这幅肖像，而是分析对立运动本身，发现其演变、其历史变革的趋势规律，进而解释资本发展不断强加给社会阶级结构的这些变化的必然性。让我们牢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与以往所有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革命的”，它从未停止过颠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它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

　　从那时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阶级对立的绝对性（这是问题的关键）与假定的社会阶级不变性之间的混淆不可避免地掩盖了什么，而我们又煞费苦心地用“事实”来证明这种混淆是无效的：这种混淆很简单地掩盖了对立的消解、对立的逐渐消亡，从而掩盖了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必要性。正如在其他情况下，自然科学中科学知识的变化使得唯心主义哲学可以宣称“物质消失了”，在这里，我们或多或少地公开解释了阶级的消失：不再有准确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也不再有准确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是几个家庭，或者说是二三十个人，是大垄断集团的总裁们：换句话说，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是一个简单抽象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之所以对人、对人民拥有持久的权力，只是因为人民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为这一制度的对立面，取代无产阶级的是几乎所有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工人！无产阶级现在只是众多工人中的一类【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理论的严肃性和稳固性，它在剥离了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属性之后，仍然把工人阶级说成是统治阶级。】。

　　事实却截然不同。事实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当今帝国主义的发展，对立正在逐步加剧，并蔓延到世界各个地区，留给过去遗留下来的社会阶级为自己开辟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空间越来越小。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及其对资本积累进程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即使在历史上被推迟的地方（法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也在不可阻挡地蔓延。

　　当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资产阶级不同派别与本阶级国家权力的实际关系一直在不断演变。通过国家机器掌握权力的人员招募也在不断演变。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有利于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派别利益的方式也在演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可以不再是整个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权力，而以某种方式成为这个或那个派别的私有财产。事实上，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崩溃（在革命形势下，只要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懂得利用革命形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国家权力必然被其历史占有者“垄断”，但它只能被一个社会阶级垄断。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各部分之间总是存在着深刻的政治不平等，即使这种不平等体现为妥协和不稳定的平衡。总有一部分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必须扮演事实上的领导角色，即“先锋”角色，并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谋利，这部分人的霸权是阶级统治本身的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回到了根本问题上：国家权力没有历史的自主性，它本身没有源头。归根结底，它产生于物质生产中的阶级统治，产生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剥削。正因如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支配着国家，并通过改变国家“经济政策”的手段来加强这种支配。但是，垄断资本的统治是通过强力和具体约束，将自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强加于人。

　　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它纵横交错——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由众多利益矛盾组成，其中有些矛盾非常深刻，这些矛盾使大垄断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中等资产阶级以及支持生产者或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业主或工薪阶层）对立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它才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迫使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接受大金融资本和大工业资本的霸权。只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要想持续性地分化资产阶级，彻底孤立大资产阶级，确保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仅仅改变政府而不触动国家结构显然是不够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政府是否愿意，它始终受制于阶级力量的关系，它不是凌驾于作为其一部分的国家机器之上，而是从属于国家机器。正如列宁有时所说的那样，“国家权力机器”并没有脱离统治阶级的斗争统一体，它越是集中和专制，就越是如此。表面上看，政府处于国家等级制度“顶端”的显要位置，但它的强大只是因为有了这个机器；它无力对抗这个机器，只能“治理”幽灵。工人代表进入政府可能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所有被剥削者掌握了权力。法国人记得这一点，他们经历了36年和解放，经历了他们的征服，也经历了我们必须称之为（为了总结客观教训）他们暂时的失败：他们未能从有利于工人及其要求的民众政府转向革命性地掌握国家权力。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放远一点，从智利的人民团结组织到葡萄牙的M.F.A.，那么最近的经验提醒我们，存在着这样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之下，群众斗争的所有胜利，无论数量有多少、多么英勇，都是可被推翻的，甚至更糟。俄国革命的教训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了。如果说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集中和对整个社会统治的扩大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那么无产阶级也不会置身于这一过程之外，一成不变。它趋向于成为一个社会阶级，而制造业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只是创造了这个阶级的第一个核心。此外，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转变，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趋势。当1848-50年革命的实践经验在同一次运动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权力问题和能够提出这一概念的科学理论时，马克思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对工人说：你们必须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斗争，这不仅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状况，而且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使你们自己适合于政治权力。”（康米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9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就是给无产阶级下了一个历史的（和辩证的）定义。

　　历史地界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并不是要制定一个社会学定义，一个对个人进行分类的框架——即使我们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加起来也是如此——并把这个定义应用于连续的“历史数据”。而是另一回事：研究他们趋向于阶级形成的过程，以及它与争夺国家权力的历史斗争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一次阶级斗争都是一次政治斗争”：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只用政治语言表达，而是意味着对立阶级的形成是斗争本身的结果，而在斗争中，权力的占有问题始终是决定性的问题。社会“两极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与历史上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是不能分开研究的。

　　无产阶级不是一个同质的、一成不变的群体，它的名字和命运一劳永逸地刻在自己的额头上。它是持续不断的无产阶级化进程的历史结果，这一进程构成了资本增殖的另一面。这一过程是不平等的、矛盾的，归根结底是不可逆转的。

　　还需要我们提醒大家这一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及其连续性吗？它是以牺牲个人和家庭生产为代价的工薪阶层在生产领域的发展。在资本集中的作用下，工人集中到大公司中，从而使劳动力从属于“机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个人不可逆转的剥削关系得以具体化。因此，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集体工人”的形成，他们的生产力因技术革命而不断提高，技术革命已成为榨取其劳动力的许多手段，确保了资本的扩大积累。然后，人们倾向于将工业形式的劳动力剥削扩展到社会劳动的其他部门，这些部门要么是“生产性的”——直接增加剩余价值（农业、运输业），要么是‘非生产性的’——将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的“非生产费用”降到最低（商贸、银行业、公共和私人行政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因此，在社会范围内，就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国家条件下，把工人的个人消费降低到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大众消费”的形式，即强迫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再生产的需要不仅决定了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数量，而且决定了消费资料的“质量”。最后，资本从周期性失业、小生产者的毁灭、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中获得了相对过剩的人口，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工业后备军。

　　所有这些因素在任何地方的作用都不尽相同，尽管它们在同一机制中相互联系，是同一生产关系的历史结果。难道在我们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减弱了吗？相反，我们不是正在目睹无产阶级化进程的巨大进步吗？帝国主义资本的“危机”和“重组”是无产阶级化进程的许多新阶段。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在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中的地位及其殖民地的保留地，使它能够长期拖延和限制无产阶级化，从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无用”，但在政治上却是资本不可或缺的。

　　尽管如此，这一过程并不会自动导致一个自主的无产阶级阶级形成，或者说，它只是通过其趋向性规律所固有的矛盾的相互作用才会导致无产阶级阶级的形成。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想象成一个简单的、从这些矛盾中保存下来的工人群体的“核心”。工资劳动的剥削是以工人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工薪阶层，这也说明了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竞争在每个时代都以新的形式存在，它不仅取决于资本的阶级斗争（集中、产业革命、工人非技术化），也取决于工人的阶级斗争（当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以捍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时）。帝国主义加剧了这种竞争。在生产领域本身，垄断集中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和劳动的“科学化”或组织化彻底改变了技能条件，并最终加深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与此同时，雇员和技术人员正在无产阶级化，新的“工人贵族”正在形成。现在，剥削资本通过向“欠发达”国家输出整个产业，或通过引进孤立和过度剥削的“移民”工人的整个产业后备大军，利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方式，切合并加剧了这些分工。说到无产阶级，还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工人之间，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维持的分化。

　　但是，这也意味着要考虑到工人反对这些分化的斗争，这是一场争取要求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作为争取要求的斗争，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规模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政治现象，因为它的首要目标和主要结果是克服内部分化，联合被剥削的工人反对资本，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个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存在，它们从企业观点到阶级观点、从小集团到群众组织、从改良主义到革命立场的转变，并不是无产阶级存在之后才出现的现象：恰恰相反，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它直接影响到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条件，资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必须找到新的斗争手段来对付这些条件，而这些手段远比那些足以对付个人（即使是人数众多的个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斗争手段要强大得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无产阶级的完整历史概念来定义无产阶级，会直接得出双重结论，这对我们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首先，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发展，其具体手段的加强和其干预范围的扩大，与简单的技术和经济需要无关，也与一般政治权力的必然性无关，而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历史构成的直接结果。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关系中从一开始就被铭刻的阶级对立的产物，它还是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国家，它直接把自己组织成预防性反革命的国家。

　　其次，由于上述基本原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受到产生它的资本的阻碍。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成功地把自己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时，无产阶级就完成了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一种新意义上的矛盾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无产阶级可以成功地克服自身的分裂，将自身形成为一个阶级，而在这种状况中，只要无产阶级不再被剥削，它就开始不再是一个阶级。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会立即转变为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为什么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会立即导致无产阶级概念的“消失”。周而复始：工人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就不会倾向于作为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只是对国家最终满足他们的需要感兴趣......这是一个美丽的梦，但它只是一个梦。

　　PS：很遗憾，由始至目前的主流左翼都是以迎合底层工人「对国家最终满足他们的需要感兴趣」为主，底层工人始终没有成为要求掌握并改造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还是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