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需要大力推动“社会系统工程”建设

　　上篇文章，我们提到系统工程是一套组织管理技术，小到企业，大到国家，均可使用，尤其是今天，我们的经济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正处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系统工程技术无疑是最有力的工具。

　　当然，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是极度复杂的，正如钱老在《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文中所说：“一个国家的社会集体是一个开放的、与世界有交往的复杂巨系统。‘巨’是说组成这个系统的子系统数量极大，上亿、十亿；‘复杂’是说子系统的种类极多，而且其相互作用又各式各样。尤其是子系统中有人，而人是有意识的，能根据环境信息作出判断，决定行动，不是简单的一定规律的反射。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可以称为社会系统”。

　　钱老在《关于观念和方法问题》一文中继续说道：“要研究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过去的许多理论方法恐怕都不行。最老的所谓数量经济学，后来又由此衍化出来的回归法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毛病是太简化了。那么，近十几年来，外国人又搞了所谓‘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两位大师，一个是比利时的普利高津，一个是德国的哈肯。普利高津还为此得了‘诺贝尔奖’，都来我国讲过学，也很轰动。他们的这些理论、还是太简单，因为他们用的参数的数目大概是十几个，整个社会系统就用十来个参数描述，是不能反映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的。还有美国人搞的所谓系统动力学，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J.W. Forrester)。福雷斯特自己比较客观，他在‘系统动力学’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谦虚地说，他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还得看。实际上也是太简单，因为系统动力学里用的参数也是那么十来个。所以耗散结构、协同学、系统动力学这些比较现代的理论，他们用十来个参数把整个‘特殊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里面的问题简化到那样一个程度是不合适的。如果你硬要那么简化，那当然是主观的，也就是唯心主义了，所以是不行的。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觉得我们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够像他们那样。当然我也不是说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系统动力学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们在处理简单的巨系统时是可以的，复杂巨系统不行。处理简单巨系统，如德国人哈肯把他的协同学理论，用在物理学的激光器上是很成功的，因为激光器的参数很简单，就那么几个。比利时的普利高津把他的理论用到物理化学现象中也是很成功的，但那都是简单巨系统，不是复杂巨系统，不是社会系统”。

　　由此可见，搞“社会系统工程”这么复杂的事情，外国人的理论是不行的，即使他们发现了还原论的局限，努力向系统论靠拢，最终也只能解决一些简单系统的问题，面对“开放复杂巨系统”，则束手无策。

　　为了搞好“社会系统工程”，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目标，钱老在与乌家培合著的《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中说：“搞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社会和国家的目标，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这是党和国家所规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针和任务，是由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决定的。有了目标，还得有更具体的政策、组织原则和法规。这也是由党和国家领导机构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来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考虑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掌握并运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规律和自然科学技术，一是设计出一个好、快、省的全国长远规划，提供给党和国家领导审查；二是在执行中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断出现的不平衡中，积极组织新的相对的平衡；三是总结实践经验，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议；四是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和政治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提出调整计划的意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里面第一条就是“设计出一个好、快、省的全国长远规划”，很多人看到“好、快、省”的时候，就会想起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现在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多快好省”这个口号是错的，是主观主义的，是不切实际的，但事实上，这个口号非常正确，所以，几十年后，钱老又把这个口号拿了出来，只是去掉了多，因为时代不同了，过去是物质严重匮乏的时代，多最重要，未来则是过剩时代，强调多就不合适了，好最重要，但快和省是一定要保留的。毛主席和钱学森都是具有极强的系统思维的人，而那些被还原论思维毒害的笨人，是无法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在这些笨人眼里，你是不能同时追求多个看似矛盾的目标的，追求这个就要牺牲那个，追求那个就要牺牲这个，包括大大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们也不理解，他们觉得，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就要污染环境，要保护环境就要牺牲经济，如果什么都要，就是难为他们。但在具有系统思维的人眼里，“什么都要”才是正常的，而这，也是判断一个人系统思维强不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敢不敢“全都要”。被还原论思维毒害的人，为什么不敢“全要”，因为他们遇到任何问题，都是不断拆解，拆解的过程中，把事物之间的联系都给强行切断了，所以，他们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制造更多问题。有系统思维的人则相反，在他们眼里，问题之间是相互联动的，同时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比单独解决一个问题更容易。所以，我们要搞“社会系统工程”，目标一定要定得足够高，如果目标定低了，很多人肯定想着用还原论思维解决算了，只有目标定得足够高，才能倒逼所有人启动系统思维，事实上，中国人在系统思维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只是很多人顽固地把自己封印在还原论思维里，不肯出来罢了。

　　说到“思维封印”，我们觉得，有一个“思维封印”，是一定要打掉的，那就是，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长率是一定要降下来的，事实上，如果“社会系统工程”搞得好，今天的中国，是仍然可以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的，而且是高质量增长，不造成污染和浪费，毕竟我们要同时追求“好、快、省”，不好不行，不快不行，不省也不行。钱老在《对当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工作的两点建议》中说过：“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工业年递增率达18%，农业4.5%。后来出了毛病，再也没有达到这么高的速度，而且还有一个理论：基数大了，年递增率一定要下降。经济学家们这样说，我也只好这样认识了。但是造诣很深的、很有见解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打破了这个理论。如何打破的呢？他指出关键在政策。例如，如果不改进生产的科学技术基础，只搞外延发展，照样翻版，那就会因基数大而降低增长速度；如果采用新技术重视内涵发展，那就有可能保持高速增长”。

　　同样在这篇文章里，钱老有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钱老说：“我最近想，我们从前讲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每一个人‘各尽所能’？前一段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觉得‘各尽所能’不大容易做到。于是有人说，干脆就提‘按劳分配’算了，不要说‘各尽所能’了。恐怕这也不对。新党章还是写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可是，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意见（也许是错的）：我认为，上面的两句话应该倒过来，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因为，不按劳分配就不能做到各尽所能，而各尽所能是我们社会的目的。我们有10亿人口，凡是能够工作的谁不想能够尽他之所能？但如何做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待业青年，还有一些情绪不太好的人，有人怪他们懒，怪他们不文明礼貌。其实，我们不该完全怪他们，他们有些事不顺心啊！据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老头子要下车，前面走的人下车慢一点，他就拿拐棍打人。当然乘客们批评他，‘老头子怎么随便打人？’其中一个旁观的青年倒说了一句公道话，‘现在许多人心头有气，我看这老头子也是。’依我看，这个气不是别的，就是有劲使不出来，不顺心”。

　　钱老在《关于系统工程与经济管理体制》一文中也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感到，现在不少人心里有气。为什么有气呢？就是有劲没处使，有劲使不出来。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话是钱老四十多年前说的，放在现在，反而更加合适。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不是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降到了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分配”方面出了大问题？是不是没能做到全社会每一个人“各尽所能”？是不是有太多人“心里有气，有劲没处使，有劲使不出来，不顺心”？既然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我们怎么能够认定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是正常的呢？

　　同样在《对当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工作的两点建议》一文中，钱老继续说：“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适合客观实际情况。想象的东西，脱离实际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重温这段话，我再一次得到深刻的启发。我们现在确实应该鼓励大家对一切不合理的，又妨碍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体制大胆改革，要总结群众经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实际，进而科学地制订适合中国的政策和体制结构。这是一项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工程，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工程（或社会系统工程）。现在这门学问似乎还没有建立。要建立这一学问，还要建立相应的基础理论，我给它设想了一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国家学。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大致为八个方面：第一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第二是精神财富的创造；第三是服务事业；第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第五是社会主义法制；第六是国际交往；第七是国防；第八是环境管理。这八个方面的功能可能还没有讲全，还有其他方面，就这八个方面说，都需要建立各自的系统工程，综合起来就是我上面讲的社会工程。如果这些工程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国家学建立了，并且完善了，则我们就能科学地制订政策，决策也就更有科学依据了。现在大家认识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或者说到2000年翻两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中央领导同志所讲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最近我看到天津市的一个材料，说1元钱的科研投资，可以增加产值22元钱。其中国家可得税利6元，你看这不是把老本捞回了好几倍了吗？现在农民很重视科学种田，把科技人员叫‘财神爷’，他们从切身利益中体会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体会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但我认为不只是要重视自然科学技术，那只是一本十利或一本数十利而已，而搞好了社会科学技术，调动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是一本万利。这就与我刚才提出的社会系统工程或社会工程有密切关系了。这项工程如果搞好了，1元钱可以变成1万元钱，消极的因素可以变成积极的因素。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值递增近百分之二十是可以再次实现的”。

　　钱老还强调：“我们一定要把系统工程运用到国家规模的管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这件事搞好了，就可以为领导同志做一点参谋工作，出一些好主意，那将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可不可以办到呢？在我们国家完全可能。资本主义国家办不到，他们现在正闹‘经济衰退’，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私有制，资本家自由竞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欺骗，怎么能运用国家管理的科学？”

　　钱老所说的“我们现在确实应该鼓励大家对一切不合理的，又妨碍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体制大胆改革，要总结群众经验，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实际，进而科学地制订适合中国的政策和体制结构”，这不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吗？这不就是一项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社会系统工程吗？真正理解了钱老系统思想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大大这些年的各项举措，反之，他们什么都看不懂，他们还以为，改革就是向西方看齐，殊不知，西方早已陷入泥潭，把整个社会搞得一团糟，中国人只有在毛主席、钱学森、大大的系统思想指引下，搞好我们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才能走出康庄大道，进而引领全人类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怎么搞“社会系统工程”。先展开讲讲国家生活的八大功能，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功能的八个方面”，钱老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一文中说：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门新的系统工程，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系统工程或社会工程，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结合起来。这是一门实际的技术。采用这门技术，就可以设计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如同现在的工程师们设计一个产品，一项工程一样。指导这门工程技术的科学理论呢，里面有许多像技术科学类型的学问。所谓技术科学，是借用自然科学技术里通用的术语：在自然科学技术里，一个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一个是为工程技术提供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或者叫应用科学，是有别于基础科学的。它们的层次是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再到工程技术。我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学问，也应该有一个层次。比如，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叫社会系统工程，这是第一层。为社会工程提供理论依据、理论基础的属于技术科学的性质，是第二层。像我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就是技术科学的性质。它为直接绘制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提供科学根据。再上去，就是基础科学的类型了，就是人们熟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这是最高的一层。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办的事，暂时划分八个大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生活中的一种功能。功能这个词，是借自生物科学的。在生物科学里，所谓生物功能协调，那就是发育正常，欣欣向荣。功能不正常，不协调，那就异常，陷入病态。我们常说，经济发展要良性循环，不要恶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功能正常，恶性循环就是功能失常。所以我把国家生活的八个方面又叫八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物质财富的生产事业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国家功能的根本。没有物质财富的生产，人民无法生活，其他一切也都谈不上。因此，它也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抓这个问题。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党的十二大文件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赵ZY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讲了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胡YB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概括地讲了这项功能的四个方面的工作。我想，这些得到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的原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方针政策。我们遵循这些方针政策，就能建设起物质财富生产的良好的国家功能结构。当然，我们随着事物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可能还会在具体问题上作一些调整、补充。但总的说来，大局已定，建立物质财富生产的国家功能结构的这个原则是很明确了。

　　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这个问题时，要不要研究和解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个没钱干不了；那个好是好，没钱也干不了，好像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限，一年才大约2000亿元，但又想办很多的事情，是有困难。但是不是这2000亿就把人限制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呢？看一看农村发展的形势，就好像没有限制死。最近看到首都钢铁公司的情况。首钢的年产值翻两番，可以不要国家投资，不增加能源的消耗。这好像也打破了刚才说的钱，即投资的限制。我看根本的问题是发挥人的智慧，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就是要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和能力都发挥出来；钱，毕竟是一个人为的因素。人为的因素，就可以人为地打破它。这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当前要研究的大问题？我看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

　　第二个功能：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

　　如果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应的就是精神财富的创造。在这里，精神财富这个词，恐怕也要加上一个限制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所以，它的内容有的是有阶级性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呢？既然我们把它看成国家的一个功能，那就有必要研究清楚。比如说，自然科学技术，或者我们常常说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应是属于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社会科学要照我现在的说法，还要说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书刊、报纸、编辑、出版、印刷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以至于资料情报事业，还有图书馆、展览馆，这些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定要同时建立，这是我党十二大报告当中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统统归在“科教文”这个口袋里。而且认为这个“科教文”，好像就是一个消费的，不创造什么财富。像我这样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大概也是消费的吧！否则，你干什么了？创造什么财富了？现在我们明确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有它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这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这样高的位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这个国家不是靠命令、靠强制去要求人民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而是靠人民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指导自己的行动。这首先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人民的自觉需要。其次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各种社会制度中最民主的。大家是自觉的，不是强制的。

　　要做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要条件是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民有高度的教养。什么是教养？那不外乎是有知识。比如说，要有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一些青年的信仰出了问题吗？说资本主义怎么怎么好......后来，我们在大学里教了近代史，问题解决了。我曾到清华大学去问学生，我说，你们现在怎样？他们说，现在我们解决了。我说，怎么解决的？他们说，“我们学了近代史。从前不知道，还嚷嚷要试试资本主义；学了近代史，知道我们试过了，不行。”这不解决问题了吗！所以要想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非要有知识，即有教养不可。还有我们责怪青年中间有时候不太正常的欣赏文艺的倾向，其实，根本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艺，什么是坏的文艺。所以，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欣赏能力。

　　这里无非是举了几个简单例子，就说明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实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文化建设。不能仅注重思想建设，忽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认识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宣传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认识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重要性。

　　解决了认识，我还觉得要是真正地深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比如，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怎样正确地来领导这个事业？再说一点我的本行。在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即究竟是基础研究重要，还是应用研究重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应的比例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摇摆过多次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决心搞清楚。第一，开宗明义，明确我们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是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一切都是为现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所以，自然科学技术也当然是这样。第二，同时也要尊重自然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尊重科学，不能蛮干。我们以前干过蠢事。大炼钢铁，把锅都打碎了。我认为，科学技术就像文学艺术一样，文学艺术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直接等于政治。那么，自然科学技术也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自然科学技术也不直接就等于建设。这个意思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它自己一定的规律。前年赵ZY同志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来，我们虽然要我们的科技工作更多地去参与攻关，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但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还是要重视。这就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基础研究如果完全没有，那么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定要受到影响。因此，我的说法就是，一是要明确自然科学技术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二是要尊重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本身还有一个应用和基础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时要很好搞清楚的。

　　明确了以上两个问题，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一切是党领导的。因此，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指导。这一点不能动摇，而且我们还要加强宣传。我个人有个体验：过去，我曾经给科技人员宣传这一点，劝他们一定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对我的反应常常是很客气地点点头，实际上是没有说服他。还有一个同志，他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绩，我对他也很尊敬。我劝他学一点哲学，他反应很冷淡。意思大概就是：你看，我没有学哲学，我也干得不错嘛！我看了他的反应，我就说，你没有学哲学，你干得不错，但你没想到，你要再学一点哲学，你干得更好！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宣传。因为这是一个真理。道理是很简单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所有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高的概括，最高的学问，最一般的规律，因而它当然可以指导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也可以引经据典。比如，恩格斯就讲过：“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等等。但说这个，不免有点挖苦了！

　　科学技术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和发展提供素材，这同样也很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有生命的。怎样发展的呢？就是靠后来人的社会实践来发展。自然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也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供素材。这一点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教训的。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曾经办过一些不太好的事，就是我们喜欢把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拿来套经典（如某些哲学工作者）。他套了以后，认为套不上，就批，就反对一气，批这个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国家就批过摩尔根的遗传学。批得很厉害！还有，我是1955年回到祖国的，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根本不知道1955年苏联在批控制论，所以我还在讲我的控制论。幸好这次没有批多久，记得1956年我到苏联去，好像这阵风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没挨上。实践证明，这又是批错了的。我们还批过量子化学里的共振论，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量子化学里这个共振论的提倡者是美国科学家鲍林（L.Pauling）。鲍林是有开明进步思想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出了一个参议员麦卡锡，是专门打人，抓共产党的。他抓来抓去，抓到鲍林教授那里去了。鲍林教授倒有个挡箭牌。他说，“你抓我，说我是共产党，你看，共产党还在批我的理论呢！我怎么是共产党呀？”

　　所以，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新的发展，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强调、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这个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就会使得我们有更多的科学技术人员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将会有很大的促进。而且这个是强有力的，是我们国家之所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从自然科学新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新的发展中间吸取素材，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部分，即精神财富的创造。

　　第三个功能：社会主义的服务事业

　　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做后勤保障工作的是服务事业。这个大致相当于国外的所谓“第三产业”；但是也不相同。我们的服务事业不包括归入到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中的那些方面。包括什么呢？是商业，公共事业，像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交通事业，像铁路、公路、水路、民用航空、邮电、通信；人民生活方面，像城市建设、卫生、医疗、住房、饮食业、修理业和其他的服务行业。现在我们对于服务事业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提高，逐步地认识到它是我们整个国家功能结构体系里面的后勤部门。没有它，其他的功能就无法发挥。比如说：能源问题，交通问题。

　　我们开始重视服务事业，随后就可能提出一个问题，根据国外的统计资料，在发达的国家里，服务行业就业的人数达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像美国这些国家甚至达60%以上。同志们会感到怎么会那么多？不好理解。是不是这些人都不生产，都在那儿服务？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服务事业里，有一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提倡的。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认识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现代社会当中，交通运输、能源供应、邮电、通信等的重要性。这是我们10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本来我们的生活劳动，像家务操作，是不计算到国家的劳动就业里面的。虽然没有把这一项算到国家的劳动就业里面，可是人家在家里干呐！我想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在干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务劳动会逐步地更有效的被组织起来，走向社会化，这样就列入了国家的就业劳动。社会化了以后，效率提高了，从前要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干，现在可能只要一半，那也要占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再加上其他的服务行业，按整个就业人口的比例算，那整个服务行业就占整个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很可能将来的服务事业是就业人数最多的一个功能，是国家功能结构体系里面的一个大头。这是一个趋势，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一个趋势，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否则会措手不及的。

　　我曾经在几次讨论当中提出过注意重视通信事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社会功能当中，信息、情报的交换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性首先是表示在量大，其次是要求快速准确。这在我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在国防尖端技术的试验中，已经体会到了。大型试验的组织指挥、调度和信息交换是今后现代化通信的一个缩影，将来恐怕各个方面都该是这样。正因为这样，现代化的通信才不断地向大容量、远距离、高可靠的直接传递技术发展：从多路载波电缆到微波中继发展到同步通信卫星，现在更先进的激光通讯已进入了实用阶段。对这些我们要倍加注意，否则将来跟不上，就要拖其他方面的后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事业，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生、老、病、死负全责。这一点特别重要，它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且要研究处理的问题更复杂，我们国家现在还比较穷，我们的社会生产还比较落后。所以，陈云同志讲，第一要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设。这个话讲得很精辟很透彻。但是就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精打细算，用科学的方法把服务事业组织好，少花钱多办事，还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效率就要打破“铁饭碗”，人才的“单位所有制”，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这就是第三个方面的国家功能，我们要真正下功夫来研究它。

　　第四个功能：国家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

　　我们建国已经30多年了，有很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目前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有弊病的，这些弊病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这些弊病大家也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在着手进行改革、整顿，到本世纪末，我们都要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我们已经重视，已经下了决心，但是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国家机构，一方面要不断地改进，即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是要调整，要演变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倘若我们的机构年年变，你的工作就很困难，就使得我们无所适从了。老在变，怎么做工作？但是也不能够一成不变。我们现在讨论体制的时候，也常常听有的同志说，多少年前或者是建国初年那个时候怎么不错。这似乎是一种怀旧思想。是有一个时期我们挺好，大家也觉得好，我们想往那个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80年代跟50年代是不一样了，我们80年代的中国怎么能和50年代的中国一样呢？所以行政机构的体制也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做相应的调整，也要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改进工作的效率而调整。是不是几年搞一次小的调整，更长一点时间搞一次大的调整？这样，在国家的功能机构中，是不是要有一个常设的国家体制的研究设计单位，像总体设计部似的，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及时的提出建议和方案？

　　第五个功能：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法律、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各级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它们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好像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要引起全体人民的重视和提高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么一个情况。在奴隶社会里，什么叫法？法完全是奴隶主个人的意志，生、杀大权都在他那里；到了封建社会，情况有些变化，有了法典。但是那时候皇帝老子还是“金口玉言”，他说了算。有一句话：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恐怕那也是骗人的。封建体制当中，各级官僚也有一定的生、杀权力，也就是说他们“批示”就算数。后来资产阶级出来了，他们推翻了封建制，他们宣扬民主，号召法治，说大家都要依法守法，以法律为准绳。这么说，那当然是大大地向前走了一步。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是不完善的，它首先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比如说：他们公开称道德和法律是两回事，互不相干，可以互相背离。比如说道德，他们也认为投机取巧是不道德的，但是法律并不取缔这些行为，投机取巧，买空卖空都是合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为资本家干坏事留了很多空子，有许多漏洞，好让资本家雇佣的律师们利用它来为剥削行为辩护。

　　所以，我同意张友渔同志的意见。他在《法学研究》1981年第5期上表示了这么个意见。他说：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认真开展法制史的研究，区别哪些法制遗产可以继承，哪些法制遗产要批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打下基础，这完全是对的。既然作为一门科学，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应该是老老实实的，是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法律故意留了许多漏洞让资本家去钻。我们的法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系统最高的层次，首先可能是国家的宪法。其次，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章自然也是一个根本大法，是第二个大法。由此而下，下面一个层次，是全国各部门通用的刑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一个部门的法规，像专利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令以及其他更下层次的法令、条例、命令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就是要完备，不能够有漏洞，不允许任何人钻空子，而且最好没有交叉。有了交叉，到底依靠什么来执行，就有矛盾了。交叉就是有矛盾。怎么样来检查我们法制系统的完备性呢？将来在我们的法逐渐地完备起来以后，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就有一些不同部门的法令、条例或者命令有交叉。有的同志说：按照严的办，哪个厉害就按哪个办！这也不一定。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在执法的实践当中来考验，固然很重要，但是这样考验的时间可能会嫌长一些。我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办法，这就是设想出各种各样人的行为或者叫典型事例或者叫典型案件，看一看用我们法的系统能不能够得到合乎社会主义法学原则的处理。如果不能，这个法的系统就不够完备，就发现问题了。要检查整个法的系统，用这个办法，用典型事例，典型案件，也许要成千上万个或者上百万件，你才可能搞全了。我们要是人工的一件一件的对照检查，这个工作量大极了，而且太慢。这样我们很自然地想到电子计算机。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处理，这个逻辑处理完全可以编成程序（即软件）输入到电子计算机里去，计算机按程序高速度地来完成这项检查工作，这不是把现代科学技术用到法制上去了吗？这个全过程，是否就是法制的系统工程。这就是说，这第五个方面的功能完全可以科学地来处理，而且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用电子计算机，用信息库等。

　　第六个功能：国际交往事务

　　这个问题的原则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有一大章详尽的阐述。对外交往，有多方面的。除了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的、贸易的、科学技术的、文化的；有友好访问、旅游，等等。这些国际事务的各方面是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我国的国际交往总的是由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是通盘考虑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个体现。但是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中间还有一个协同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应该大大地加强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互相脱节。比如引进技术，我们就有协同不好的问题。常常外交是外交，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引进是引进，互相不协调，相互脱节。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全面的考虑国际交往。我觉得我们现在实际上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到，部门与部门之间还不是一个协同的体系。怎么样把这些复杂的事务协同起来呢？这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搞好各方面的协同，而且要引用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的方法。

　　第七个功能：国防事业

　　它包括军队，即陆军、海军、空军、兵种，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国防工业和军队院校。这些都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军队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将继续发扬光大。在国防现代化中，正规化的，革命化的人民军队是要发挥更大作用的。

　　第八个功能：国家的环境管理

　　它包括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地质、气象、地震、海洋以及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训和我们自己30年来的经验，使大家对环境问题开始重视了。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成立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许多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了要把国家的生态系统引入到良性的平衡，大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制止水土流失，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不少同志还强调：必须严格控制工业的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的污染，不然人民的健康要受到威胁。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附近的海域，还有下面几公里的地壳，上至几十公里的大气层，对它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有了对环境的了解和有关知识，还要用它来调整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导思想。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制订我国的环境政策。我觉得这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废旧物资，或者叫废水、废气、废渣？据统计，我国在1981年全国供销系统一共回收了废旧物资1130万吨，价值19亿元。而且这也仅是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具体资源按品种的回收率还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粗略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远远不如国外一些国家所达到的数字。比如联邦德国，回收锡，回收率就达到46%，铅达到45%，纸达到45%，铜达到40%，钢达到35%至40%，铝达到25%至30%，锌达到20%至25%，玻璃达到15%。我们对于回收废旧物资和三废处理，要提高认识。你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废”字上，你要把它看成是资源，而且这个资源是不要去开采，是送上门来的。已经到了手的东西不要扔！这个问题从前我们也多次说过要重视，但是我们恐怕是消极的方面想得多了一点，积极的方面想得少了一点。老是这样，把废的东西都扔掉，实际上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此外，扔了以后，它还造成祸害，污染环境。类似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城市垃圾，想办法搞成城市沼气，不就成了能源了吗？总之，环境管理非常重要，工作也很复杂、艰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环境系统工程技术”。

　　钱老继续说：“上面我讲了国家功能的八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要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这门学问中所要研究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国家功能的八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复杂的多级系统，都要建立各自的系统工程；同时，也要创立相应的理论科学作为他们的基础。下面就讲讲这方面的问题。

　　物质财富的生产事业要联系到工农业生产的系统工程，企业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科学是经济学，或叫技术经济学。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就是管理文化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基础，我提了一个名词，叫文化学。服务事业是生产服务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创立一门专门研究服务事业的学问。行政管理有行政的系统工程，包括刚才讲的，有许多咨询机构，这里的学问是不是也可以创造一门理论科学叫行政学呢？法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了怎么样检查整个法制的严密性，这叫法制系统工程，当然它的理论就是法学。国际事务的交往是不是也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也要建立一门综合的科学，不光是外交，是多方面的，国际事务方面的学问。至于国防事业，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叫军事系统工程，它的理论科学就是军事科学。国家环境管理叫环境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科学叫环境科学。其实我讲的这八个方面，也不见得把事情都讲全了，比如非常重要的计划生育的问题，到底属于我刚才讲的八个方面的哪个方面？再有我们的思想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就要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也是一个大的学问，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所以刚才我讲了八个方面，恐怕没有讲全，像人口问题，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开展工作，要协调起来。组织协调得好，国家功能所发挥的总的效率才会高。不然的话，会有矛盾。这样一门组织协调国家功能各个方面的总学问，是不是叫社会主义国家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科学地来管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体系，是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起来，应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去。这是要大家努力去干的一件很大的事情。

　　每一个方面的功能都要建立像系统工程技术那样的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套技术，然后又有这一套技术背后的，为它提供理论根据的技术科学，这些技术科学再总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这个体系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这样的提法，总的意见就是说我们面临了这么一个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努力从必然王国走到自由王国。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只有没有被人所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以认识的事物。我们认识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学问，成为用定量的数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学问。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也可以建立科学的学问”。

　　由此可见，要想搞好“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整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体系”，尤其需要一门“组织协调国家功能各个方面的总学问”，即“社会主义国家学”。这套东西，我们是没法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抄的，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总学问”，第二，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一塌糊涂，我们不能被他们带偏，第三，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虽然值得学习，但由于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需要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融合。如果我们不肯下大工夫打造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反而努力向资本主义的学术体系靠拢并以得到他们的认可为荣，那我们就太愚蠢了，我们的人才必然浪费，我们的社会必然堕落，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件事保持高度警醒。这也是为什么钱老特别重视“大成智慧教育”，因为这是他深入思考这个事情之后，给出的答案，我们一定不能再被资本主义教育毒害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从而培养出大量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有用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能真正搞好我们的“社会系统工程”，反过来，只有好的社会系统，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会像资本主义体制一样，造成所有人的“异化”。

　　当然，除了打造独立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从而培养出大量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需要的人才外，我们搞“社会系统工程”，还需要做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建立情报资料库并用电子计算机做模拟试验以找到最优方案，二是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

　　钱老在《用科学方法绘制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一文中说：“我国社会工程工作者面临的长远规划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设计出一个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讯､能源､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人口､国防以及人民生活的宏伟方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先要经过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中，首先要获取确切的情报资料｡准确及时的情报资料是社会工程的重要依据，并且直接关系着规划方案的科学性｡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生产技术､科学发展等等各方面情报，必须力求准确｡要建立一个情报资料库，以便随时检索取出利用｡同时，统计和通讯工作必须跟上｡我国当前的统计工作很不完备，通讯工作也很落后，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没有科学的统计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不可能求得准确及时的情报｡这方面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而且需要一定的投资，也可以说是准备工作中的物质建设｡

　　准备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料的分析｡第一､要分析出一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综合计算模型，也就是每一种产品，每一项经济活动和其他千百万产品和活动的定量关系｡第二､从大量典型和建议中得出改进每一项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措施，明确其投资和经济效果｡改进措施也包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善｡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习惯术语，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叫做为宏观经济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它是一个理论问题，要用控制论的成果｡例如在微观经济方面为了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那在宏观经济方面会不会失去控制？这实际上是控制论中的能控性问题，是可以有理论的｡而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能观测性理论会告诉我们要获取什么样的经济统计数据才能恰当地掌握国家的经济情况｡所以准备工作的这一方面是理论建设｡

　　准备工作的又一个方面是思想建设，也就是要宣传社会工程的意义，把人们从习惯的､但陈旧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使用新的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项工作也颇不容易，不可低估它的艰巨性｡

　　社会工程的主体部分是把综合计算模型和改进措施结合起来，在电子计算机上算出一年一年整个社会的经济和其他方面发展情况｡这是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拟试验｡只要综合计算模型和改进措施的数据基本准确，那么模拟试验的结果也是可信的｡还可以变换准备采用的改进措施，算出多种规划方案，以便从中选出一个或几个使国民经济持久地､稳定地高速度发展的最优方案｡由于统计数据会有误差，计算模型也可能不太准确，计算的各种数据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同时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政治､经济的各种因素在不断变化，也经常出现新的科学成就；所以在规划执行中，还必须通过计算机进行调整，以求得新的平衡｡按照这样程序制订的最优方案，可以更好地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也可以避免没有科学根据，用‘拍脑瓜’订指标的办法制订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危害。”

　　以及，钱老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中说：“我国社会工程的工作者面临的长远规划任务就是以党和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设计出一个宏伟的方案，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从目前的国家情况转化到上面大致勾画的21世纪初年的情景，一步一步走的方案。要做这项工作必须搞好确切的情报资料，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在这里我们再具体化一点。要什么情报资料？这要包括各种生产组织经营的典型，生产技术的各种典型以及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典型，群众的建议和来访来信，专业干部的建议，国内国外科学技术情报、经济情报和组织管理技术情报和国际贸易情报等等。情报资料库就要把这种复杂、浩瀚的资料组织存贮好，以便随时检索取出利用。

　　有了情报资料还得加以分析。第一是要分析出一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综合计算模型，也就是每一种产品、每一项活动和其他千百万产品和活动的关系，而且要定量的关系。这是为了上电子计算机运算。第二个分析是要从大量的典型和建议中得出改进我国每一项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措施，列出清单，并明确其投资和效果，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多少，降低成本多少等等。

　　这些都是准备工作，是社会工程的一部分，但还不是社会工程的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把综合计算模型和改进措施结合起来，在电子计算机上算出一年一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发展的情况。我们常说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不能做试验的。而在这里我们是在电子计算机上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验’，不是真的拿社会和国家做试验，而是在计算机上模拟试验。如果我们的综合计算模型和改进措施的数据是基本准确的，那么模拟试验的结果也是可信的。因此所用的综合计算模型要力求准确，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检验它。例如可以用它来‘往回算’。算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的情况，看与实际统计资料是否相符。既然综合计算模型包括千百万项产品和活动，这种模拟试验只是在有了运算速度和运算能力极大的电子计算机之后，才有可能；因为下一年的情况要很快（比如用几小时）就得到，才有用处，如果是算一年多或更长时间，才算出来，那这件事就失去意义。不但是算一次，我们还可以变换准备采用的改进措施，再在电子计算机算一次，看看结果比前一个方案好还是差，包括各种方案的30年长远规划也许算上6个月就都出来了，那我们可以从中选取一个或几个能使我国国民经济持久地高速度发展的最优方案，提供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抉择。

　　自然我们分析得出的综合计算模型和改进措施的数据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而且事物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模型要变，数据也会变。还会有各种创新，有新产品、新设备出现。科学也会有新的发现，从而开拓前所未有的途径。这都是我们制订长远规划时未认识到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在执行中对规划作新的调整。甚至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逐月逐日都会出现不平衡，要求社会工程工作者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达到新的平衡。这种调整工作也是用电子计算机做的，先用电子计算机做模拟试验，得出结果，再定措施。

　　我们说的改进措施包含生产关系的和上层建筑的改善，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以用电子计算机做模拟试验，还可以导致社会工程工作者提出关于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议。”

　　钱老比较喜欢用“情报”这个词，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个应该叫“数字化”，钱老说的这件事，应该是“数字中国”计划最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经济领域，这是一套“新型计划经济体系”，只不过综合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避免了二者的缺点。用钱老在《关于系统工程与经济管理体制》一文中的话说：“原则是：宏观控，微观放。微观放，就是放开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把每个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微观放了，宏观是可以控制的”。钱老还说：“为宏观经济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它是一个理论问题，要用控制论的成果｡在微观经济方面为了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那在宏观经济方面会不会失去控制？这实际上是控制论中的能控性问题，是可以有理论的｡而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能观测性理论会告诉我们要获取什么样的经济统计数据才能恰当地掌握国家的经济情况”｡说到底，国家经济是一定要控的，而且必要要控得住，只是不能按照苏联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来控，“微观放”是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保留巨大的创新活力，“宏观控”则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供需失衡问题，尤其是产能过剩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确实是“宏观控，微观放”，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宏观控”做得还远远不够，但偏偏有一批被资本主义洗脑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强烈反对“宏观控”，这些人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批判。钱老思想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我们不能只有“控”的意愿，更要有“控”的能力，以现有的技术条件，这种宏观上的“强调控”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关键是“思想建设，也就是要宣传社会工程的意义，把人们从习惯的､但陈旧的思想方法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使用新的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控不住，任由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结果一定是效率低下，并造成大量浪费，无数企业在低端产业链上疯狂内卷，国家最需要的“新质生产力”没人去干也没钱去干，这就和我们一开始确定的“好、快、省”的目标严重冲突了。

　　这种数据链打通并使用计算机建模的方式，不仅可以用来控经济，还可以用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之后，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一直期待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很快实现，不过，这里又涉及到我们运用人工智能的原则，那就是钱老反复强调的“人机结合，以人为主”，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才能少走弯路。

　　说完这个，接下来就是“总体设计部”啦，我们之前的文章钱学森为什么反复呼吁成立“总体设计部”，有专门的阐述。以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果想实现我们前文提到的“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一定需要“总体设计部”，正如钱老所说：“没有综合集成法，没有总体设计部，国民经济发展年递增率只能定在9%，不敢再高了，因为吃不透。但有了真正的充分发展了的综合集成法，有了真正的总体设计部，年递增率可达15%、20%。我们靠这套科学方法能搞好高速发展中的全方位协调。”

　　总之，今天的中国，是最需要也是最适合搞“社会系统工程”的时候：一是问题很多，不用系统工程思维解决不了；二是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很多事情马上就可以做，做了就有效，尤其是我们发现，大大的很多举措，和钱老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下面的人能够理解并执行；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西方人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已经焦头烂额、黔驴技穷，干脆拉全世界下水，把整个世界搞得越来越烂，这个时候，中国人是必须站出来的，不仅创造“中国奇迹”，也要带领全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的使命，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中国这个“社会系统”打造得富足、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