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布洛维圆桌论坛 | 布洛维对中国劳工学者的影响

　　2025年5月10日，中国社会学会产业与工作研究专委会部分同仁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召开“纪念布洛维圆桌论坛”。与会学者围绕“布洛维对中国劳工学者的影响”“理论视野的启示”“方法论和方法的指引”“公共社会学的传承”等主题，基于自身学术研究、教学、公共参与等方面的经历与体会，共同追思布洛维教授对我们这个学术社群的影响。论坛由沈原教授致辞，佟新、卢晖临、黄岩、郑广怀、王星、许怡、马丹、张皓、吴桐雨、窦学伟、汪建华等学者参与讨论，孟泉副教授、黄岩教授先后主持论坛，闻效仪教授代表主办方专程到场表达敬意。

　　本期围绕“布洛维对中国劳工学者的影响”这一主题，刊发沈原、佟新、卢晖临三位教授的发言。

沈原：劳工社会学的变与不变

　　首先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布老师逝世后，我们劳工研究的公众号上也已经发了很多纪念性文章。我想对于我和在座各位来说，布老师无疑是一位思想导师。他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只有二十多年，但对国内劳工社会学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清华社会学系和他长期保持学术层面的合作与互动。我们几乎每年都举办青年劳工学者讲习班。讲习班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讨论布老师这一支劳工社会学的思想及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以前我们是在做劳工研究，但很少有一个思想的主线能使我们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生产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布老师的理论传进来以后，让我们开始以劳动过程为中心来组织我们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他对中国劳工社会学的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和贡献。

　　我们今天开会怀念布老师，回顾他的思想并思考我们劳工社会学今后的发展道路，我想从变和不变两个角度切入。

　　（1）变：劳动本身、劳动的组织方式、劳动的主体在变化，我们必须有能力面对这些新变化。

　　我说的“变”所强调的是，我们当然要沿着布老师的思路往前走，但今天很多东西都变化了，我们必须有能力面对这些变化。

　　首先，劳动在性质上和形态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劳动不再拘泥于原来的体力、情感的支出，出现了诸如创意劳动、AI相关劳动等新事物，其实质是创新性。由此在劳动过程领域中展现出一个崭新层面，需要我们去面对，去研究。其次，是劳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常提到工作和劳动，前提是总要有个工厂，有个实体机构来容纳和组织劳动者。这些机构就是所谓“一级建构”。一级建构首先把工人组织起来，而所有的工会组织都是二级建构，它攀附于一级建构之上得以成长。但是现在很多领域都不存在此种一级建构了，而是靠平台、靠网络来组织劳动，这是第二个变化。这种新型结构对劳工意识及劳动组织究竟会发生何种影响，是我们应当加以重视和研究的。第三个变化是劳动主体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工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有自主思想的，可以称之为“新劳工”群体，而不再是我们当年面对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了。这种新劳工的方方面面，如他们的社会特征和阶级特征、独特的行为逻辑和思想观念，亟待进行研究。

　　所以，劳动本身在变，劳动的组织方式在变，劳动主体在变，这就给我们劳工社会学提出新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劳工社会学能够沿着布老师的思路继续前行，迎头赶上，因为这些变化既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新问题，逐步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当前国内学界已经开始有面对这些新问题的著作问世，它们无疑代表着新的希望。

　　（2）不变：劳工社会学的公共性原则不能变

　　上面说了变的方面。那不变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布老师强调的社会学的公共性。

　　社会学不可以躲在大学的象牙塔里边，拘泥于学术的微小思想和微小实践。学术也不能只是在学术圈里打转，一味强调少数文人雅士的品味。如布老师所说，社会学是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从本质上说，从布老师这一支沿袭下来的劳工社会学就是公共的劳工社会学。我认为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坚持下来。

　　所以我想跟各位汇报的就是面对当前的新现象、新问题，劳工社会学和劳动过程理论要变。而需要坚持下来的是社会学的公共性原则，这个原则不能变。

　　我说完了，谢谢各位。

 

佟新：弘扬麦克·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理念

　　大家好，非常感谢有机会和大家讨论和怀念美国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教授。在我的印象里，布洛维教授是一个不断挑战和创新理论的社会学家，是一个个性鲜明、有人格魄力的社会学家。

　　首先是谈谈和布洛维教授的个人交往。

　　对教授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个极具有挑战精神的社会学家。第一次认识布洛维是在香港理工大学，潘毅老师请他到香港做讲座。我记得讲座上他非常具有激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断地在讲台上走动和阶梯上下跳跃，我当时就觉得他好有激情，他还不时跳下讲台，走近学生。

　　记得应该是2007年，我受Katie Quan教授的邀请去Berkeley大学做学术访问。在访问期间见到了布洛维、霍克希尔德、彼得·埃文斯等著名社会学家，并和布洛维一起讨论吃饭。当我问他是如何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时，先生得意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把学生们逼疯，不断地跟学生们讨论他们想做的研究和去过的田野，会不断去追问——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问题？理论贡献是什么？就这样不断地去问下去，“直至把学生逼疯”。他说这些的时候特别开心，是从眼睛里笑开去的。

　　当时就在想，他的指导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指导论文本身就是讨论、锻炼和激发学生挑战思维的能力，本质上也是不断挑战自己关于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这样优秀的导师肯定会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因为在追问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断地思考、不断精细化问题、不断进入田野，能够将新的经验运用于理论并发展理论。这种挑战和批判的精神就是这样既潜移默化又快意分享的方式传递下去。这种教学和指导方法对于我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此后，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沈原老师处一起见到布先生（我们好像喜欢在下面这样称呼）和一起吃饭聊天。沈原老师喜欢叫到他Michael（麦蔻的意），显得很亲切。

　　第二个讨论的是他提出的“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的学术研究。

　　大家大概都读过他的《公共社会学》，他一直自称是学术工人。他从1974年开始，就先后在美国、匈牙利、俄罗斯还有非洲国家的很多工厂做工人。在20多年的工厂田野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制造甘愿》、《生产的政治》、《辉煌的过去》，人们常常把这些著作称为劳工研究的三部曲。

　　他强调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中心，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是沿着非常重要的传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我深刻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这种价值关怀，正是劳工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

　　如他所言，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力量，这正是公共社会学具有的关怀伦理。公共社会学强调社会学要回到社会当中，与公众展开沟通性的对话，同时以公民社会的存在和维系为己任。关于“社会学为了谁”和“社会学为了什么”的问题，至今依然需要我们每个学者需要去回应的问题。

　　布洛维强调社会学要走出学院、回到公众，要重视公共社会学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的成长，由此找回社会。这是劳工研究重要的思想基础，也应是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出发点。

　　第三，布洛维教授的生产政体的思想对我学术研究的影响。

　　布教授提出的生产政体的理论模型对我和我国劳工界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我们将“工厂政体”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和劳动治理模式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他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厂政体”的概念和类型。近年来，我国社会学的劳动研究在大量地使用劳动过程和生产政体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的建立把生产政体/工厂政体作为一种工厂或生产关系领域中的治理形式。他讲了四个要素，实际上是力求超越劳动过程理论。这四个要素包含劳动过程，还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模式、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和国家干预。

　　在用这四个要素构建理论的过程中，他发展出了两个基本的工厂政体类型，即专制政体和霸权政体。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期还是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我们会看到这四个要素不同内容所起的主导作用。比如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宏观上国家干预会起到主导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看见、能够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人们可以看到依靠着说服力、依靠着制造甘愿来进行的现代管理。其理论的启示就是，不是简单地去讨论国家干预或劳动过程，而是用详实案例将四个要素纳入其中，由此不断创生出新的对于生产政体的理解。

　　当我去理解我国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我会思考其背后的生产政体的基础是什么？当我展开对家政工的研究时，我感觉我找到了答案。家政工制度是我国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的一种市场化模式，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生产政体打开一扇窗，正是女性的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呈现了“以家庭得以再生产”为内容的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国家干预。整合起来就是：家政服务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政体构建了我国一个不可见的、但重要无比的劳动基础——它是一整套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和城乡差异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搭建起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石，这背后是无数劳动女性无声的奉献。

　　使用、借鉴、学习布洛维教授的理论对我们展开劳工研究意义非凡。在此怀念布洛维先生，特别是怀念他爱笑的、激情四溢的人生，由此做个纪念。

　　谢谢大家。

　　

卢晖临|纪念布洛维：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架桥的思考者

　　首先感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为组织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努力。我接下来的发言题目是《纪念布洛维：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架桥的思考者》。

　　尊敬的各位同仁，今天我们齐聚于此纪念布洛维教授，不仅是因其学术成就，更因他始终以社会学为公共治世工具的实践精神。那么作为一名20年前初遇布洛维的学者，我想从个人的学术轨迹出发，分享他对我的启发。主要从方法论的叩问，到公共立场的觉醒，再到对当今学术生态的反思来展开。

　　（1）方法论的叩问：扩展个案法与关系性整体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布洛维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扩展个案法与关系性整体的构建。

　　我最初接触布洛维始于他关于扩展个案法的论述。

　　20多年前，我还没有深入接触劳工研究，首先接触的就是布洛维的方法。他的方法颠覆了传统个案研究的“代表性”迷思，转而追问如何从特殊研究中重构理论，进而揭示社会结构的动态性，那么布洛维提出四个扩展维度。

　　第一个是从观察者到参与者，他要求研究者介入田野，成为社会过程的亲历者。第二个扩展维度是时空扩展，要将我们田野研究关注的微观世界置于历史与全球结构中的分析，这方面布洛维有很多精彩的演示。第三个是从过程到力量，关注宏观权力如何形塑微观实践。第四个扩展是理论扩展，他通过个案反思并重构既有理论，这一方法论对我们开展建筑工人和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影响深远。

　　我们曾经困惑，如何从工地和工厂的日常对话中去透视城乡关系与资本逻辑。布洛维的启示在于，个案不是孤岛，而是与社会关系有关。例如工人对薪资的不满，不仅是劳资矛盾，更折射出国家政策、城市化进程与全球产业链的交织。这种关系性整体的视角让我们在聚焦具体劳动场景的同时又能够从中逃脱，看到结构性的压迫与行动抗争的困难及其可能性。

　　（2）公共立场的觉醒：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方面的启示

　　第二个方面我想简单说一下，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即他从学术工人到社会传道者。如果说扩展个案法是方法论的突破，那么公共社会学则是布洛维对学科使命的终极回答。他主张让知识生产回归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共谋变革。

　　布洛维提到社会学的四重分工，他将社会学分成四种。

　　一种叫专业社会学，是学科内部的对话。一种是政策社会学，是为权利提供工具性的支持。第三种，他称为批判社会学。第四种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共社会学，强调与社会公众的双向互动。

　　布洛维尖锐指出当前的学术体制过度倾斜于专业与政策社会学，而批判与公共社会学沦为边缘。这不仅削弱了学科活力，更割裂了学者与社会的纽带。

　　在建筑工人研究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公共社会学的力量。公共社会学的核心是将学术转化为公共对话，我们不仅发表论文，还通过纪录片、劳工权益手册、政策倡导，让建筑工人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声音进入公共事业。

　　布洛维曾说社会学家应是公民社会的助产士，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应该止步于书斋，而应该时刻关心其研究对象的处境，并致力于改善的运动中。

　　（3）对当今学术生态的反思：当学术沦为无意义游戏

　　我今天发言的第三部分内容是批判学术生态。

　　布洛维的遗产不仅在于理论贡献，更在于他对学术异化的解释。如果我们看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我想大家都有这种体会。我们今天的学界正陷入一场为学术而学术的困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叫工具化理性。今天我们的学术，有些当然是致力于政策对话，可能是想发展一个所谓的政策社会学。但是在现实中却沦为权力附庸，学者批量生产看似高端实则空洞的论文，只为满足基金申请和绩效考核。

　　第二个表现叫概念内卷。对经典理论的重复诠释取代了现实关怀，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沦为穿百鸟衣的姑娘，内核僵化，仅靠华丽术语装点门面。

　　第三个表现就是去公共性危机，大量的学习成果被锁闭在付费墙后，公众无法接触，学者也沉迷于方法论的精致化，却对现实苦难视而不见。这种异化背后是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知识被商品化，大学沦为知识工厂，学者成为计件制下的学术工人。

　　（4）重建联结：公共社会学的历史语境与政策潜力

　　我今天要发言的第四部分就是“重建联结：公共社会学的历史语境与政策潜力”。

　　布洛维公共社会学并非乌托邦幻象，它的政策潜力必须置于它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

　　在高度成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已经形成了相互支撑的铁三角。福利制度通过贫困管理而非结构性的改革维持稳定，消费主义文化将反抗转化为对品牌与身份的追逐，两党制将阶级矛盾包装为身份政治议题。这种体制又在微观层面，通过制造甘愿实现自我延续，甚至让替代方案成为不可想象的选项。布洛维的贡献恰在于此。他是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在资本主义高墙下坚持挖掘裂缝。

　　在我看来，布洛维晚年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他对中国的高度关注度可能源于中国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场域。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资本积累始终面临双重约束，既要应对全球产业链的剥削，又需要回应社会主义遗产下的公平诉求。我们看到中国的工人抗争不仅指向企业主，更常以国家父爱主义为诉求。比如农民工讨薪时经常去政府部门，去高举宪法。平台经济中，算法控制与“党建进企业”的政策形成微妙博弈，这种复杂性为公共社会学提供了实验室。

　　当美国的批判呈现反抗和收编循环时，中国场域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角关系或使学者发展出更具动态性的发展框架。

　　最后我想简短地总结。20年前，布洛维教我们如何“从个案中见森林”；20年后，他指引我们以学术介入社会。当美国的同行困于资本主义的“完美闭环”，当中国的学者挣扎于市场与伦理的夹缝，布洛维的遗产像一盏明灯---他不承诺答案，但坚持追问：在结构的高墙下，我们是否仍能培育变革的种子？在学术与行动的断裂中，我们能否成为面对体制、扎根泥土的实践者？

　　让我们继承布洛维的这份遗产，让社会学真正回归社会，谢谢大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