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李侍曾虽然主动提出来,开设政治机关,选调政治人员,但他对政治工作者和政治机关,毕竟缺乏了解,甚至有所怀疑,总怕政委是来当“监军”的,跟国民党军队里的特务,地方上的“党棍子”是一种“东西”,俗称“卖狗皮膏药的”。
地方党组织派来的政治干部,多数都是青年学生,抗日热情是有的,却不懂军事,初上战场就害怕,缺乏历练,李侍曾难免轻视这些同志。
第一任李政委是位年轻的老革命,本地农民出身。拿着纵队司令部的派令,下车伊始,就要求配备马匹、手枪和警卫员、通讯员。李侍曾可不惯着,给了一支马枪,挑了一匹劣马,不配鞍蹬,更不配警卫员、通讯员。行军的时候,李侍曾总是上马就疾驰而去,扔下政委不管,后者完全没有部队经验,不是上不去,被马拉着跑,就是上去,没一会儿,也得从马上掉下来。不久,自己就申请调离了。
第二任政委,桂承志同志是红军出身,老资格的军队政治干部,1930年就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三过草地雪山,军事素养极好,也有地方工作经验。该满意了吧?李侍曾却经常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来试探、为难人家,甚至作弄人,让政委吃巴豆,弄得政委开不成会,睡不好觉。关系越来越僵,政委又被调走了。
军民联欢,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既然如此,组织上决定冷冷他。这时候,突然发生的一起叛逃事件,让李侍曾震动很大。
一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宫聘之,是李侍曾的亲信,长期跟着他干,也是李侍曾的青帮徒弟,所以格外信任。可就是这个“好徒弟”,却觉得反正过来当上八路,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不但收入锐减,“规矩”还越来越“大”,原来动辄打骂战士,殴打群众,现在都不允许了,那这“革命”还有啥意思?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跟着日本人干,吃香的喝辣的,看谁不顺眼,只要不是日本人,想怎么祸害就怎么祸害,这才是“快意人生”!
宫聘之秘密勾结手底下,几个土匪出身的家伙,阴谋拖抢叛变。被我政治工作人员发觉,这小子妄想拉着战士们跟他走,战士们坚决不走,还要拿枪打他。最后,宫聘之只带走了十几个亲信。
为什么战士们不跟宫聘之走?
背着缴获的日式军刀的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除了战士们明辨忠奸之外,政治工作者的功劳,显而易见。同吃同住,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带大家给老乡做力所能及的好事,群众真心拥护我们,战士们成了人民子弟兵,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自然不会跟着汉奸叛徒走了。
由此,李侍曾懂得了政治工作在“巩固部队”方面的特殊意义,更认识到开展政治文化教育,活跃部队生活,宣传组织群众,维护部队纪律等工作的重要性。他认识到八路军同一切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深深敬佩共产党治军打仗的办法。
后来,一支队和七七一团一个营,青年纵队一个炮兵连,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李侍曾任团长。部队得到空前充实,有了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排,全团共2000多人。装备加强,弹药充实,成为八路军的一支野战主力部队。
组织上派来了第三任政委,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刘福胜同志,李侍曾合作得非常好。次年,刘政委调走,原先的桂政委又调回来。李侍曾再不扎刺了,向桂承志同志诚恳道歉,深刻检讨。俩人冰释前嫌,合作抗日,三团越战越勇,转战晋冀鲁豫,威名远扬。
正在进行训练的八路军战士,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部队政治工作和战斗力得以加强,李侍曾同志也受到教育,政治上进步很快。为了帮助他进步,组织上专门派了一名教员,让李侍曾随时“吃小灶”,学习政治、文化和历史,鼓励他参加干部理论学习,吸收他参加“朱德青年队(相当于今天部队里的共青团组织)”。
李侍曾变了样,再不是那个蛮横无理,不爱学习,以“大老粗”自居,我们可以归之为“流氓无产者风气”的李侍曾,他积极学习,带头遵守学习制度,按时完成作业。半年时间,学会了读报纸,看作战方案,拟电文和写日记。
开始写日记,李侍曾很认真,但错别字不少,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桂政委不断帮忙检查作业,还夸奖李侍曾的日记,内容丰富,词句通顺。这一夸,李侍曾还不好意思,不让看了。
桂承志大大方方告诉他:“侍曾同志,这没有什么好羞臊的,我跟你一样也是苦出身,也是参加革命后学的文化。是党教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我们唯有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冲锋陷阵,才能报答万一。学习也是战场,不能当逃兵,将来赶跑了日本鬼子,国家还需要我们去建设呢!”
行进在山路上的八路军,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行军作战,再紧张的情况下,李侍曾也坚持学习,他的实际行动鼓舞了干部战士的学习热情。这支曾经遍地是文盲、“睁眼瞎”的部队,在成为威武之师,连战连捷的同时,也迅速成长为文明之师,学习气氛蔚然成风,政治素养也大为提高。
在人民军队化的同时,李侍曾学会了八路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许多道理和做法,每到一地他都要召集老乡座谈,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李侍曾是“老红军”呢!
1940年,李侍曾到太行山师部学习两个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及其他首长,都和他谈过话。朱德司令也接见了他,把他作为旧军人成长为革命战士,思想转变的一个典型,予以鼓励。
当年6月,李侍曾光荣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八路军战士和他们缴获的日式重机枪,1944年,(美)福尔曼 摄
面对党旗和毛主席像,李侍曾同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终身于党的事业,永不叛党!”
这一刻,李侍曾的心情难以名状。回顾自己的人生,杀富济贫、兄弟义气、吃吃喝喝、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甚至有奶便是娘,谁势力大就跟谁走,都曾经是他的所谓“方向”和“追求”。现在想来,何等可笑?
什么才是方向,什么才是追求?唯有抗日救国,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去,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才有活路。如今的中国,谁能领导中国人民跟鬼子斗到底,不动摇的,唯有共产党。所以生生死死,我也要跟定共产党,走到底,哪怕这条命交出去,我也乐意!
在党的教育下,李侍曾严格要求自己,和指战员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他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经常深入连队,检查督促连队伙食,和战士拉家常。战士们亲热地喊他“我们的老团长”,他可以叫出许多战士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八路军,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有一次,一个战士跟他开玩笑:“报告我们的团长,我叫什么名字?”对这些敢说敢讲的“捣蛋鬼”,他不但能叫得出名字,还知道他们在家时的小名,甚至是外号。
有时候,他不直接回答,却严肃地发出口令:“立正!报名字来!”
战士只得报名。
“不对,还叫什么‘名字’?”
战士笑了,只好说自己的绰号,于是团长一阵大笑。
李侍曾不会从头到尾唱完一支歌,而且唱歌总跑调。战士们知道了,一有机会就开团长的玩笑,啦啦队不断逗他,要求“团长来一个”,好出他的“丑”。这时,他就领唱一句,指挥着大家齐唱起来。歌声不断,此起彼伏。干部战士的情绪,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指战员们打成一片,就像亲兄弟一样。
群众慰问八路军,1944年,(美)福尔曼 摄
1941年冬,李侍曾突然患病,肝部疼痛难忍,他一直强忍着,坚持工作和战斗。直到疼晕过去,送到军区医院,才确诊是晚期肝癌。
当时,战斗频繁,医药奇缺,环境艰苦,上级决定让李侍曾离队治疗。
此时已经是1942年,形势陡然紧张,几次在休养点遇敌。要不是群众冒死掩护,战士们拼死抵抗,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几经周折,李侍曾同志的病情,愈发严重。
后来,就是著名的“四·二九”大扫荡,冀南的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日军调动调集了三个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加上伪军,共计三万余人,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扫荡,妄图摧垮我冀南抗日根据地。
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和群众送来的慰问品,1944年,(美)福尔曼 摄
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有相关描写,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初,由冀南抗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印的《冀南烈士传》中的文字,最为惊心动魄。
“从早上到下午,敌人越逼越近,战线延长到九十里,周围村庄、道沟、麦地都潜伏着凶残的野兽,子弹飞跃在空中像下着一阵阵的豆雨,经过无数次勇猛冲杀肉搏,每个战士的刺刀都已染上了殷红的血迹,但没有一个人表示丝毫的畏缩。
热血已经沸腾,怒火在心中燃烧,为革命贡献一切,旅的首长领导着全体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的从无数层的火力网中杀开了几条血路,终于突出了重围。但不幸,为我旅全体指战员所敬爱的最坚强的领导者,我们的副主任陈元龙同志光荣牺牲了。还有党的优秀干部陈团长子斌同志、桂政委承志同志,及李唐、李涟漪、陈正义、岳秀甫等,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惨痛的被日本法西斯的血手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八路军战士展示他们的胜利缴获,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在反扫荡斗争中,李侍曾多次遇险,多次转移,最终病情恶化,病逝在转移途中,终年45岁。
即便养病期间,李侍曾的威名依旧名震冀鲁边。他的老战友,老红军赖达元回忆说:“‘四·二九’铁壁合围时,十一团团长李继孔(李侍曾字纪孔)当时身患重病,在突围转移后,病情加剧,5月5日在香城固病逝。李继孔是一员骁将,敌人很怕他,他负伤的时候,战士用担架拾着过封锁线,走到敌人岗楼前,他对战土说:‘告诉他们,就说我李继孔要过去’。结果敌人乖乖地放行了。”
团长病逝,政委牺牲,这个团垮了吗?
当然没有!
我抗日军民缴获的日军电话线,1944年,(美)福尔曼 摄
我军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它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建立了完整的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制度,是我军的生命线。尤其是坚持了政治委员和支部建立在连队的制度,坚持共产党员吃苦在前、冲锋领头、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和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优良传统,使我军区别和摆脱旧式军队的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作风和盲目愚昧,建成为一支独树一帜的具有理想目标、高度觉悟的政治大军、正义之师。这是它之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打不垮、拖不烂,勇于战斗、敢于胜利,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的保证。
团长、政委都不在了,这个团仍然在人民军队的序列中,继续战斗。1943年,该团随新四旅,奉调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解放战争时期,编入西北野战军(后来的“一野”),成为我军在西北战场的主力部队之一,打了很多胜仗。
为纪念李侍曾,抗战胜利后,威县人民政府决定,将烈士家乡贺钊镇西村正式改名为“侍曾村”,沿用至今。
被我抗日军民彻底摧毁的日军据点,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解放后,李侍曾烈士的忠骸,移葬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46年1月,由冀南抗战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的《冀南解放区烈士传》中,有篇《李团长继孔同志事略》。我正好有这本书,为纪念烈士,保存史料,昭示后人,今原样全文抄录如下:
李团长继孔同志事略
真是不幸的很,一九四二年「四二九」事件之后,紧接着我们的李团长因病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号和我们永别了。团长是我团(十一团)的创造者,是我们亲爱慈祥的领袖,他自始至终和我们在一块生活,斗争在一起。他的死我们是万分的悲痛和难过,我们失掉了一个英明的领袖,一个善战的英雄,他的死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李团长是冀南威县贺钊人,出身系贫农,过去在家他做过苦工,推过小车,也曾当过旧政府的大队长,公安局长,从来就是忠直诚恳的。他当公安局长时,处处为群众着想,没有丝毫刮地皮、发洋财的思想。秉心公直人人敬爱,曾经为挽救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几乎被害。因为这样,在邱县、威县,李世增(他原名)的名字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七七」事变后,鬼子在我冀南奸淫烧杀,到处横行,这时蒋军溃退,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土匪乘机四起,闹得人民不能安生。这时候他毅然举起抗日的义旗,组织「义勇军」。初时只有二十一个人,积极和敌人战斗。在他的威名下,争取了许多土匪走向抗日战场。不久,他组织的那支队伍就有凡千人了,编成了「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这就是我团(十一团)的前身。
团长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后,他便确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意志,在初改编的时候,有些怕艰苦的人要求退伍,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去说服,个别的坏分子被检举了。他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对党的忠实。他的爱人曾数度到部队来找他回去,可是他用大道理说服了她,并告其家人帮助队伍扩军。团长是个不识字的人,但他的学习很积极,学习生字,看文件,研究情况,每天晚上都到半夜才睡,仅仅半年的工夫,他由不认字到能记日记,这除说明他学习积极外,更证明了他追求进步的虚心。他曾经为了做伪军工作,天天都在考虑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伪军反正。部队有一个时期问题很多,他亲自下连五天,以切身体验,想出很多纠正办法。
因为团长有那么多的优良作风,旅首长在会议上号召学习李继孔同志,全旅干部都激起了向他看齐的浪潮,这是团长的光荣。
我痛恨无情的病魔竟摧残了团长的生命,我愿意学习他的精神,为他未完成的光荣事业而奋斗到底!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无上光荣”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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