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的今天,一幅极其吊诡、令人匪夷所思的图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当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明确将我们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用尽一切手段封锁、打压我们的高科技人才培养之路,甚至不惜撕下“学术自由”的假面,禁止我们的留学生接触其理工科核心领域时;我们的一些机构和部门,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令人费解的“慷慨”,大规模、全方位、高待遇地,为我们地缘政治上最直接、最现实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度,培养其急需的数以万计的理工科人才。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冰冷的事实:两到三万名印度留学生,拿着我们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住着比我们自己学生更优越的宿舍,系统性地进入我们顶尖大学的、包括光伏、生物制药、人工智能乃至水声工程、航空航天等高度敏感的实验室,学习我们的技术,复刻我们的专利,甚至进行机密技术窃取。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印度政府明确推出“中国技术学习计划”、其80%的留学生回国后将进入高科技或军工企业、以及其在边境和国际舞台上持续对我们采取敌对姿态的大背景之下。
面对此情此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朴素爱国情感的中国人,都必然会发出那振聋发聩的“天问”:我们为何要给自己养敌人?是谁在为了一纸虚无缥缈的“国际排名”,而敞开我们技术和安全的大门?这背后,究竟是愚蠢的善意,还是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内鬼”——即一种背离了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路线?本文旨在剖析,这种“开门揖盗”式的荒诞剧,恰恰是某些内部思想路线在特定领域发展到极致时,所必然呈现出的、一种“资敌”的病态本质。
一、问题的根源:是“教育国际化”还是“思想买办化”?
对于这一现象,一种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所谓的“教育国际化”和“提升高校国际排名”。然而,只要我们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就能轻易地戳穿这层虚伪的窗户纸,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思想蜕变。
1.1 对“国际排名”的病态迷恋: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
将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数量,作为提升大学“国际排名”的核心指标,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肤浅、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一所大学的真正实力,在于其科研的独创性、在于其对本国产业和国防的贡献、在于其培养出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的质量。而通过“撒钱”的方式,吸引大量非但不能为我所用、反而可能为敌所用的“国际学生”来装点门面,这与“大跃进”时期因为某些领导干部追求虚假的产量数字,在思维方式上并无二致。这是典型的、为了一个虚无的“名”,而损害了实实在在的“实”,是思想上丧失了自信和主体性的表现。
1.2 “买办思想”的沉渣泛起
更深层次的根源,是一种“买办思想”的沉渣泛起。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充当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为生,他们的利益与外国主子的利益相捆绑,而出卖的,是本民族的利益。在今天,一种新的“思想买办化”倾向,正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
它的核心特征是:不再以本国人民的评价、本国的实际需求为最高标准,而是以能否获得西方(或国际)的“认可”和“好评”为最高追求。为了一个虚幻的“国际形象”、为了在由西方主导的评价体系中获得一个好看的“排名”,他们可以不惜代价,甚至不惜损害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和本国人民的教育公平。这种精神上的“软骨病”,这种“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潜意识,正是“买办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借尸还魂。
1.3 对“自力更生”精神的公然背叛
毛泽东时代,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精神,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这种精神,其核心就是一种坚定的、不向外人乞求的民族自信和自尊。
而今天,我们却在用自己人民的血汗钱,去为我们的战略对手,培养那些旨在“追赶”和“超越”我们的技术人才。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资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和对“自力更生”伟大传统的公然背叛。它等于在向世界宣告: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永远保持优势,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教会徒弟”的方式,来换取虚假的“国际友谊”和“大国胸怀”的自我满足。
二、“国际主义”的辨析:是“大国担当”还是“对敌人的幻想”?
面对质疑,另一种辩护的说辞,是挥舞“国际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然而,真正的“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有着天壤之别。
2.1 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其核心是各民族在反抗共同的压迫和剥削,争取解放和发展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团结。它的援助对象,是其他国家的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它的目的,是推动世界的公平正义和共同进步,而不是去帮助一个与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来发展其与我们进行竞争的国力。
2.2 印度国家政权的本质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的印度,是一个由其本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家政权,服务于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国际上,它一方面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着日益深化的军事和战略捆绑,是其“印太战略”的基石;另一方面,它在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与我们存在着直接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其政府明确推出的“中国技术学习计划”,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技术赶超”战略,其矛头所向,不言而喻。
2.3 对“国际主义”的无耻歪曲
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用宝贵的教育资源,去为印度的资产阶级国家,培养服务于其高科技产业和军工复合体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称之为“国际主义”,这是对这个神圣词汇最无耻的歪曲和亵渎。
这不是在帮助印度的普通民众,而是在帮助印度的统治阶级,来磨砺其与我们进行斗争的“利剑”。这不是基于现实分析的、清醒的外交策略,而是基于一种脱离实际的、对竞争对手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和平主义”与“普世主义”。
三、国家安全的“城防”:是“技术自信”还是“政治麻痹”?
对于技术安全和间谍风险的担忧,一种傲慢的论调是:我们现在技术领先,不怕他们学,这是一种“技术自信”的表现。这种论调,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和麻痹的。
3.1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不妨看一看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做的。它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技术优势远超我们,但它在维护自身技术霸权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毫无任何“自信”的松懈。它对我们的留学生,进行最严格的背景审查,对敏感专业(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空航天)严防死守,动辄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驱逐和制裁。
敌人,以其最坚决、最无情的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国家安全教育课。它告诉我们,在尖锐的国际竞争中,核心技术就是国家的“命门”,是绝不容许竞争对手轻易染指的“国之重器”。任何所谓的“自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是自取灭亡的麻痹大意。
3.2 忧患意识的丧失,是国门洞开的根源
我们之所以在某些领域,表现出与敌人截然相反的、匪夷所思的“慷慨”,其根源,在于忧患意识这根弦,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彻底松弛、甚至崩断了。
当不再用“斗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当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唯一的主题,当不再从现实角度去分析另一个国家的行为逻辑时,警惕性就必然会丧失。敏感专业不设防,背景审查走过场,实验室管理形同虚设……这一系列看似是“管理漏洞”的问题,其本质,都是政治上的麻痹。“内鬼”,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不如说是一种已经深入骨髓的、放弃了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想本身。
四、人民的感受:是“教育公平”还是“超国民待遇”?
一条路线是否正确,最终要看它是否代表了本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大规模、高补贴引进印生”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已经构成了对自己人民最直接的背叛。
4.1 对内剥削,对外“输血”
这是一个极其讽刺的对比: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挤过,背负着沉重的学费和生活压力,住着拥挤的宿舍,为了一个奖学金名额而“内卷”到极致。
另一方面,是来自我们战略竞争对手国家的学生,轻松地享受着我们提供的每年高达十万元的全额奖学金,住着两人一间的空调房,学着我们最核心的技术,毕业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为那些旨在与我们竞争、甚至在军事上威胁我们的企业和机构服务。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这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式的、对内剥削、对外“输血”的荒谬逻辑。
4.2 严重脱离群众,动摇执政根基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项政策,却从情感上、利益上,都与本国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疏离和对立。
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为子女的学费而发愁时,却看到外国的、甚至是敌对国家的青年,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必然会引发最深刻的、最正当的质疑:我们辛苦建设的国家,其发展的红利,究竟是优先服务于我们自己,还是优先服务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国际形象”和“大学排名”?这种政策,正在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人民群众对我们一些机构的信任,动摇着我们最根本的执政基础。
五、历史的结论:重拾清醒认知,拒做“东郭先生”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中国古代“东郭先生与狼”的寓言,深刻地告诫我们,对恶狼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5.1 “东郭先生”式的愚蠢与危害
在当前地缘政治的现实面前,印度作为一个由其大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并与美帝国主义深度捆绑的国家,其对我们的战略意图,是清晰的、毫不掩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条件地、大规模地、高待遇地为其培养高科技人才,无异于是在扮演一个现代版的“东郭先生”。
我们不仅在把它从“技术落后”的窘境中“拯救”出来,更是在亲手为它锻造未来可能扼住我们咽喉的利爪和尖牙。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天真”和“糊涂”的范畴,而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近乎犯罪的、战略上的不负责任。
5.2 唯一的出路:回归实事求是的路线
要纠正这种“开门揖盗”的错误路线,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回归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这意味着:第一,必须重新拾起辩证分析的武器,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根本矛盾,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彻底抛弃对竞争对手和帝国主义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二,必须重新确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将科技和教育的核心资源,坚定地、优先地,用于培养我们自己的、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建设者。第三,必须重新回到群众中去,任何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必须以是否符合本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唯一的、最高的检验标准,彻底杜绝“超国待遇”这类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结论
综上所述,“大规模引进印度理工科留学生”这一现象,绝非一个单纯的“教育交流”问题。它是一面棱镜,深刻地折射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内部一部分人,在思想路线上,已经出现了何其严重的、向着买办化、投降主义和不负责任方向的危险滑动。
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示我们,放弃了清醒的现实认知,就必然会丧失政治上的警惕性;而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就必然会在行动上,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蠢行。
面对“我们是否在给自己养敌人”这一来自人民的灵魂拷问,任何的辩解和掩饰都是苍白的。我们必须直面问题,刮骨疗毒,彻底清算那种只看重虚名、不顾及实害,只讲究虚伪的“国际观瞻”、不顾及人民感受的错误路线。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如果连自己的“城门”都守不住,甚至主动“开门揖盗”,那么,无论它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其未来的命运,都将是极其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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