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院

　　在林州市新华书店的左侧，有一条小巷，小巷的深处有一座农家小院，院子的主人名叫崔凤金。

　　之所以称其为“农家小院”，是因为小院座落在一个“城中村”里，混杂在密密麻麻的民舍间，一样的烟火之色，一样的燕子绕梁，一样的时光流年，与周遭寻常百姓的院落并没有什么两样。

　　认识崔凤金缘于红旗渠。2007年那阵子，学习红旗渠精神的潮流悄然涌动，而那时的我已经退休了。读大学一年级时，我曾详细看过关于红旗渠的报道，心里已然种下了对红旗渠的敬仰。退体后闲着没事，便想把红旗渠作为一个课题琢磨琢磨，以了我夙愿，伴度此余年。于是便通过亲友找到了红旗渠重要知情人崔凤金的下落。

　　第一次走进那座小院是我独自冒眛前往的。

　　背着行囊来到林州新华书店，许多热心的街坊邻人为我指路。一拐两折，来到了崔家门前。敲门，开门，我见到了一个鬓发染霜的女人：约摸六十来岁，衣衫朴素，精神矍铄，脸带微笑，两眼闪烁着坚毅的光泽。她知道我要来，问了姓名便径直把我让进了院里。

　　院子不大，却花木繁茂：兰草蓬勃，秋菊葳蕤，石榴、无花果已上枝头。整洁而幽雅的环境一下子洗净了我一路风尘。

　　主人领我进了堂屋的客厅。客厅里坐满了人，准确地说应该是座着十来位老人，衣着和言语自带着林县人的朴实与硬劲儿。主人的一一介绍，一下子把我惊呆了，原来在座的全是红旗渠上的英雄模范：除险英雄任羊成、铁姑娘队队长郭秋英、工地上“父死子上”的“小萝卜头”张买江、舍己救人的李改云、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副书记彭士俊、原县委常委兼化肥厂厂长秦进才……一个个都是杨贵书记当年麾下的干将。这么豪华的接访阵容，一时让我有点儿拘谨。好在凤金加了一句介绍：“都不是外人，他是咱林县的女婿，算是半个林县人哩！”气氛立刻宽松、活跃了起来。

　　老人们与我相谈甚欢，红旗渠修建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了个明明白白。那时候，被汚称为“黑渠”的红旗渠又渐渐泛了红，遭污陷的杨贵书记也还原了一半的清白，可在坐的以及含冤去世的英雄劳模范还头顶着“黑劳模”、“假劳模”、“帮派分子”，乃至“三种人”的帽子。他们渴望着为红旗渠平反，曾带着干粮上北京、下郑州，四处奔走。可三十年下来，他们的申诉一如石沉大海。听了他们的诉说，可以想像，当年那场“渠案”风波确实有点惊心动魄：全国人民心中的红渠被涂抹为“黑渠”，最时髦的比喻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被党中央誉为“马列主义县委”的林县县委17名常委被撤职了14位；全县1500余名共产党员被除名；2000余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和公职人员被解职；红旗渠纪念馆被推土机铲平，就连中央领导习仲勋同志的题碑也被扔进了粪坑里，好在任羊城找人抬到草丛里藏起来才免于一劫；县委副书记、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被扫地出门，办公室里的东西用床单一兜，扔到了县委大门口，指使县医院、乡卫生院不准为其看病以致含冤病逝……我被英雄劳模们的哭诉所震撼，忍不住热泪长流。这与我心中对红旗渠的敬仰反差也太大了！

　　在这场风波里，作为时任林县县委副书记的崔凤金自然也在劫难逃。她被开除了公职，卷铺盖回了家，从此成了世面上的“异类”。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她扫过大街，开过小饭馆，做过城隍庙里的管事，终于从地上爬起来站成了一个人。他打工的收入除供自己吃穿之外几乎全部捐给了红旗渠的宣传事业。她与红旗渠英雄劳模们、有志于宣传红旗渠的社会人士一起成立了“红旗渠精神学习会”，创办了红色刊物《红旗渠》，而她家那座小院便成了“学习会”的办公场所和刊物发行处。正义的声音越过小院的高墙，飞到了全国各地。噢，对了！小院里还支起了大锅，那是英雄劳模们时而聚会时吃饭的傢什。她觉得自已作为当年的一名领导干部，连累了那些苦战在红旗渠工地上的英雄劳模们，包括健在的，还有那些已经埋入黄土的人们。她想以微薄之力，尽量为他们撑起一片精神安放之地，一个能够说说真心话的空间。

　　自古天地间就不乏浩然正气，为红旗渠仗义执言的人很多很多。穆青、钱学森、陶鲁笳、钱正英、王维群、杨钰、王庭栋……乃至中央的一些领导都为红旗渠说过好话。我虽草芥之人，但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在崔大姐及其战友们的感动之下，我也想替他们说几句公道话，于是便抄起了笔，没明搭夜地写，以至忘记了时间。有一次，当我夜里3点钟写到已被开除党籍的爆破英雄常根虎时，被他临终前仍冀望于恢复党籍，用颤抖的手从枕套里摸索岀零零碎碎10元钱，郑重托咐前来探望的战友们将来为自己补上党费的场面所震撼，再也压不住情绪的宣泄，捂着嘴大哭不止。压抑的抽搐声最终还是惊动了睡梦中的家人。他们起床问我三更半夜的不睡觉在干啥了，我强颜掩饰之际忘了电脑“保存”而不得不从头再写。

　　我的文章在著名红色网站《乌有之乡》刋发后，引起了很大反响，甚至受到了杨贵书记的关注。年迈的老书记两次约我到家，握着我的手说：你的文章中谈到，“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是红旗渠精神的本质内涵，最合我心意，因为县委原本就是这样框定的。为了看你更多关于红旗渠的文章，我刚买了一台新电脑，原先不会上网，现在也让孩子教会了。我被杨书记的鼓励和那股子认真劲儿深深感动了。想想也是，没有这股子认真劲儿，怎么能干岀那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呢？

　　我去林县“崔家小院”的次数更加频繁了。崔大姐领着任羊成、郭秋英、张买江、彭士俊等红旗渠英雄劳模进京，上《乌有之乡大讲堂》宣传红旗渠精神都没忘记邀我同往。在《乌有之乡大讲堂》讲述红旗渠故事时，由于林县方言不好懂，我还被崔大姐指定为“翻译”。此后，那座“崔家小院”便成了红旗渠面对全国的一个窗口，全国各地寒暑假到红旗渠搞社会实践的大专院校师生蜂拥而至。我与安阳的袁金萍同志被林州“红旗渠精神学习会”邀为理事，每逢有师生上红旗渠搞社会实践活动，崔大姐总忘不了邀袁金萍和我去讲讲。在我心里，这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责任，而动力的源头正是那座不起眼的小院。

　　学生们的研学活动缺乏宽敞的课堂。为了给师生们节省点儿课堂租赁费，崔大姐从城隍庙借来了许多长条凳，就把课堂设在了自家小院的堂屋里，夏天开空调，冬日供炉火，客厅里常挤得水泄不通。至于住宿，除少数学生挤住在“崔家小院”外，“红旗渠精神学习会”的同志还为师生们寻找最便宜的住宿旅店、定取“青年洞”景点的免费门票。每逢这种活动，崔大姐总是忙前忙后的，有时就在院里支上大锅，让师生们免费吃“大锅饭”，当年“铁姑娘队”的战友们和崔大姐的子女们便成了义务“炊事员”。崔大姐还操心着学生们的安全，偶尔谁有病了，就差人领着看医生。有一次，一个患低血压的女生心慌流汗，崔大姐赶忙端来了红糖水和点心。崔大姐就像一个大保姆，时刻关心着学生的冷暖，以致许多学生都喊她“崔妈妈”、“崔奶奶”。

　　渐渐地，我和袁金萍同志成了“崔家小院”的常客，不！称为家人才对。仅疫情之前的10年间，我们去过那座小院上百次。我与袁老师常说：“咱俩把人家'崔府'的门坎子都踢折了，老崔从来也没烦过，这样的人天下难寻啊！”其实，人的心胸肚量往往体现在这种生活细节里，倘无博大胸襟，何以致江河湖海？

　　平时谈到理想信念或人生价值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提到“为人民服务”。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可以分为多个层次的。偶尔为群众办了件好事，也叫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为人民办好事，更是为人民服务。拾金不昧、济贫扶弱、见义勇为、义务劳动，是为人民服务；为捍卫有益于人民的制度和道路而奋斗、去牺牲，更应该叫作为人民服务。显而易见，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努力奋斗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境界。崔凤金同志就是具备这种境界的人。

　　三年疫情之后，因面部神经致视物不清，只去过“崔家小院”一次，但心里常惦记着。去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海红一行来红旗渠研学，拜访病中的崔凤金。袁金萍老师邀我同去，因我在外地未能成行。近日，我与袁金萍商量着无论如何得去林州看望病中的崔大姐。话都递过去了，尚末成行就传来了大姐去世的噩耗，震惊之余也成了我终生遗憾！站在崔大姐的灵床前，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岀，如烟往事一幕幕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这其中也有我万分的愧疚！

　　崔大姐长我一岁，如今先我而去，留下的是一个伟岸而坚挺的背影。她像一枚风中的绿叶，正当盛期便从树上飘下来，落到了那座小院里。这次送走崔大姐，我再次望向了那座小院：花木更盛，枝叶更密，满园青绿，香飘天外，方寸之土足可装下八百里太行、千里红渠、万里江山！那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