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纪录||开垦后 三港主遭无情驱逐

　　●1903年新珠山英华学校的学生与校长富雅各牧师等合影，当时大多数的学童非但留有辫子，而且还一副满清朝代的装束。

　　2006年6月16日刊登

　　开垦后 三港主遭无情驱逐

　　拉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查尔士虽能预见华族四大垦场的新移民，会为国家经济带来佳绩，但却慎防他们重演“华工事件”的戏码，特别是对农工领袖支持中国革命党的政治背景，更是心存芥蒂。

　　曾协助拉者招募新安客前来古晋拓荒的江贵恩牧师，便因被怀疑是革命党人，而遭过河拆桥的拉者政府驱逐出境，福州垦场港主黄乃裳和广东芭港主邓恭叔，在垦场成立几年后，黯然离开诗巫返回中国，除了由于不擅理财，亏损过巨的表面因素外，也和他们的政治背景不无关联。

　　江贵恩全心奉献教会 成立“华人协会”

　　出生广东省东莞县李朗村，江贵恩在家乡时，便已信奉德国路德教派的巴锡教，领有传道人的神职，他在十九世纪末离开中国，到沙巴古达镇的巴锡教会为当地的新安同乡服务，不久后又抵砂劳越布道，应拉者查尔士所托，返回广东的家乡招募垦殖民。

　　●圣公会在廿世纪初，吸收了众多新安人入教，图为旧的圣多玛教堂档案图片。

　　●戊戍变法时代的重要报刊，相传黄乃棠当年亦曾在北京，参与此类报刊的撰稿与编辑工作。

　　●廿世纪率众到诗巫开垦的黄乃棠与邓恭叔，皆是举人出身，且曾参与康有为及梁启超所发动的维新变法，图为康有为（坐）与梁启超的遗照。

　　江氏加入英国国教 成为圣公会传教士

　　当年追随江牧师抵达古晋的新安人，绝大多数为巴锡教会的基督徒，由于那时古晋并没有巴锡教的组织与教堂，于是圣公会随即派员向他们传教，吸收这些“信奉基督教的客家人”为教友。

　　圣公会的副主教阿瑟沙普多次与江贵恩接触后，深觉得他是位称职的传教士，因此极力邀请他投入圣公会的布道队伍，经过深思熟虑，江氏加入了英国国教，成为了圣公会内一位积极向华人社群传播福音的传教士，非但在盐柴港垦场内活动，也频密的往来于新尧湾、武梭和石隆门的客家人社区，是教会与华社的一位活跃领袖。

　　廿世纪初，江贵恩与当时圣公会的代教务沙柏，在汉阳街设立了一间专售基督教华文书刊的书店，同时还附设阅览室“中华书院”，吸引了很多华人的参与会，向来同情中国革命运动的圣公会主教蒙西，还应邀以“一个基督徒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为题，作了一次政治专题演讲。

　　成立华人协会 却遭批企图搞革命

　　1907年，江氏更在上址成立了“华人协会”，邀请次任拉者出任协会的赞助人，是当年古晋一个跨方言群体，甚至于宗教信仰的华人社团，后来他还再接再厉，于伦乐设立分会。

　　由于在那年头，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普遍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力撼腐败的满清政府，而古晋的华裔社会，特别是盐柴港垦场的新安人，和其他各属广东籍侨民，大多也认同和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号召，由江氏所领导的华人协会，更多次主办了各种座谈会，讨论孙氏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政治思潮，并给予革命党经济与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援。

　　华社支援中国革命事业的风潮，惹来其他社群的不安与关注，当时的英文世俗学校校长，便向拉者政府作出举报，揭露“华人协会”是秘密的革命组织，甚至是一个听命于中华革命党（1919年后方易名为中国国民党），槟城支部的外围组织，而协会负责人江贵恩，更被指藉着神职之便，于布道的同时，向华籍教众散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鼓励教众支援他们“祖国”的革命运动。

　　布洛克王朝自华工事件后就显得有若惊弓之鸟，处处在提防着华社可能掀起的各类政治运动，诸如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旨在推翻中国实施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此理念更是触动了拉者王室的敏感神经线，因此查尔士在接获相关的指控后，不顾教会的极力争辩，不问青红皂白的便于1909年把江贵恩驱逐出境。

　　得圣公会担保 江氏遭驱后再度返砂

　　江氏在返华后，便到广州的圣保禄神学院进修，1913年他在圣公会的据理力争下，获准重返砂劳越，江湖传言次任拉者之所以会改变初衷，让被驱逐离境的江牧师再回古晋传道，除了有圣公会提出的保证外，据说还有人向拉者政府提供当年潜伏在砂劳越的私会党徒之“名册”，以作为换取江氏返砂的条件。

　　重投布道岗位的江贵恩，在1913年的二月晋升为教会执事，1918年正式晋级为圣公会的牧师，此等神职使拉者再也无法轻易藉故把他驱离砂劳越，他在1935年告老还乡，回到中国后再转往海南岛，退而不休的投入当地垦殖场的扶贫工作，直至1944年蒙主宠召为止。

　　●被迫离开诗巫后，黄乃棠便一直追随孙中山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

　　●黄乃棠有份签署，提呈予光绪皇帝要求政改的“公车上书记”。

　　●廿世纪初年，华商在诗巫拉让江上游山区购买原住民送来的土产时摄。

　　黄乃裳垦荒路途波折重重

　　除了江贵恩牧师被怀疑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同路人，曾遭拉者驱逐离境外，查尔士很显然也对黄乃裳和邓恭叔两大方言群体的领袖心存戒心，慎防着他们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地缘政治势力，因而在他们于诗巫所设的垦场初见雏形后，即藉故迫他们离境。

　　黄乃裳（1849—1924）福建闽清人，在晚清时于乡试里高中举人，在1895年，以福建举人的身份入京参加会试，适逢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款外还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以致举国震惊，康有为等爱国学人号召同榜赴京会试的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即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施行新政，扭转颓废的国势，此后黄乃裳便成了维新派的一员，并曾与同道等八度上书，倡言维新图强之道，还在1896年创办“福报”，与其他维新派报章相互呼应，尚力倡振兴民族工商业，和兴办新学堂等前卫言论。

　　遭慈禧太后反扑 举家逃亡至新加坡

　　奈何1898年慈禧太后等进行大反扑，软禁光绪皇帝，捕杀维新派学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逃亡海外，黄乃裳亦潜回福建，再举家乘船逃往新加坡，投靠其大女婿林文庆医生府上。

　　林文庆（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人，出生于新加坡，在当地莱佛士学院毕业后赴英国攻读医科，学成后返新加坡设立九思堂西药房，1896年与黄乃裳令长嫒黄端琼缔结连理，他在安顿了到南洋避难的岳父后，推荐他到＜日新报＞担当主笔，而在黄公后来到砂劳越与拉者签署率员到诗巫垦荒的契约时，还出任岳父的担保人。

　　且说黄乃裳在廿世纪初，分三批从福州十邑把过千名农工迁徙到诗巫，顺利的成立福州垦场后，垦殖民便积极投入拓荒播种的工事，然而垦场草创初期蛮野荒凉，荆榛满目，特别是由于新客们对异国风土生疏，传统的耕作经验和农技知识，在终年湿热的砂拉越几乎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收成大打折扣，垦殖民面对严峻的考验，得设法重新来适应这一方的水土。

　　收取税捐偿还拉者 遭同胞唾弃被迫返华

　　况且野兽蛇虫和疾病肆虐，垦场开创的头两年，就有71人因病或因故死亡，近三成的新移民因接二连三的失败挫折而脱队返乡，彰显出当时垦场发展的困难，而作为港主的黄乃裳首当其冲，所承受的精神与财政压力百上加斤，为了依约偿还向拉者所举贷的四万元，黄老只得试图向垦殖民收取税捐。

　　没料到此举引起垦殖民的激烈反对，一状告到拉者跟前，让他抓到把柄，指黄老违反双方订立不征收地税的契约，迫使一心想和同乡一起建设海外桃源的黄乃裳，在1904年黯然返华，此后把全副精力用在参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终其一生未再踏足诗巫垦场。

　　●邓恭叔亦是一位支持孙中山的晚清举人。

　　●早年华南地区垦殖民抵埠时的标准装备。

　　恐农工遭怂恿反抗 拉者设法迫走港主

　　另一位也是遭迫走的开山港主邓恭叔（1870—1936），广东三水县人，他和黄乃裳同属晚清的举人，也是力倡推行新政的爱国志士，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为逃避慈禧太后及其爪牙的迫害，千里迢迢的到南洋避难，1901年与次任拉者定约招工，从广东率领包括三名拥有“孝廉”功名，和七位举人在内的千名农工，到诗巫建立广东垦场。

　　弃学就商的邓恭叔，虽是名拥有崇高理想的知识份子，却没有足够的管理商业和农业生产的经验，由他所创的“新广东农业公司”，在诗巫的南兰区垦场经营了七、八年间，一直蒙受巨额的亏损，故此在1910年他只得忍痛离开自己手创的垦场，重返大陆的家乡，就任当地一间中学的校长职务。

　　关于黄乃裳被迫离境的缘由，尚有学者认为黄公拒绝在垦区内开赌和贩卖鸦片，影响拉者的税收所致，原来在他与拉者所签订的契约中，政府一方面明文禁止在垦场内开赌和贩卖鸦片，但却附带了暗示性极强的说明，指在“斟酌认为可举行”赌博活动，或必要（贩卖鸦片）时，则准移民领袖在垦内售卖鸦片或开赌馆。

　　查尔士自然希望能藉由在垦场内开设赌馆和贩卖鸦片烟，抽取丰厚的税收，但黄公是位有良知的领袖，向来对国民受到烟毒戕害感到痛心疾首，坚持垦场内禁赌与禁卖鸦片，杜绝烟毒奢靡的习气，为此而与拉者交恶，最终使他在壮志未酬下被迫离开。

　　经济陷入困局和拒绝“同流合污”，固然是上述垦场开山港主被迫离境的因素之一，不过最主要还是他们是革命志士，尽管矛头是指向大清帝国，但拉者始终对他们放心不下，担心他们有朝一日会怂恿农工起而反抗布洛克王朝的统治，所以一逮着机会，便要他们收包袱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