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哲学。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打破资本主义锁链的革命道路。对于这个最彻底、最先进的革命学说，一切剥削阶级必然要做激烈的反抗，于是工人运动中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所谓“修正马克思的学说”的反动理论，尤以新老修正主义者为甚。老修正主义的代表伯恩施坦、考茨基以及他们的大本营——第二国际早已破产，但新修正主义分子如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等人却始终有着追随者。他们的反动修正主义无论多么泛滥，都必然走向失败、走向灭亡。

　　19世纪的俄国是腐朽的、落后的。沙皇制度就像一座大山一般沉重地压在俄国人民的身上。帝国主义制度和农奴制残余让他们无法翻身。正值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俄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时就在和蒲鲁东、巴枯宁等坏分子进行斗争一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各式各样的敌人，例如民粹主义者、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所谓“革命的同路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或篡改马克思主义学说。民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经济派（经济主义）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都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本主义最忠诚的走狗和卫道士。其中，尤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为甚。他们混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将自己伪装得非常非常“革命”，搞了“民主集中派”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罪恶联盟活动，妄图推翻已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以实现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目标。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光荣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光荣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击退了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和国外武装侵略者的干涉，击垮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阻挠。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了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他们创立的第三国际，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尽可能予以支援，其中一个重要成员就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导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扛起了这个领导革命的重担。苏联人民勤劳地建设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并英勇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分子。苏联红军还出兵中国东北，和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击退了日本法西斯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尽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响应了《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豪迈誓言。尽管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党和国家有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但斯大林无愧于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荣誉，我们通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辩证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伟大的国家，却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了权。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上用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借口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实则肆意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抛售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专政”以及“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谬论。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针对赫鲁晓夫集团的一小撮人通过一封《公开信》大肆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铁托修正主义集团洗白、污蔑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鼓吹所谓“和平共处”等的罪行，毛主席和党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写下了九篇论战文章，系统性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言论。尽管中国共产党当时曾有一些“左”的失误，但我们光荣地完成了这项使命。现在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的胜利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惨结局的对比，正说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必然失败。

　　对社会主义苏联伤害最大的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

　　托洛茨基矢口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宣扬“只有多国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进行才能胜利”的论调，表面上看是多么进步，多么国际主义！实际上却是否认本国无产阶级有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可能性，否认本国无产阶级有镇压内外反动派的能力，否认本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在“左”的革命词句下掩盖着的反革命的本质。斯大林早已看出了这个本质，打垮了托季反党联盟，却没有看出赫鲁晓夫的反动本质，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如毛主席和列宁所说，政党是阶级的领导者和先锋队。那么，国家和政党有没有可能是“全民”的呢？当然是不可能！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章程》（二十大）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国宪法明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也没有宣称我们的党是全民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而是白纸黑字写着，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党，要么是资产阶级的党，要么是无产阶级的党，当然也有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但是绝不可能有什么“全民党”。国家也是如此，要么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全民国家”“全民专政”？试问，假如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专政机器，那么专政的对象是谁？如果全民都是专政者，那么谁是被专政者？被专政的对象如果不存在了，那么国家是不是就不需要了？那苏联这个国家是不是就可以废除了？权力不会产生真空，在世界范围内阶级没有消失的话，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

　　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那么国家和政党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概念，只有在阶级对立完全消失后才会消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写道：“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虽不存在完整的阶级，但是长期存在阶级残余，并且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因此国家和政党就必须一直是阶级的国家、阶级的政党。

　　所谓“和平共处”也是彻彻底底的谎言。赫鲁晓夫集团打着列宁的和平共处旗号，和美帝国主义媾和，全然无视列宁的和平共处是有底线的共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却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自居，试问，这能算“和平”吗？与美国和平却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侵略（例如虎视眈眈地觊觎我们的珍宝岛），这能算“共处”吗？而中国在当时就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的侵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支持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毛主席在1970年发表的“五二零声明”，“三个世界”理论，而到今天，我们实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以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这才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实践。

　　武装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关系也一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议题之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想要夺取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只是简单得到议会的稳定多数就行了。这种“议会迷”的理论是完完全全错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放弃政权，将其和平转交给无产阶级。毛主席还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以，放弃武装革命的斗争必然会失败。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阻止无产阶级取得议会多数，例如修改选举法，甚至可以直接取消议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议会斗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列宁带领的布尔什维克不也是把沙皇的国家杜马当做揭露批判反动分子政策的战场了吗？恩格斯晚年也考虑过议会斗争的问题，但是他依旧强调不可以放弃武装斗争。况且，就算是无产阶级真的在议会取得多数了，但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却依旧是资产阶级的，仅仅取得议会多数是没有意义的。在现在国际共运进入低潮时，可以暂时先不进行激进的暴力革命，而是保存自己的力量，先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伺机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牢记这一点。党的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我们坚持武装斗争，打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政权后，我们也大力发展曾经用于革命的人民解放军，新时代的解放军经过军改后又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发展的学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个别原理、个别结论要发生改变。例如，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资本论》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并指出在这个时代想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些难度。可是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发展为帝国主义，相较于自由竞争时期已有了极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侵略性更强了。帝国主义时代已由竞争转向垄断，大量多余的产品无法处理，便只能对外倾销，最好的方式就是搞殖民侵略。在殖民地基本被瓜分殆尽时，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将大大激化，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让一国内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了可能。而在已被帝国主义殖民且本国极为落后，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勾结会阻碍本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革命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朋友，甚至无产阶级还有可能联合依附于一个帝国主义的买办大资产阶级去反对依附于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买办大资产阶级。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过时的原理的抛弃，代以新的原理，新的结论。而在新时代下，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要求我们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实践要求，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式和实践路径。我们不再需要、也不应简单套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以暴力夺权为中心任务的特定“革命叙事”来框定一切。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剩余价值学说、唯物辩证法等基本原理，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改变的是斗争的形式和策略重点，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本质和基本原理的根基。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