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馒头的功劳？——论吃饱饭与毛泽东时代的奠基伟业

 

 

　　关于“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能吃饱饭”这一关乎国本的宏大问题，一种流传甚广、且在某些圈子内被奉为圭臬的解释，可以用一个“吃馒头”的比喻来概括：一个人，饥肠辘辘，一连吃了四个馒头，还是感觉饿；直到吃下第五个馒头，他才终于感觉饱了。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我之所以能吃饱，全都是这第五个馒头的功劳，前面那四个，都是白吃了，甚至是错误的。

　　在这个比喻中，“第五个馒头”，被精准地指向了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而那被认为是“白吃了”的“前四个馒头”，则轻蔑地、一笔勾销地代指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一切艰苦卓绝的物质与制度奠基。

　　这种论调，以一种看似简单易懂、极富“常识”魅力的形态，将一个复杂的、延续数十年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极其肤浅、且别有用心的歪曲。它绝非一个无伤大雅的比喻，而是一套完整的、旨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瓦解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修正主义话语体系。其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方法论上是僵化的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则服务于为新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历史虚无主义者张目的卑劣企图。

　　一、历史的辩证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

　　要戳穿“馒头论”的谎言，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

　　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当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就进步；当它束缚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时，就必然会爆发革命，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

　　然而，这绝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的决定过程。先进的、革命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他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等上层建筑的变革，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开辟前提。

　　尤其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国家，通过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将亿万分散、孤立的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形成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磅礴伟力，从而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完成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1.2 “馒头论”的形而上学谬误

　　“馒头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用一种静止的、孤立的、割裂的形而上学观点，取代了辩证法。它将“吃饱”这个最终结果，完全归因于最后一个动作（吃第五个馒头），而完全无视了这个结果得以产生的、连续的、积累性的物质前提（前四个馒头所提供的能量）。

　　它把生产力的发展（由前四个馒头所代表的物质基础的增长）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由第五个馒头所代表的政策变化）看作是互不相干、甚至是相互否定的两件事。

　　这就如同一个建筑工人，在盖好了一座大楼的第四层之后，由另一个工人在上面盖了第五层并封顶，于是便宣称，整座大楼都是第五层的功劳，前四层都是白盖的。这种逻辑的荒谬性，不言而喻。正确的、辩证的观点是：第五个馒头之所以能让人“吃饱”，其全部的效用，都建立在前四个馒头已经奠定的能量基础之上。

　　二、前四个“馒头”：被刻意抹杀的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奠基

　　“馒头论”的鼓吹者们，最核心的策略，就是通过对历史的缄默、简化和污蔑，来刻意抹杀或贬低毛泽东时代为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所打下的坚实物质基础。这“前四个馒头”，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馒头：水利建设——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命”

　　旧中国的农业，完全是“靠天吃饭”的。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是导致粮食产量长期低下、人民饥谨流离的最主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建国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入到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中去。

　　在人民公社这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化组织形式下，全国上下修建了数万座水库（其中绝大多数是今天依然在发挥骨干作用的大中型水库），开挖了数百万公里的灌溉渠，整治了无数条江河。

　　这些工程，彻底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农业生产条件，极大地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是任何一个分散的、单干的小农家庭都绝不可能完成的宏伟业绩。没有这个馒头，后来的“包产到户”就只能是在一片十年九旱的土地上的绝望挣扎。

　　第二个馒头：工业反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毛主席早就预见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而必须依靠现代工业的支撑。在一个被帝国主义长期封锁、敌视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个工业体系，开始为农业提供关键的生产资料：从无到有地发展了化肥工业，为粮食增产提供了最重要的“食粮”；建立了拖拉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制造业，使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了纯粹依赖人力、畜力的原始状态；发展了电力工业，为农田灌溉和农产品加工提供了能源。

　　这种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为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个馒头：科技兴农——“农业八字宪法”与良种革命

　　与所谓“不重视科技”的污蔑恰恰相反，毛泽东时代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是一套系统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学技术指导原则。在那个年代，覆盖全国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网络（从国家级到县、社、队四级农科网）被建立起来。

　　正是在这个时期，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农业科学家，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了杂交水稻等优良品种的艰苦研发工作。杂交水稻的成功，其漫长的基础性研究和品种筛选，大量都是在70年代完成的。

　　没有这个馒头，就没有后来粮食单产的飞跃式提升。

　　第四个馒头：组织保障与人力资本——健康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

　　除了物质建设，毛泽东时代还在“人”的方面，为后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厚的积累。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水平得到了巨大提升，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健康的劳动力。

　　通过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基础教育的普及，新中国培养了亿万有文化、能接受新科技的新型农民，这与旧中国文盲遍地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和组织训练，广大农民养成了纪律性、协作精神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人力资本”的巨大积累，是任何单纯的经济数据都无法衡量的宝贵财富。

　　这沉甸甸的“四个馒头”，是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勒紧裤腰带”式的艰苦积累，一锤一凿、一担一挑干出来的。它是一个新生国家为了摆脱贫弱、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学费”和奠基成本。

　　三、第五个“馒头”的真相：一次分配关系的调整，而非财富的源泉

　　在“前四个馒头已经基本成型，为农业生产力的跃升准备了充足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之后，“包产到户”作为“第五个馒头”登场了。

　　3.1 其本质：调动个体积极性的生产责任制

　　“包产到户”的核心，是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将生产的组织单位由生产队缩小为家庭，并将劳动成果同家庭收入直接挂钩（“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改变，毫无疑问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将此前被压抑的生产热情，在短期内释放了出来。这是一次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是一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改革。

　　3.2 其成功的“时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次积极性的释放，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巨大的粮食产量增长，其前提是什么？是农民们承包到的，是早已被平整过、被水利设施所覆盖的土地；他们用来灌溉的，是集体时代修建的水库和水渠；他们撒下的，有国家化肥厂生产的化肥和农科院培育的良种；在很多地方，他们还能得到拖拉机站的机耕服务。

　　简言之，“包产到户”的个体农民，是站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进行耕作的。没有这个“巨人”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物质基础，单纯的“分田单干”，只会让农民重新回到旧社会那种脆弱、无助、无法抵御任何天灾人祸的小农经济状态。

　　四、背后的阳谋：为新生阶级服务的历史虚无主义

　　“馒头论”之所以能够流传如此之广，绝非因为其符合逻辑，而是因为它巧妙地迎合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政治需要，服务于一种旨在否定历史的意识形态议程。

　　4.1 根本目的：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化道路

　　“馒头论”最核心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将“吃饱饭”的功劳完全归于“包产到户”，来反向证明此前的“人民公社”和集体化道路是“失败的”、“错误的”、“饿肚子的”。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它在实际上构建了一套“集体=贫穷落后，个体=富裕先进”的话语陷阱。

　　其最终指向，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从而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根基。

　　4.2 政治功能：为“改革”的合法性提供历史注脚

　　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寻找历史的依据。在那个特定的转型时期，“馒头论”的出现，恰逢其时地为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全面市场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供了一个最通俗、也最具有煽动性的“历史注脚”。

　　它告诉人民：我们之所以要告别过去，是因为过去的那一套“不行”，是它让我们饿了肚子。通过这种对前三十年历史的污名化，新的路线和政策就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4.3 阶级实质：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崛起鸣锣开道

　　更进一步看，当公有制和集体经济被否定之后，私有化和资本的兴起就成为了逻辑的必然。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土地的流转、兼并和资本的下乡，重新催生了农业资本家和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在城市，对国企的“改制”也催生了大量的城市资产阶级。

　　“馒头论”作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其深层的阶级功能，正是为这个在改革中崛起的新生资产阶级的登场，进行舆论上的清场和思想上的铺垫。

　　五、重塑历史的真理：辩证的连续性与对人民创造伟力的尊重

　　面对“馒头论”这种对历史的轻佻解构，我们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严肃性，重塑一段真实、完整、有血有肉的历史。

　　5.1 坚持历史的连续性，反对形而上学的割裂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如同奔流不息的江河，有其内在的、不可割裂的连续性。毛泽东时代与后来的改革开放时代，绝非“馒头论”所描绘的那种相互否定、相互对立的关系。后者是在前者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一种发展和调整。

　　没有前三十年所建立的独立主权、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扫盲和全民健康所带来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及“两弹一星”所奠定的安全环境，后来的“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很可能就会像晚清的“洋务运动”一样，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承认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才是科学的历史态度。

　　5.2 正视矛盾，但必须分清主流与支流

　　承认历史的连续性，不等于否认前三十年的探索中没有失误和曲折。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一些“左”的错误，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区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

　　前三十年的主流，是在一穷二白、内外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领导全体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为中华民族的万世基业奠定了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丰功伟绩。

　　“馒头论”的卑劣之处，就在于它以支流来否定主流，以个别的失误来抹杀整体的功绩。

　　5.3 真正的功臣：被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

　　归根结底，中国人之所以能吃饱饭，其功劳既不应仅仅归于某个领袖，也不应仅仅归于某项政策。真正的功臣，是亿万的中国人民，是那些在党的领导下，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改造山河、战天斗地的劳动群众。

　　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开凿了红旗渠，是他们在亘古荒原上建起了大庆油田，是他们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攻克了一个个科技难关。任何一种企图将这份伟大功劳，从人民群众的集体奋斗史上抹去，并将其归功于某种“灵丹妙药”式的政策设计的论调，都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伟力的最大蔑视。

　　结论

　　综上所述，“第五个馒头的比喻”，是一种精心包装的、旨在解构和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它以形而上学的、割裂的思维方式，取代了科学的、辩证的历史分析；以生产关系调整的“一瞬”，抹杀了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以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否定了集体的创造伟力。其政治上的险恶用心，在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并为资本主义的复归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崛起提供历史合法性。

　　历史的真相是：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安稳地吃着“第五个馒头”并感到饱足，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曾在我们看不见的、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为我们含辛茹苦、甚至是以血泪和汗水，打下了那“前四个馒头”的坚实基础。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根本，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今天，我们驳斥“馒头论”，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历史的辩论，更是为了捍卫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这个阶级的集体记忆和根本道路。

　　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过去，我们才能更清醒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