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寻乌调查》：肩挑背驮：寻乌的“血肉”交通网

　　交通，是一座城市的血管，是区域经济的命脉。我们今天谈论交通，脑海中浮现的，是呼啸的高铁、纵横的高速公路、满载集装箱的巨轮。它是钢铁、速度与科技的交响曲。然而，当我们跟随着毛泽东的笔触，回到1930年的寻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甚至令人震撼的交通图景。在这里，交通的脉络并非由钢铁铸就，而是由血肉之躯铺成。活人的肩胛、骡马的脊背、船夫的号子，共同编织起一张缓慢、沉重却又充满生命韧性的“血肉”交通网。

　　寻乌的交通，首先是一部关于“路”的历史。调查报告以一种近乎军事地图般的精准，描绘了以石排下为中心，辐射向四面八方的陆路网络。这些路，连接着兴国、于都、会昌，通往广东、梅县、兴宁，是寻乌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生命线。但这些“大路”与“小路”，与我们今天概念中的道路迥然不同。“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这句看似平淡的记述，却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那个时代，轮式车辆的文明，尚未真正抵达这片土地。

　　没有车，意味着运输的重担，只能落在最原始的载体上——“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

　　想象一下那条从县城通往梅县的大路，骡马成群，铃声叮当。但即便是骡马，也是“骡多马少”，当地人统称它们为“马子”。这些“马子”驮着的，是关乎民生的两大宗货物：盐与豆。盐，从遥远的海边来，是生存的必需品；豆，从本地或邻县来，是重要的商品。一头骡子，一次驮运，维系着万千家庭的餐桌，也驱动着商业的循环。

　　然而，更多的货物，更多的路途，是由无数双草鞋和一副肩膀来完成的。那些挑夫，他们是寻乌交通网上最基础、最辛劳，也最沉默的细胞。他们挑着米，挑着油，挑着从梅县贩来的洋货，一步一步，丈量着山间的崎岖小道。在“门岭去梅县”的路上，“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多少个日夜的风餐露宿，是多少滴浸透衣衫的汗水。他们的肩膀，扛起的不仅仅是百十斤的货物，更是一个家庭的生计，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循环。

　　这是一种用生命能量驱动的交通。它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完全取决于人力与畜力），却又是那个时代唯一可行的选择。这张由肩挑背驮构成的陆路网，缓慢、沉重，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它是寻乌经济的动脉，每一次货物的流动，都如同一次缓慢的血液循环，将生命与活力，输送到这个偏远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说陆路交通是寻乌的“动脉”，那么水路，则是其更为舒展的“静脉”。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发源，一路蜿（wān）蜒向南，经澄江、吉潭、石排下，最终汇入东江，流向下游的惠州。这条水道，为寻乌打开了另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

　　调查报告指出，“船可通到澄江”。这意味着，笨重的、大宗的货物，可以借助水力，实现比陆路更高效的运输。沿河的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也因此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中，吉潭“更首屈一指”。

　　水路运输，同样充满了生动的细节。比如从门岭运往梅县的茶油，需要先由人力“肩挑到澄江下船”，然后再装船运走。一艘船，可以装十二担油，每担价值三十元。我们可以想象，在澄江的码头上，挑夫们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油担从肩上卸下，小心翼翼地抬上摇晃的木船。船夫们则撑着长篙，在碧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载着一船的希望与财富，顺流而下。

　　还有豆子的运输，同样依赖水路。每逢圩日（三天一圩），就有五船豆子从寻乌运往梅县，每船十四担。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豆子是由挑夫肩挑完成的。水路与陆路，在这里交织互补，共同完成了商品的流通。

　　这条水道，不仅是商业之路，更是文化与信息交流之路。顺水而下的，不仅有油、豆和米，还有寻乌人的眼界和梦想；逆流而上的，不仅有盐、布和洋货，还有外部世界的新观念和新风潮。寻乌水，如同一条温润的脐带，将这个深处内陆的县城，与更广阔的珠江流域、与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干线交通，寻乌的“毛细血管”——邮政与电报，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它们是信息时代的“活化石”，展现了近代通讯技术在传统社会中的艰难扎根。

　　电报局，曾设在商业重镇吉潭，民国十一年才迁移到县城。电线，沿着最重要的商路铺设，一头通往筠门岭，接上江西的通讯网；一头通往平远，融入广东的体系。这几根细细的电线，是寻乌官方与外界进行紧急联络的生命线，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邮政系统，则更为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县城是三等邮局，邮路同样沿着商道展开，通往门岭、梅县、安远。在澄江、吉潭、牛斗光等重要圩场，设有“代办所”；在三标、石排下这些次一级的集镇，则设有“代收所”。这张邮政网络，虽然简陋，却承担着信件与汇款的重任。

　　但它的运行，也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比如，邮路是按旧历日期来安排的：“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这种看似奇怪的安排，实则与当地的圩期、商旅习惯紧密相连。汇款的额度也极为有限，通常只能汇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上就需要“先期交涉”，否则邮局无力兑付。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资本的匮乏和金融体系的脆弱。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邮政与电报，这些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设施，也深刻地卷入了地方的政治动荡之中。前年的“三二五暴动”，邮政局长被抓，罚款五百元；新局长上任，因为害怕被抓，提前跑路。暴动中，还杀了一位电报局长。这些血腥的事件，说明交通与通讯设施，在动荡的年代，不仅是经济的命脉，更是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寻乌调查》通过对交通、邮政、电报的细致描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寻乌。这张由“血肉”与“水脉”、“铜线”共同构成的交通通讯网，虽然原始、脆弱，却顽强地搏动着。它不仅承载着商品的流通，更承载着人的流动、信息的传递、权力的博弈。它深刻地塑造了寻乌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重读这份调查，我们仿佛能听到那从历史深处传来的骡马铃声、船夫号子和挑夫沉重的喘息。这，就是旧中国交通的真实声音，是那段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最无法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