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尤瓦尔·赫拉利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主角是“我们”的宏大故事。十年后,我们依然活在这个故事巨大的余波里,试图弄清:人类,究竟是被故事驯化的智人,还是正在书写新篇章的神?
时间是一台奇妙的显影仪,它能让经典作品的光泽愈发温润,也能让曾经风靡一时的观点在现实的冲刷下,显露出其思考的局限。2014年,当《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中文版席卷而来时,无数读者仿佛被一道思想的闪电击中。它带来的震撼,并非源于某个艰深的学术理论,而是来自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一种将镜头从我们日常的喜怒哀乐、国家的兴衰更迭中猛然抽离,拉升至七万英尺高空,俯瞰智人这个物种从非洲角落里一种毫不起眼的动物,如何一步步“侵占”整个地球,并最终开始觊觎“神”之宝座的全景叙事。
阅读《人类简史》的体验,是颠覆性的。它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人类文明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引以为傲的法律、国家、金钱、甚至人权,在赫拉利的笔下,都变成了同一个词——“虚构的故事”。这便是全书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思想钢印:认知革命。赫拉利告诉我们,智人之所以能战胜更强壮的尼安德特人,最终统治地球,不是因为我们的工具更锋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家庭结构更稳固,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讨论虚构事物的能力。
狮子可以告诉同伴“小心!河边有危险”,但只有智人能说出“我们部落的守护神,就是那只住在河里的雄狮之王”。前者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后者则是创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是这种创造和相信“故事”的能力,让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陌生人能够为了同一个虚构的目标——无论是为了“国家”上战场,为了“公司”的财报加班,还是为了“上帝”修建宏伟的教堂——而展开高效协作。法国标致汽车公司那个经典的例子,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标致是一个“法人”,它没有实体,你无法触摸它,也无法和它吃饭,但它却可以拥有资产、雇佣员工、发动战争(商业上的)。它是一个被法律这个更宏大的故事所承认的“虚构体”。
这个观点犹如一剂思想烈酒,辛辣而上头。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在一套庞大而精密的“故事”网络中运行。我们追逐的金钱,本质上只是一张废纸或一串数字,但因为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它便拥有了交换万物的价值。我们遵从的法律,若没有集体的共同想象和认同,也不过是一堆写在纸上的文字。这种“祛魅”式的解读,让很多人第一次开始真正思考我们所处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我们不再是历史的被动参与者,而成了这场巨大“楚门的世界”里,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清醒者。
然而,如果说“认知革命”带给我们的是智识上的优越感,那么赫拉利对“农业革命”的论断,则更像是一盆兜头浇下的冷水。他称之为“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这个观点在当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了挑战性。我们一直被教导,农业革命是文明的曙光,它让我们定居下来,创造了富余的粮食,从而催生了城市、文化和艺术。但赫拉利却用冰冷的数据和逻辑描绘了另一幅图景: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急剧下降。
农民的食谱变得远不如狩猎采集者多样,他们过度依赖单一作物(比如小麦或水稻),一旦天灾降临便会陷入灭顶之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比追逐野兽和采集果实要辛苦得多,还带来了各种新型的疾病,如椎间盘突出、关节炎等。小麦驯化了智人,而非智人驯化了小麦。小麦从一个不起眼的野草,遍布全球,代价是把智人这个物种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这场“骗局”的唯一“好处”,是让智人的总人口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我们用个体的痛苦,换来了物种的繁荣。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它迫使我们反思“进步”的定义。我们以为的每一次伟大飞跃,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巨大代价?我们追求的究竟是物种基因的延续,还是个体生活的幸福?
在“认知革命”和“农业革命”这两大支柱之上,赫拉利进一步描绘了人类如何通过金钱、帝国和宗教这三大“故事”走向融合,并最终在“科学革命”中,因承认“无知”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科学革命的核心在于,我们终于愿意承认“我们不知道”,并愿意投入资源去寻找答案。这种心态开启了资本主义与科学的联姻,催生了欧洲的崛起和全球帝国的建立,最终将人类带入了今天的技术时代。
然而,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部“旷世巨作”,一些问题也开始浮现。当年的震撼慢慢沉淀为理性的思考,一些反思和争议也随之而来。不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赫拉利在构建其宏大叙事时,为了逻辑的流畅和故事的精彩,存在过度简化甚至事实疏漏之处。 例如,他声称哥伦布发现美洲是科学革命的奠基事件,但更多学者认为两者同为文艺复兴的产物;他认为现代科学才承认无知,却忽略了中国古代屈原的《天问》等早期对未知的探索。
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些核心论点,比如“农业革命是骗局”,被一些批评者认为论证过程略显单薄,更像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断言”,而非严谨的学术结论。 还有人将赫拉利定义为“学术网红”,认为他的作品擅长将复杂的历史通俗化,迎合了大众对“宏大叙事”的需求,但在专业学者眼中,其严谨性有待商榷。
那么,这些争议是否意味着《人类简史》“过时”了呢?
我的答案是:恰恰相反。一部伟大的通识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确凿的答案,更在于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激发超越其文本本身的深远讨论。十年来的争议,非但没有削弱《人类简史》的影响力,反而证明了它思想的活力。它就像一块被投入思想湖泊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恰恰是赫拉利书中那些“故事”力量最生动的试验场。我们正处在一个“旧故事开始遭到质疑,而新故事的共识也并未实现”的时代。 全球化、自由主义这些曾经坚不可摧的宏大叙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算法、虚拟现实正在编织着新的、更具沉浸感的“虚构故事”。我们在网络上的人设,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的“法人实体”?我们追逐的点赞和关注,不也是一种新的、基于集体想象的“货币”?
《人类简史》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给了我们一个强大的思想工具,去解构和审视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它让我们警惕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进步”,去追问技术的发展究竟要把我们带向何方。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延续“农业革命”的那个天问:这场变革,是为了物种(或者说为了资本和算法),还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福祉?
写在最后
因此,重读《人类简史》,早已不是一次单纯的知识考古。它是一场关于我们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赫拉利在书的结尾,将智人比作获得了神力的“不负责任的上帝”,我们拥有了改造世界、甚至改造生命本身的力量,却对自己想要什么、何为幸福知之甚少。
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愈发紧迫。我们手握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钥匙,站在了从“智人”到“智神”的门槛上。我们创造的“故事”已经强大到足以影响地球的生态、重塑人类的心智。此时此刻,再回到这本书的起点——那个关于“虚构故事”的洞见,就有了全新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世界的确是由一个个故事构建起来的,那么决定人类未来的,将不仅仅是技术本身,更是我们选择去相信、去讲述、去实践哪个版本的故事。是选择一个关于分裂与仇恨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合作与共情的故事?是选择一个关于无限增长和无尽索取的故事,还是一个关于可持续与内心丰盈的故事?
《人类简史》没有给出答案,也或许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它最终指向的,是每一个读者内心的追问。它以最宏大的尺度,写下了人类的过去,却将最关键的笔,留给了活在当下的我们,去书写未来的答案。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在赫拉利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沉重。而思考本身,就是我们作为智人,能做出的最勇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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