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土地与资本：中国农村的分析

　　在谈论中国农村问题时，人们总爱用“农民不争气”“农村落后”“年轻人不愿回乡”来归结一切，但这些说法恰恰遮蔽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立场上，从生产关系出发，从阶级结构出发，从历史运动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不在农民自身，而在制度安排和资本力量对农村的重构。今天的中国农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也不再是毛泽东时代集体化组织下的人民公社，而是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挤压、被收割、被边缘化的空间，是城市资本扩张的后院，是城乡不平等结构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重新审视农村、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形式上，中国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层形式被资本逻辑不断侵蚀。土地流转政策以市场化之名推动大规模集中，把土地从千千万万小农的手中剥离出去，交给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企业、种粮大户，还是与资本结合的村集体。农民在“流转”中失去了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却未获得真正的社会保障，仍旧生活在种田无利、打工不稳、养老无着的三重困境中。这不是一种进步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带着资本面孔的掠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再揭示的原始积累的重演。

　　列宁在分析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进程时指出，资本主义的进入并不会“普遍富裕”农民，相反，它会制造出一小部分富裕农民（富农），同时让大多数中小农民陷入贫困、破产、沦为雇工。今天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与列宁所揭示的情形高度相似。农村内部正在出现新的分化：有资源、有关系的人以承包大户或合作社的身份积累财富，而大多数没有资本、没有关系的农户则只能出卖劳动力，成为廉价的农业或建筑用工。与此同时，一部分原本的集体资产和公共资源也在“合作社”“股份化”的名义下被个体吞并。这种看似温和的转变，其实掩盖了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和阶级重组过程。

　　而毛泽东则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敏锐地指出，农民的觉醒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而是暴烈的，是在被逼到生存边缘之后奋起抗争的结果。毛主席一再强调，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土地问题，是阶级问题。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农村解放，没有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就没有农民的翻身。而今天的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早已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土地的控制权却以“市场”的形式重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虽然没有封建剥削的名目，但“流转”“订单农业”“企业化经营”等机制实质上让农民重新变成了被剥削者。这些政策不再用封建主的皮相，而是穿上了“现代化”的外衣，却本质上没有改变资本控制土地和劳动力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回乡，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家乡不再是他们可以扎根的地方。一方面，农业劳作收益极低，土地租金也不稳定，种植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在打工的城市，他们面对的是没有社保、没有居住权、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被城市当作临时劳动力使用，被农村当作家庭供养主体期待，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这种城乡之间的“剪刀差”，并不是偶然的，是一整套以城市为中心、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这样的结构下，农村永远是被牺牲的一方，而农民则永远被当作可转移、可压榨、可替换的剩余劳动力。

　　更严重的是，这一结构正在加速代际断裂。许多中老年农民继续劳作，却发现自己不仅挣不到多少钱，反而还要为孩子的学费、房贷、结婚彩礼背债。而下一代青年早已对农业丧失兴趣、丧失知识、丧失情感联系。一代人失地，下一代失根。当农村不再有人种田、不再有年轻人留下，所谓的“乡村振兴”就只能变成假象——成了做给城市看、写进报告里、留在景区里的“样板工程”，而不是现实中农民的真正出路。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怎么让农民更努力”，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重新审视农村的制度安排？是否敢于挑战以市场逻辑替代集体逻辑的改革路径？是否愿意像毛泽东那样，真正走到农民中间，倾听他们的苦难，组织他们的力量？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中国革命，根本不在于他的宣传技巧，而在于他深知农民的苦，从农民的视角出发，组织他们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秩序。而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往往是以“管理对象”的姿态俯视农村，而不是与农民共同思考农村未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来不是给资本主义的农村变迁披上温情面纱，而是要揭露其深层逻辑，组织被压迫阶级反抗并创造新秩序。如果今天的农村要真正改变，那就必须重新思考“农村为谁”的根本问题。农村不是资本逐利的边疆，而是亿万劳动者的生存基地；农民不是“低效”的包袱，而是整个国家粮食与劳动的基础；土地不是商品，而是命根子，是农民世世代代的血与根。只有从这些最根本的关系出发，才能谈得上“振兴”，才能谈得上公平。

　　结语不必温柔。中国农村问题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国社会所有结构性问题的缩影：城乡差距、阶级压迫、资本统治、代际断裂、身份悬殊。而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立场，才能看清问题的根源，找到行动的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农村问题上，这个问题同样成立：我们要站在谁一边？是土地上的劳作者，还是攫取剩余的寄生者？我们不该再含糊其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