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烈士篇---永远的怀念

　　过去的战友们根据记忆，缅怀在艰苦环境中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的忠实战友和他们牺牲的经过。以上所提之芳名，只是被追忆的一小部分，至于没被写进去的其他无名英雄，因未查究，请见谅。还有很多牺牲者和革命群众，不管是在战斗中或是在白色恐怖的各种情况下被枪杀、被砍头、被折磨、病死、饿死的朋友，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最勇敢、最优秀的好儿女，为了自由和正义，他们抛弃一切，甚至奉献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现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朋友应该含笑九泉。1998年5月印尼民主运动取得最后胜利，推翻了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苏哈多政权，这里也有西加革命者斗争流血所得来的一半果实。因为印尼西加反苏哈多政治迫害的斗争，完全是为争取印尼民主的正义斗争，战友们的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印尼民族的英雄和光荣。

　　战友们，你们曾来过这世界上，你们也曾为这世点上光和热！我们还活着的朋友，为你们献上一束白色的鲜花，为你们神圣的灵魂、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纯洁的红心，默哀致敬！永远的怀念！

　　第1节．烈士芳名

　　革命斗争中不少游击队员相继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烈士栏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加出色的优秀儿女的芳名，他们是：

　　第2节、烈士事迹

　　1.梭菲安

　　梭菲安出身在南加里曼丹马辰的一个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长老家里，父亲对他特别严厉。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到爪哇岛读书，为了印尼的独立自主，他从小就参加抗荷游击队，坚决与荷兰殖民主义斗争。曾被荷兰殖民政府逮捕过，进过监狱。

　　1960年被派到西加里曼丹搞西加党工作，是印尼西加印共省委书记，也是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是当时苏加诺政府的一名要员。1965年担任过西加民族统一战线主席(Ketua Fron Nasional)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天网恢恢还是让他溜走，他侥幸地躲过密密麻麻的侦探，在华族群众的掩护下，睡在坟场里、树林、草地上，甚至在市区被军警重重包围下，华族群众把梭菲安装进木箱里，在王明的护送下，安全转移到较安全的隐蔽地点，在街头巷里贴满了抓捕令，抓到的有可观的悬赏，但是华族群众还是站得稳，不被高赏利诱。他把被苏哈多摧毁的组织从新整顿并领导着转入地下，从黑暗中摸索前进。

　　1967年初，联系上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的黄汉，决定走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经过与黄汉的磋商后双方决定携手合作，讨论结果当时一致认为首要问题是成立武装部队，于是火焰山部队便宣告成立。

　　1967年7月15日在双方配合下袭击华莪飞机场，于是打响了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

　　八年来他领导西加人民进行艰苦地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他忠心耿耿吃苦耐劳，以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从没有群众发展至沿海区和卡江一带的群众。但是由于他缺乏地下白区工作经验，因语言上的障碍，又因他的身份出入危险，不能客观实地调查，只听取几个领导人的报告，造成主观的决定。以梭菲安为核心的最高组织领导层， 没有谨慎考虑后果便执行贴标语运动，这运动把多年来实行了艰苦危险工作的全部心血，功亏一篑，全付之失败了。

　　1974年1月13日，梭菲安自己的警卫队班长被捕而带兵包围他，在军人重重包围下，牺牲了。

　　2. 陈武侠

　　1965年九卅前陈武侠是印共省委委员，兼任籍民学校校长，他是西加的高级干部，苏哈多政府当然要逮捕他，他逃脱追捕后，就一直受革命群众的保护躲藏了起来，转移了好几个地点。当时的干部除了梭菲安、彭任能、陈武侠外，其他大多数都已被监禁在监狱里或被杀害。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他们三位领导人取得一致的看法，就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必须转入地下斗争，保存实力。西加群众工作者在昔邦与砂劳越的领导人黄汉取得联系后，陈武侠便上边区做各种准备工作。

　　1967年4月6日梭菲安和陈武侠在华莪山区与砂劳越领导人黄汉等进行会谈。

　　1967年5月1日梭菲安派在昔邦搞组织工作的王明、陈武侠上火焰山和砂劳越领导人黄汉进行更进一步商讨。

　　以后陈武侠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当指挥员，在孟加影他指挥了几次的游击战斗，都得小胜而归。由于形势发展越来越恶化，于是他们转移到木杆王明站，后来化整为零，回到白区搞群众工作。

　　陈武侠因为写了一篇文章在红旗报刊发表，以‘学思’为笔名，文章内容提出我们必须先搞好沿海区华族工作，抓好华族经济，然后慢慢地向内地开展，不能性急。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梭菲安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批判学思的思想作风，批判学思（陈武侠的笔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学思只想个人享受不想在艰苦的落后农村搞达雅族和其他族群工作，只想在沿海区搞轻松的华族工作。

　　其实陈武侠是一位很能干的干部，他也很聪明，对军事知识和政治认识也比较高，他有一段时期的战斗经验，也经历过不少困难。他从一个上层领导干部被贬为平常的群众工作者，对于他一定受到不小的打击，但是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深感到他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干部，不管在任何情况和打击下，他都很乐观，没有悲观的情绪，他总是哼着歌吹他的口哨，做他要做的事情。

　　在革命队伍完全失败之前，有些人认为‘学思’的看法并没什么大错，要为他平反。他只是对组织工作犯了些比较狭隘的地区主义，较片面性的资产阶级作风之表现。

　　本来革命斗争队伍应该全面性发展，不能靠局部性的工作，同时干部的工作应向四面八方向各民族扩展，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必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就如陈武侠的警卫员世民含着眼泪说：“不应该因为他犯了些错误就把他置于死地。”陈武侠并不否认向落后农村发展，他当时曾对向他攻击的干部说：“我不会如你们说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么严重吧！”但来不及平反，他已被逮捕，法庭上判他十六年徒刑，他接受和肩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最后1981年在国际形势催促下全体政治犯都已被释放，剩下他自己在监狱，就在出狱的前夕，不知什么原因陈武侠死在被锁着的狱房里。他在出狱前夕无缘无故死去，是否有企图置他于死地？

　　3.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

　　艾芬迪是火焰山部队的队长，他原名钟志盛，不很高大，洁白肤色，做事非常灵活。他和副队长山佐约在火焰山部队里是梭菲安的左右手，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俩肩负着非常重大的任务。

　　艾芬迪参加过1967年10月13日保安站事件，作战非常勇敢。在火焰山领导着大队进行各种活动，种稻、运输、侦察、带领小队转移、反围剿的各种防范活动等。经常带领生产队在稻芭除草，没粮食的时候，带队去谷仓背粮食，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的时候，带领队伍转移并寻找粮食，或找水果、地瓜等什么可以充饥的，他告诉我们鹿目（一种蘑菇，像鹿的眼睛，又像龙眼果，可生吃）可以吃，野蒜头不可吃，有些人因吃了它中毒而死。

　　他背着五公斤重的AK重型机枪，还要背粮食，虽然在火焰山基地还没正面与围剿军冲突，但经常在路上差点碰上。我们必须急行军，行军到哪里晚上就扎营，经常在半路搭棚休息，有时休息的地点就在围剿军扎营附近，原来我们竟在军人鼻子下活动或休息。经队长或派出侦探员回来报告说，附近就是军人，队长会警告我们不可出声或小心地转移。只要我们大意就会遭机枪扫射，枪更不可走火，因为一走火军人会寻声得知我们宿营地点。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有一位同志的机枪不小心走火，“砰！”了一声，艾芬迪说糟糕，我们处在危险状况，必须马上转移。可是有些同志因吃了不熟的树薯叶醉倒了，很多都走不动，他没办法，只好把我们走过的地点伪装起来，度过一个危险的晚上。

　　有一次艾芬迪带我们到地瓜园Kebun Timun，为了安全起见，他只准我们晚上起火煮地瓜，因火柴已用完了，只好一直保存火种，火种用烧过还燃烧的火炭加上火灰放进军用食格里保存，经常带着火种转移，在地瓜园我们住上了好几天。

　　每到一个地方若情况允许，便用长刀砍下树叶、小树做朗篙(茅屋)，下面只铺上树叶便是床了。睡觉的时候大家好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叠干鱼脯般男女侧着身体睡觉，下雨时用草或漆布搭成的屋顶漏雨便被雨淋得直发抖。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都不曾吵架，大家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在比较悠闲的时候，就小声哼着部队同志们喜爱唱的歌“山泉”“火焰山山歌”“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咏梅”“绣红旗”“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围剿军人到处围剿找游击队员，战斗队员也经常找机会进行反围剿，只要围剿军小队出来抢群众的东西或巡逻，有时也被游击队伏击，有时正面碰上了就驳火。以后情况越来越恶劣，苏哈多派遣大批中央正规军种进行大规模围剿，到处剿山场，梭菲安决定化整为零，把队伍缩小。

　　1968年在营房的最后一次相聚，艾芬迪和一位队员两个人出外巡逻的时候碰上军人在洗澡，当时可能他们被发现了，他主动端起枪便向军人射击，但枪却失灵，子弹打不出，军人向他们追来，他们在无法还击的情况下，被军人开枪打死了。

　　副队长山佐约则在巡逻的时候被军人逮住，被带回军营去，直到现在我们不知他的下落。

　　5.乌玛尔(Umar)

　　乌玛尔是爪哇族，九卅事件后他被捕入狱，经过狱中磨练，领导上偷偷把他从狱中拯救出来，他成功地越狱了，组织上安排他领导邦戛一带的工作，经过狱中的磨练使他工作非常谨慎。他曾经向组织提出不能专搞华族，必须设法搞印尼族群，但不容易搞，他也多次向雄民提出必须采用单线联系法，但雄民不听他的，不是雄民的领导地区雄民也插手联系，乌玛尔经常警告他，怕一个人出事一连串被涉及，他的警告被证实了。

　　雄民出事了，他背叛了组织，成了军部的卧底，他所知道的地点都出事，他出卖乌迈尔，乌迈尔和阿姗等一伙分散逃跑，乌玛尔跳进一个水塘里沉进水里面，在无法透过气的情况下他露出水面，被当地印人看到抓上来的。在路上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在军警办事处湿漉漉的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乌迈尔死不开口，最后被军人踢他下身而死去的。

　　6.哈山(Hasan)

　　哈山是爪哇人，九卅前是籍民学校的一位中学老师。1967年第一批来到火焰山，曾参加华莪机场战斗。当火焰山部队化整为零而转入白区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被派到某乡村搞其他族群的工作。1972年，在整个革命队伍遭受破坏的时候，军人包围了他住的小屋子，军人叫他出来投降，他在门后拔出一支长刀，他微笑地走出门外，忽然从他身后挥出一支长刀，直砍带队的军方队长，军人队长的手被砍了几刀，军方开枪射击，哈山倒了下去牺牲了。军人把他拉进屋子里，放把火，里面一个六岁小孩和他生病的爸爸一起被烧死。

　　7.苏拉民

　　苏拉民原名李松源，高瘦个儿，脸上总是笑容满面，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穿着非常朴素。九卅前他是搞农会的，组织各族农民，进行学习、开会讨论，和农民打交道。九卅事件发生后，他的身份变为非法了，为了革命工作他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多年的爱人，坚决走上革命斗争的岗位。

　　1967年由于军方向孟加影地区华人，进行毫无人道的反华排华活动，于是他被梭菲安派到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通过他和周淑芳、陈鸿义、林文佳的发动下，许多群众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因为他是搞农会的，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把华族群众工作搞得很出色。他们还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的协助下，训练了一村村的民兵，村民觉悟性高，年轻人组织民兵以保卫他们自己的乡民。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孟加影一带在梭菲安等领导人推动下，成立了“八·三〇”部队，他是部队的支部书记，主要是搞思想教育和群众工作。

　　1967年，有一天，围剿军来这儿进行围剿，侦探组得知情报后马上派人通知，因送信的群众不知道在战争中一封火急的信是多么重要，只差一分一秒就能改变整个形势的发展，决定胜负。60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高科技，送信什么都得靠两条腿，所以信息非常慢，送信的群众接受了任务后，跑了一夜太累了，结果在半路休息时睡着了，早晨当部队接到他送来的火急信时已天亮了，来不及埋伏。队长文多罗知道兵必到此围剿，他来到蔡高土家，看到政委苏拉民还在那儿，便叫他赶快撤退，他含笑说：“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就走，你们先走吧。” 他是多么沉着，处处以群众利益为重，而且他也想到领导人和部队队员的安全，苏拉民不走文多罗没法只好带队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就听到驳火的枪声，他们很担心，苏拉民虽然拿的是自动捷克枪，可是他一个人哪能抵挡得住众多的围剿军？部队赶快跑回高土家，已经太迟了。军人看到有重型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当部队队员赶到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他还没断气，肚子下方被扫了好几枪。战友们很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已受重伤，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战友们非常难过，把苏拉民抱回山上，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游击队员将他安葬在他牺牲的山上，这座山命名为“苏拉民山”，苏拉民为民主自由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8.陈福意

　　陈福意(树华)结实健壮的身体，对人和蔼可亲，是一位忠实、坚强、严肃的忠实干部，从不计较个人利益，碰到任何困难也从不唉声叹气，诚诚恳恳毫无代价地工作。

　　九卅前他是青年团书记，他和张瑞一起受过一段时期的训练，他很会做群众工作说服人，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你争取过来，而是说出道理让你慢慢地思考，以理服人。如我已准备回国，但他一句话就让你深思觉悟。

　　九卅事件发生后，他和张瑞被捕了，在组织秘密安排下他们从监狱逃了出来，被护送到山口洋森林区。1967年期间，他被梭菲安指定在木杆一带负责木杆站的工作，张瑞负责宝宝山。他们的站作为转站、运输站、联络站，还在他们的站训练军事人员，经过训练才上火焰山基地。1969年2月武装部队化整为零，转入白区搞群众工作，他也从山区走出来，梭菲安集中主要干部讨论有关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被邀请参加格兰坪第一次会议的共十二人。

　　陈福意和林英被梭菲安指定负责山口洋、百富院、三发、斯古拉等沿海一带B局领导工作，住在一个群众家，在这里他写下了千万张工作计划、建议和指示，他和助手林英携手合力，组织了一村又一村的群众，他们也经常下放到农村进行调查、落实计划，亲自领导工作，群众工作迅速发展。

　　1970年陈福意被王明派往道房搞民族群众工作。1972年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他跟李忠科(老虎)、周文辉、如海四个人被捕，军方还照了一张他被捕时坐在屋前梯子上，军人用脚踏着他的头的照片，侮辱他以降低他的人格，但他并不动摇，非常镇定，最后他们四个人全部被枪毙。

　　9.郭正老伯受酷刑而死

　　淡水港有位为人可敬的郭正老伯，对人慈祥、和蔼可亲。他的家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家，地板是用泥土做的，从前堂到厨房都是坚硬的泥土，家庭还一直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前堂两把椅子，男左女右，郭正老伯是一家之主，左边座位只给郭正老伯坐，座位中间有一张小桌子，他经常在那儿喝咖啡、喝茶，客人可以坐在右边与他同饮或谈话，铿锵的声音，虽已过七十，但让人感到精力充沛，讲话时语重心长,很有分寸。

　　孩子们非常尊敬他，爸爸讲的话没人说不，就是村里的人都听他的话。发白的短头发，已渐白的眉毛，锐利的眼睛，白皙的脸，每天都穿白色衬衫，大脚农民裤，让人感到一位伟大的父亲形象。

　　吃饭摊上席子，一家大小就坐在席子上，老伯先动筷夹菜吃，其他才随着吃，老伯离座其他人才站起来。他们一家人非常好客，大儿子阿兴，已有几个孩子，郭正老伯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孩都还未结婚，他们非常勤劳地干种田的活儿。小儿子阿客一有空则出海打鱼抓蟛蜞 (小螃蟹) ，家里谷仓储量够吃还有余。

　　郭老伯他老人家扶幼济穷，当65年排华事件发生后，山区大屠杀华人，一些山区的华族向市区逃亡,他收留了一家逃亡的难民，在他的椰园搭了间房子，并且还将谷仓里的谷扒出来支援他们。只要有意义的事，有人要求帮助，他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有一位中医叫林振先生，对妇女病非常有把握，医德很好，但习惯抽大烟，跟郭老伯交上朋友以后，老伯买了酒让他在家里一起吃饭,一有空他就过来饮酒、谈谈心，慢慢地便把大烟戒了。村里的鳏寡孤儿他都愿意给予援助。

　　他是一位政治认识较高、抱不平、支持革命的群众。很喜欢讲时事，谈论中印世界新闻。革命者来到他家就如回到自己的家那样温暖，他毫不犹疑地帮助组织解决革命工作者吃和立足的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1970 年7月29日下午2点，他家被坏人告密，侦探在放书籍文件的草丛中监视，他小儿阿客要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接着把郭正老伯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逮捕，带到松柏港军部锁一夜，翌日三、四点载到喃吧哇警察所。

　　家里只剩下小孩和郭老大妈，恐慌无计。有个小女孩12岁，另外还有两个十多岁的乡村女孩被当地地方军头逼着带到后椰园的路上被强奸了，她们哭喊着叫救命，在光天白日下, 苍天椰林见证了这禽兽不如的罪行。

　　兴哥对我说：“我和我爸爸同一个房间被审讯，只许我们穿一条短裤，从晚上7点开始审讯直到午夜12点多。我亲眼见证了军警对爸爸的酷刑拷打。问爸爸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书和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强迫我们承认是共党分子,并要我们报出去过大屋(我们对老伯家亲切的称呼)的名字和有关者的居住地点。我们都紧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拳头大的木棍抽打在爸爸瘦而老的身上，叫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枪枪头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槌打，直到两手手指全肿得像鸡蛋甚至断碎了，然后手扶着桌子弯着腰用拳头大的木棍打腰脊，人倒下去扶起来再打，几支木棍也打碎了，全身血肉不分已完全没有了皮。军人一把抓住我爸爸推到椅子上，叫人再找来木棍，然后用棍子的尾端插向爸爸的胸部，顿时胸骨断了，他倒了下去。”

　　兴哥和他爸爸分别受刑，棍子落在他的手、背、胸，脸也破而流血了，他指着消瘦的脸对我说：“你看，直到现在我脸上还有痕迹，他们用烟火烧我的脸、背，烧全身。然后他们用还热的火灰从头上倒下来，在我满身是血和伤口的身上涂上火灰，这种痛苦可想而知，但我已失去了痛的感觉。”

　　客和他的姐姐也同样受毒刑，然后各监禁在另一房间。半夜12点多，郭老伯被拖回狱房，还有第二的儿子金哥也受毒刑后和兴哥以及他爸爸关在一起。大家都伤痕累累，痛累地倒在地板上，他们躺在爸爸的左右，郭正老伯还对他孩子说：“我们千万别牵连别人！一切危险我们自己担当！”三个人躺着都不能动了，过了一会儿，大约一点多，他们看到爸爸没声响，金哥便试探他鼻子，已没气了。他们知道爸爸已离开苦海了。他们没有眼泪，一动也不动地与去世的爸爸一起躺到天亮。

　　天亮后守门的兵才来开门，看到如此情形便把郭老伯拖出去。叫松伯港老人会处理丧事的华人来。这些华人见状大为不平，要求用棺材装郭正老伯尸体，但被军人拒绝了，军人拿来麻袋剪去连缝的部分，便叫他们把老伯尸体放进麻袋，叫他们扛回松伯港草草埋了。

　　我们有这么坚强的群众，为了保护我们的同志和组织，郭正老伯宁死不屈，就是在牺牲的最后时刻，他还交待孩子们千万别牵连别人。郭正老伯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正义行动非常可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0.周淑芳

　　周淑芳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嘴巴下长了一个黑痣，大家常开玩笑说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九卅前是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和干部，后来她被派到某地搞群众工作，她工作热情，笑脸常开，青年们都喜欢她，通过教夜校和歌咏队很快地就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华族群众中搞得热火朝天。由于无限忠诚和大公无私，让她搞什么工作都能一股热情的搞，根据她的智慧和发动能力，都能把工作做得好，因此她得到组织的信任。

　　她父母都在家乡居住，她的家只有他们弟妹几个在读书，组织活动彩车游行、开会、碰头，同志们甚至吃睡都挤在她家，因此她的家就成了革命青年的根据地。

　　九卅事件发生后，她家被突击，被寄放在她家的我和平两位被逮捕，军警拆开二层墙还搜到许多书籍，因为当时凡进步书籍和中文书都被禁止，为了更好保存她把全部书籍都藏了起来。至此以后她也回不了家，组织把她调去孟加影搞群众工作。由于她工作热情，所以得到群众的信任，群众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把好几个乡村连成一片红区。

　　机场事件发生以后，群众被集中到山口洋了，组织失去群众就无法站住脚。他们在某村的群众中突被村人包围，甚至要把全部华人杀掉，幸好当地达雅人出来维护，对另一村的人说这是我村范围，应由我们村处理，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开，这村的达雅人叫相熟的华人快点离开，不然性命难保。

　　周淑芳后来被调到火焰山，刚好发生保安站事件后，我们的稻芭被袭击，火焰山也面临大围剿。后来形势越来越糟，苏哈多军队的围剿越来越频繁，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火焰山部队领导人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火焰山部队在长凳栋驻扎的一部分队员，其中有周淑芳、苏西、张珍、战地、阿胜，砂拉越的队员陈山、方达、甘达等开会做出决定，西加的火焰山部队队员提议他们要回白区，砂拉越同志要回砂拉越。当时战地平时表现不好, 已被梭菲安撤了警卫员的职还缴了枪，大家对他印象不好，都不想让他跟着队，这消息让战地知道了，当夜正好轮到他站岗的时候，战地偷拿了砂拉越队员方达的机枪朝自己的营房扫射，当时全队队员十多人正熟睡，除了周淑芳、陈山、阿胜、北伐几个队员机警地滚到地下逃走外，其他的如张珍、苏西、李小明、方达、甘达等都死在战地的手，然后向军方投降。因为他过去是梭菲安的警卫员，知道很多秘密，于是带敌军搜获藏武器的仓库和药库。

　　坚强勇敢的淑芳，逃出战地的枪弹后便向达雅族村庄走去，因为她曾在火焰山附近达雅族村庄搞群众工作，比较熟悉达雅族乡村情况。她来到一个稻芭的小茅屋，见到了一个达雅人，她在那儿隐蔽起来，她了解到砂拉越大队的人有时会路过此地，她叫达雅人交给大队队员修理手表，当大队队员看到了女子手表就知道有自己人在这儿，然后叫达雅人带他们见到了淑芳。

　　周淑芳跟着大队队员，来到宋公山的砂拉越人民军总部第三支队。对于淑芳的到来，杨柱中总部司令、叶存厚政委及队员们都非常欢迎她。

　　砂拉越人民军总部，在宋公山受到多次印马合作进攻和围剿，致使他们的粮食发生困难，没粮食便吃树籽、榴莲核、树菇、树叶等维持生活，为了避开军人的围剿和方便找食物，他们分成两队不断行军，但在行军路上同志们因病死、遇到军人被枪杀死了不少。1969年2月底，叶存厚安排10位病弱者，其中包括周淑芳，到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点，由坚利带队，出发后走到半路，被兵袭击，整个小队队员全部牺牲，周淑芳也牺牲了。

　　1969年3月，杨柱中砂拉越三支队司令、叶存厚三支队政委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宋公山第三支队全军被消灭。

　　11.坚决走上刑场的群众工作者-嫦桃

　　这是一位在最后时刻与嫦桃在一起的群众工作者阿姗对嫦桃的一段回忆。

　　嫦桃笔名建平，三发姑娘，身体高大，较黝黑的脸上显出她刚强不屈的神情。二十多岁的她正是意气风发的年华，她有一股勇往直前的干劲。1972年，当时人们听到风声紧，因出了叛徒雄民，他和军人秘密合作下，青衣到处抓人，同伴们都叫她暂时避开，但她说群众需要她，她必须先回去看看情况。她回去后就被逮捕了。

　　阿姗和乌玛尔(爪哇人)等几个人在一个群众家，就是雄民背叛组织，阿姗他们的地点暴露被包围了，一看到情况不对就分散逃，阿姗拼命叫群众的妻子和孩子快出来，但没想到群众的妻子在床上被扫死，孩子七个躲在桌下都无恙，阿姗一直跑，竟掉进泥浆里被抓了。

　　乌玛尔跳进水池里，潜入水中因无法呼吸不得不冒出水面，被当地帮助包围的印尼人看见而被抓，带进军部办公室时，他的脸已被打得青肿流血，在军人逼案的过程中，他闭口不说，青衣用皮鞋踢他下身被踢死了。

　　阿姗被抓进去后，被打得死去活来，衣服被脱光了从这个办公室出来又被拉到另一个办公室打，甚至两手吊着打。不给阿姗穿衣服，真是没有人性，后来隔壁的男难友，偷偷塞一件衫给阿姗，连短裤都不给她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较放松了，阿姗等能到厨房洗澡了，阿姗见到了嫦桃。她是在特别一个房间被监禁的。嫦桃对阿姗说，她已先得知领导人雄民叛变的消息了，因为和雄民在一起的交通员曙光看见雄民被捕，不久无事被放出来很自由，没受刑和监禁。但大家还不敢相信他变质做内奸，只是有人已开始怀疑他，一直叫人监视他。雄民的一个女友是外人，他经常带她去看戏、逛逛街，去花钱浪费，钱花完了，便向村干部以组织的名义东骗西讨。

　　群众工作者针对雄民的叛变开了个会，准备进行锄奸活动，可能嫦桃和曙光对雄民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了，雄民对知道他情况的人进行灭口，他们才被监禁在另外个别房间,也由雄民决定枪毙他们。

　　一天清早，嫦桃、曙光、民兵，及几个难友共七个人被载到文岛宜的红栋山，嫦桃在走上刑场的最后时刻，还对一同载到红栋山的阿光说：“我们做人应该挺直胸膛，不做害人的事，我们问心无愧！”

　　他们全部的头被套上布套，青衣叫他们走到挖好的坑前几声枪响，嫦桃、曙光和一个民兵三个人倒在坑里，其他几个只是陪场罢了，然后被载回军营。

　　雄民的最后下场怎么了呢? 他肆意妄为胡作非为地陷害革命者，有一天，一个假装和他要好，同吃同睡的革命者，接受了蔡兰花的命令，他和另外两位助手暗中联系后，开后门让勇敢的小光进去，凌晨四点在雄民酣睡的时候，小光用菜刀砍断了他的头颅。第二天才被军人发觉雄民死了。苏哈多政府以隆重的官方葬礼，在棺材上面盖上红白旗，整排的军人护送他的棺材，埋在烈士墓，他成了苏哈多的英雄，但他永远被人唾弃！

　　12.陈鸿义

　　陈鸿义是1965年前青年团歌咏队负责人之一，社会青年和学生很踊跃参加，歌咏队越来越发展壮大。九卅事件后他也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一，组织最先派他到孟加影搞群众工作，周淑芳也调到孟加影工作。在他们的热情洋溢的工作下，孟加影一带乡村成了红色革命区。

　　1966年8月中秋节，孟加影乡村执委会要召开会议并庆祝中秋节，陈鸿义一个人正走向开会地点，突然在他前面出现几个持枪的军人要检查他的证件，他是军方黑名单中正要寻找的人，当然他不愿就擒，更重要的是怕暴露开会地点和正等着他开会的同志，他马上向相反的方向溜走，军方紧追不放，结果他跑到一条死胡同，攀越围墙的时候被军方开枪击中牺牲了，执委们马上得到了消息，当时淑芳也在场，他们的庆祝会变成追悼会。

　　13.许添诚

　　许添诚白皙肥胖不太高的身体，是个独生子，他妈妈开咖啡店，他是华语教师，也是个提琴手，他的提琴拉得很好，经常在文艺会节目演奏。

　　合法时期他和陈武侠等人在籍民学校搞活动，所以他被军方列进了黑名单，他的朋友很多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他因身份不合法，便到处躲藏。在此种情况下，组织派他进山参加游击队，在孟加影一带搞群众工作。

　　1967年由于形势变化，他和淑芳、翠燕等几个人在一起，后来淑芳被梭菲安调回火焰山，许添城和几个同志被派到打拉鹿附近，准备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不料却遭军人包围被杀害而牺牲了。

　　14.李翠燕

　　李翠燕是一位工作稳重、负责又坚强的革命干部，1964年，印尼展开抗马行动，为了贯彻苏加诺总统反帝反殖民地政策，西加毗连东马，成了抗马行动的前线。西加人民纷纷参加抗马志愿军，广大的华裔青年也积极响应，当时印尼国家广播电台坤甸分台设立了抗马华语广播节目，杨国豪被邀请主持华语广播节目，他义无反顾的投入抗马行列。翠燕、许瑞玉也应邀担任广播员。在那如火如荼的抗马斗争中，华族青年义不容辞地挑起了抗马的大梁。

　　为当时印尼人民正积极支持马来亚砂拉越人民反殖民地的正义斗争，因此把抗马斗争放在广播的头条新闻。杨也作翻译工作，把坤甸或国内外新闻翻译成中文，这是件繁重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做了不少平凡却又伟大的事业。

　　在搞广播电台的那一段时间里，杨国豪与华文广播员翠燕结下了可歌可泣的情缘，很重感情的杨热恋着燕，甚至他们已在谈婚嫁。

　　天有不测风云，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天，媒体被封杀，杨国豪工作的坤甸中文广播电台被禁止广播，苏哈多开始向异己分子展开逮捕活动，杨国豪也在劫难逃。在被捕前，他镇定自若地向燕阐述了当时形势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他说他可能被逮捕或被杀害，希望燕好好应对。燕也勉励杨国豪希望他能坚强地活下去。凄风唳雨的夜晚，他们互相叮咛勉励，最后杨国豪告别了燕，没想到一别成永诀！

　　翌日，杨国豪被当局传召。他不仅是黎明报的老报人，又是坤甸华文广播电台的领导人，这几重身份使他上了黑名单。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自认为没犯法，便大义凛然去应召，但这一去就身陷囹圄。

　　坚强的燕擦干眼泪拯救被上了黑名单而未被捕的朋友离开，多次把朋友们救出险境，由于频繁的活动受到探子的盯哨，最后燕只得离开内线转入实地斗争。

　　她悲愤的走出温暖的家庭，她是被苏哈多的排华政策迫上梁山的。她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她知道这一去不知何时何月才能倒回来看望自己年老的父母、家人和爱人，真的这一去她不再回头。她被派到孟加映一带工作，最初她和淑芳、许添城一组，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碰上一个乡村的华人被气势凶凶的达雅人集中，包围着他们，为了不让达雅人认出她们不是本地人，淑芳、李燕抱起群众的孩子，这时四处已起了火，外村人正欢天喜地又喊又跳舞，他们将要进行屠杀的当儿，正巧华族乡村附近的达雅人赶到，他们对异乡的达雅族人说：“这些被你们集中的人是我们乡村范围内的华人，我们乡村的人会处理，不关你们的事，把这些人交还给我们。”这村的华人幸运碰上了救星，被他们拯救出来，这些好心的达雅人说：“你们快点离开这里，不然性命难保。”

　　1967年，淑芳离开他们被调到火焰山基地和我在一起，李燕和一个工作者被派去船头区搞群众工作，有一位同志曾在马拉波山见到她，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军方围剿中被枪杀了。

　　1968年，燕在与恶暴斗争中不幸牺牲了，为祖国的民主自由奉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当时年仅二十二岁。

　　15.小梅

　　小梅原名雅梅，是个漂亮的年轻又活泼的姑娘，两个酒窝儿，脸上笑嘻嘻的，曾参加1967年10月13号保安站激战。阿因说老刘同志来不及穿衣服就跳进战壕，当时战斗已开始，小梅把毛巾和衣服传递给指挥员刘晓，老刘同志边穿衣服边指挥战斗。别看她身体娇小，她却是勇敢的女战士之一。

　　小梅在火焰山基地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运输队也有她的份儿。1967年某一天，艾芬迪队长分配他们执行运输任务，他们从火焰山基地出发，来到储藏稻谷的地方磨谷，磨成米以后便各背着米准备回营，这队运输队有十多个队员，队员们边工作边开玩笑，排队要出发了，向导还在开玩笑，还没人当向导，小梅背着士登不暇思索上前就充当向导，向大家说“排好队，出发！”她走在最前面。

　　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不警惕，刚走下坡，没向四周张望侦察，以为军人不会发现此隐蔽地点，完全失去警惕性，低着头往前走，他们不知道正巧遇上军人巡逻队，已先在山下埋伏他们，小梅等来不及开枪，已被军人开枪先扫射，小梅第一个被打中头颅而牺牲了。

　　第二天就在她牺牲的地方他们埋葬了她，我们痛心地失去天真可爱、勇敢的小梅同志。

　　16.抄写员--张珍

　　张珍是山口洋农民出身的女孩，高瘦的身子，虽然比较黑，但有一张清秀的脸，一看就知道她是多么纯朴坚强的农村女孩。她家比较贫困，以种菜为生，他们一家是我们的堡垒户，有的同志要上山区有时也住宿她家。

　　她仅读小学，但是能写一手漂亮齐整的中文字体，因此，《劳动报》《红旗》编辑负责人老马，经常由交通员交给她抄写，她非常积极用心地抄，一点都不含糊，有时抄到天快亮了才休息，这是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她的纪律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对工作非常负责任。

　　张珍后来也跟着上火焰山根据地参加部队。1968年，部队化整为零，她跟着大队一起转移下来的时候，在行军路上被曾当过警卫员的战地，因对组织消极的情况下，晚上正好轮到他站岗时，他乘晚上大家熟睡开枪扫死了张珍、苏西、李小明、甘达、方达等好几个同志，然后向军方投降，张珍牺牲了。

　　17.歌颂乌拉

　　乌拉是某地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他对工作很热情又负责任，白区工作危险性很大，但他已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1968年，乌拉被坏分子出卖，在假狮被捕了，他经受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组织和联系人，但乌拉没被吓倒，他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自己的同志，结果军人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刑具，都无法让这位人民的好儿子开口，为了再逼问审讯，用更卑鄙的手段对付他，于是军人用船载回邦戛，在船上双手还被绑着，受到严密监视，他机警地避开军人的注意力，突然的事件发生了，他一声高呼，“印尼XX党万岁！”迅速毫不畏惧地跳进大海，军人吓倒了，因为一个政治犯不见了他们将面临被开除或受到严重处罚。他们被逼也跳进大海拼命捞，拼命找，乌拉已下决心不让自己浮上来，沉、沉，终于沉入海底为革命牺牲了。

　　当时有一首歌颂乌拉的歌，歌名为《歌颂乌拉》 ，赞颂乌拉印尼英雄的好儿女，为印尼自由民主而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希望全体革命者向乌拉致敬，学习乌拉为人民服务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继承乌拉的遗志。

　　18.张添

　　张添是华莪革命民兵，他非常痛恨苏哈多的排华和挑衅种族事件，眼看自己的家人和乡亲遭受到砍杀，于是决然进山参加武装斗争。在七月十五日抢机场事件中，他积极地投入战斗，他和一些参加战斗的群众一道，背了几支夺来的枪支到火焰山附近。他忠心耿耿对组织分配的工作没第二句，他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越是困难的工作他越走在前面。

　　因为他是当地人，对那里的山路非常熟悉，所以组织经常交给他护送战友的任务，去接要上基地的新队员或各站领导人的联系工作。

　　1967年，他在护送游击队员去火焰山回来的路上，被苏哈多军队包围袭击打伤了，军人喊话要他放下武器投降，他不甘愿被军方俘虏。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在紧急关头他镇定地拿起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民兵张添光荣牺牲了。

　　19.鲁基山

　　鲁基山高大的身体，做事踏实，他是坤甸人，不知他的真姓名，为了自由故他离开家庭参加游击队，他是乔治排的战斗队队员。他们在义罗附近驻扎。

　　1967年某一天，他们正等待被派出去联络送信人新客的消息，刚好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新客未到，桥治有战斗经验，知道情况不妙，马上下令撤退，就在撤退时机枪响了，证明围剿军已向他们包围，他们十多人从两山的凹下突围，而鲁基山向山上突围中弹而牺牲了，其他人安全撤退。

　　20.一位普通战士——国平

　　矮个子圆圆的脸上常挂着笑容，18岁左右的小伙子，是山口洋属下丁加邯村种芒光(Bengguang)的农民，每天都忙着种作，涂满着泥土的身体，然后跳进屋前淌流

　　的清澈见底的河流，顽皮地有节奏地用手打着水花嬉戏，这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

　　时间对他非常宝贵，我很少看到他空闲下来，不是忙这个就是帮那个，他永远朝气蓬勃，永远给人带来春天的感觉。

　　当去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有时我也参加他们运输的行列。因为非常危险，必须特选人员，国平、世民和我个别从山市运载同志们要上山区的行李包，必经过军人的守岗站，我们尽量保持镇定，若无其事地穿着农民服装，带着草笠麻，在军人的监视下踏着脚踏车穿行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国平吹着口哨悠闲地度过险关。其实我们只一个希望，别被他们阻止停下来检查，若被检查就麻烦了，上面用草或其他东西伪装的麻袋里，装的全是背包，里面尽是军服、军帽等军用品，那这条上基地的秘密线就将受威胁，好在当时都非常顺利，国平、世民是好胆量的，他们是出色的运输员。我所知国平的乡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往基地的秘密站，他们要上基地各写好名字的背包，必须经过我们的检查，因为太多东西太重了怕半路背不动，因此要尽量减少不必要带的东西。

　　在乡村群众站我们也搞印刷，为了让国平等运输员能够尽快发送出去，晚上我们就在一个昏暗狭小的紧闭着的印刷室里不停地印刷，热气腾腾的小室里豆大汗珠不断往下滴。过去的印刷机不如现在现代化的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上百张，我们用古老的印刷方法，把一张张的纸放在印刷版已刻写好的蜡纸下，然后用印刷筒沾了油在纸上滚动，小心地印，一篇篇文章夹成一本本较薄的刊物。苏哈多禁止中华文化，但是禁止不了我们学习中文的热忱，国平等也非常认真地学习。

　　排华事件发生以后，国平一家与村里的难民群众到山口洋集中，而他却坚决走革命道路，进山跟着队伍走。他非常积极地参加运输队、做向导，他对山路很熟悉，钻来钻去都没问题。

　　1969年，有一天，王明叫他当向导带队转移地点，因为老地点已经被围剿军侦探到了，若不转移一定会被突击。我刚好从火焰山基地被护送下来，因病身体非常虚弱。我们二十多个人转移的时候，向导第一位我排第四，刚走出营房十多分钟和军人巡逻队正面相遇，当向导的国平马上开枪向军人扫射，并大声喊“冲锋！冲锋！”军方被国平洪亮的喊声吓退了，以为战斗队真的要冲锋了，军方一边扫射一边撤退。乘此机会我们转移的队伍马上跑得无影无踪。

　　我因体弱脚完全无力，踢到树根便跌倒站不起来，其他人都已经跑了，国平发牢骚地说：“仅仅听得枪声就丢下重要的东西跑了，真是不负责任。”他牵着我的手拉我站起来，还背起同志们丢下的一大蓝米和书马上跑。我们钻进卢姬草丛中，卢姬草茎细长，叶像巴姑叶，一大片草丛，钻进里面看不见，国平在外面做好伪装后，放下米和书竟若无其事地躺下。

　　不一会只听得军人在搜山，就在离我们四、五米处敲树干铛铛的声音，我看看国平，那么镇定，毫无惧色，我从心里佩服和称赞他。

　　过了好一阵，这森林中击树声渐渐地平静下来，没一点声响了，我小声地对国平说，没听到军人的声音了，他说，先睡一觉再说，他真的睡了。大约下午四点，他背起米和书说：“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小心地弄开隐蔽地点的卢姬草，侦察了一阵说：“走！”我们马上出发回营。

　　在靠近营的边缘，刚好碰到阿世(我弟弟)等一队人马，他们说看到我倒下，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我弟弟和同志们伤心地哭了，正要去收尸体。这时见到活生生的我，都高兴地抱着我流下了眼泪。自那次事件后，我们开始化整为零，我回到沿海区搞地下工作。听说国平接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接一位领导同志回来。结果路上碰上军人发生驳火，他牺牲了，木青被打到手臂和阿生侥幸逃脱。

　　21.阿周

　　阿周原名刘胜强，当时他仅是昔邦村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群众，圆圆红润的苹果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炯炯有神。白白胖一点的身体，脸上常挂着笑容，见到他就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又亲切的小伙子。

　　1971年当上梭菲安最年轻和忠实的警卫班副班长。他乐观开朗，学习、做事都很认真，工作勤劳耐苦，能打一手好功夫，经常开完讨论会都会叫他打打太极拳，他不推辞，马上给我们开心的表演。是一个优秀的副班长，他年纪虽然还很轻仅十八九岁吧，但他做事已经非常沉着，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也搞达雅族群众工作，在沿海群众工作遭到破坏而陷入困境的时候，他被派到瓜拉群众中，一方面监视军方行踪，并暗中保护梭菲安的安危。

　　1973年形势越来越糟，革命失败了，组织瘫痪了，大部分干部、群众工作者都被捕了，可以说全部秘密都已暴露。有一天，打扮成群众的阿周刚好出来买东西，在靠河边的桥上，军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军人已来到他面前，他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了，他不愿被活抓，誓死跟军人一拼。他马上使出他的一手好功夫，跳过去抢军人的枪，枪被他抢过来正要向军人扫射的时候，被后面军人射击几枪倒下去牺牲了。

　　22.一位坚强的女革命者 - 蔡兰花

　　蔡兰花（阿春）加油打楠人，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士，小时候就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每逢十月一日必升五星红旗，他们一家人还要向五星旗敬礼，她就在这样红色进步思想的家庭里长大的。她初中毕业以后就去教书，学校关闭后，感受到苏哈多政府对华族的迫害，蔡兰花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坚决告别父母跟着搞革命去了。

　　1973年西加革命队伍受到极大冲击，已经全部瓦解，所有的革命者除了一部分漏网之外，全都投进监狱里。就在极端不利和困难的条件下，竟还有一小部分人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她办事非常勇敢果断，当革命队伍已遭彻底被破坏的时候，她还想尽自己的能力和仅存的极小的革命力量去搞内地工作，想在内地重新燃烧革命的火种。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小英一直跟随在蔡兰花的身边，她非常佩服和尊敬蔡兰花，她的意志很坚强，大家受到她的影响，她坚决坚持到最后。只是她在工作上还会犯上过左的决定和急性病。在山口洋附近，苏哈多军队只要怀疑蔡兰花所在的村庄，都进行大规模围剿。小英和蔡兰花两人住在一个群众家挖好的地洞里，可以藏两个人，军人每天在这家搜查，她们藏在地板下面没发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爬出来活动一下，在那儿住了半年，后来才转到一个天然地洞。

　　有一天小英和一位同伴从天然地洞里出来，在群众家被逮着了，她们设法逃走，这位同伴逃向后面，小英从前面逃走，被一个军人走狗扯住上衣，纽扣被扯开英顺势脱掉上衣，这个走狗马上开枪，好在子弹阻塞打不出，侥幸地活着逃进村里跟群众讨件上衣穿，然后回到地洞叫蔡兰花马上离开。

　　人说天无绝人之路，刚好她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一棵榴莲树下，有一个能容身的洞，她们马上钻了进去，伪装好进口，军人就已来到大树前面，动员全村人进行围剿，开枪扫射，把整个山都剿完了，她们在榴莲树洞下两天没吃，滴水不进，因为军人就在榴莲树下来回走动巡逻。

　　沿海区已站不住脚，军人和叛徒很多，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逼上梁山，有十多人在蔡兰花的安排下撤上山区。当时是1975年，他们开始上木杆，刚好碰上雨季，天天下雨，头上被雨淋，全身又浸在水里行路，冷得直发抖，还是走。没衣服可换，脱掉衣服烤干再穿。他们跟当地的群众和上去的同志汇合共五十多人，全都在蔡兰花的领导下坚持下来。大家一起听收音机广播的世界新闻，听革命歌曲，听国际上对山里游击队的支持和鼓励。但以后因军人进行频繁的围剿，他们不得不分散，分成几个小组活动，军人把英形容成像神一样只抓到上衣人不见了，还说这些人在坟墓里像鬼一样忽隐忽现。

　　小丹也讲述她的经历,他们几个人在坟场山造坟墓，坟墓里面放木箱，上面放沙土、就像个新坟墓一样，然后用竹筒做可出气的小洞，一座坟堂就住三个人，晚上或大清早他们出来活动，黎明开始他们便躲着不敢出来，在里边太阳一晒热得要命，好在还有好心的群众送东西吃，他们住了几天。

　　有一天，他们这个坟墓里的小丹、阿云、阿富因睡得太迟，天亮了，丹想要出去小解，手刚想拉坟前的门，就被过路的人发现有只手伸出来，他以为是鬼显身，赶忙跑回村里，带来一群人，邻组头是华人，有人说没人死怎么会有坟墓呢，有雨伞证明是新坟，土地伯公怎么会移动呢？有人建议挖坟墓，邻组头不答应说中国人的坟墓是不许挖的，可能这位邻组长也是我们的群众，很幸运，他们闹了一阵子最后才离开。他们在坟堂已呆不住了，蔡兰花便指示他们转移到山区。

　　军人围剿越来越疯狂，于是蔡兰花便把队友们分组进行活动，他们这组最初有蔡兰花、雪娟、志平、阿云和阿强等人，以后再分组，最后是兰花、阿囊、雪娟、阿云、阿强同一组。蔡兰花对革命无限忠诚、非常自信。她曾哭过，当形势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看到同志们一个个被捕被杀，她非常痛心地流下眼泪说：“都怪我没学问，在复杂的形势下，要进行领导和指示工作都很困难。”她在没粮食的困难情况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让给他人吃。

　　1977年某一天，她出麻诊病了呆在朗篙休息，阿云守着她，娟和阿囊出去找食物，去钓鱼什么的。山里头很难找吃的，又怕碰到军人，娟和阿囊在山里找来水石榴给大家充饥，蔡兰花因出麻疹吃了水石榴以后小便不能停止，当时他们又出去找食物了。在病中的她写了两封信，交代守在她身边的队员阿云说：“请你把这一封信交给组织，一封交给我父母。”她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没辜负父母的期望，做个真正的人。”

　　她微笑地告诉阿云，她真的要死了，她死后叫阿云不要害怕，好好活下去。然后叫阿云替她换上军服，戴好军帽以后就这样安详地离开残酷的世界了。那年是1977年。当雪娟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蔡兰花已去世了，他们非常痛心地把兰花背到山顶，用手用刀挖泥土，然后唱国际歌埋葬了她。每次经过蔡兰花的坟墓，他们一定向她敬礼默哀。

　　志满要联系阿云，却被军人包围，在对抗中被击毙，头被割断，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带着蔡兰花信的阿云也未把最后两封遗嘱交出，她和阿强在路上碰到自己过去教育的儿童班的孩子但已叛变的阿明和军人，叛徒阿明用手枪枪击阿强两膝盖，强跪下去，另一颗枪弹对正阿强的脑袋，阿强倒下去。最后一颗子弹把阿云也枪杀了。他们两个人的头也带回山口洋集中营示众。

　　娟和阿囊俩在毫无领导的情况下，1978年即蔡兰花去世一年后，被军方逮捕，军人叫阿囊带路去挖蔡兰花的坟墓，据囊说，坟墓里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蔡兰花连尸体都不让军人俘虏吧。

　　为了捉蔡兰花，军警长派了多少人力、物质，绞尽多少脑汁，死活都要捉到她，结果就是连尸首也没带回来，他们非常失望，但警长伸出大拇指称赞蔡兰花：“我非常佩服蔡兰花，她是最坚强的人。”

　　阿囊和娟在森林里坚持到最后被捕，他们与蔡兰花生活到最后一个时刻，虽然革命已在1974年遭到彻底失败了，但是还有一群约五十多人的年轻人在蔡兰花领导下在山里坚持到底。蔡兰花宁死不屈，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永远不会背叛组织，告诉朋友们，在蔡兰花的字典里，你永远也找不到‘投降’这个词。”蔡兰花于1977年因病去世，她领导下的部队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捕，直到1978年阿囊和娟才最后被捕入狱。军人被蔡兰花搞得头昏脑胀，但不得不佩服地说：“蔡兰花是最坚强的人！”

　　第二十三章、忠魂，追风驾云

　　你凝望着阴霾笼罩的黑夜，

　　恨不得化作火焰把它钻穿，

　　你辗转于茂密森林千年树，

　　手持一把锋利的战刀，

　　阔釜斩挡前进的大道。

　　千辛万难没把你吓倒，

　　你轻轻地踩着青青草，

　　丝芒刺破脚底你不管，

　　为什么平坦大道不走，

　　偏走高山和小径山沟？

　　年轻的你微微一笑，

　　针针刺刺的坎坷道，

　　山山壑壑的干血烙，

　　你愿做精卫填大海，

　　伸手把日月摘下来。

　　你眺望着千尺雄伟的高峰，

　　恨不得化作云彩把它环抱，

　　捞回沉西的太阳再加点风采，

　　你追风驾云一万九千里之遥，

　　为争取民主自由把人生笑傲。

　　你挥舞着鲜血登上山之巅，，

　　身躯消失在美丽的银河上，

　　树根化为柔软的床，

　　潺潺细细的流水啊，

　　一曲哀歌为你而唱。

　　四海为家到处瓢泊，

　　高飞的雄鹰低掠的南雁，

　　陪伴着忠魂杰魄，

　　飞往白云的路，

　　飘向南摩天国。

　　第二十四章、笑傲人生

　　有人问我：“你参加革命，丧失了宝贵的年华，你感到后悔吗？”我爽快地回答他：“不，我决不后悔。因为我曾从九死一生中潇洒地走回来了。” 我穿过布满山蜞的矮青（矮小而茂密的树林），跨越高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曾经历子弹轻轻地从身边头顶飞过。也感受过饥饿的滋味，还从黑窗中走出来，见了自由的太阳……

　　许许多多的亲身经历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就深藏在我脑海中。我重新从千头万绪紊乱的回忆中一条条地整理出来，有彷徨、有恐惧、有痛苦、也有欢乐，我觉得并不辜负多彩的人生！

　　静夜思，一幕幕年轻时代的冒险 “petualang!”并不觉得危险和痛苦，而是感到无比骄傲。不是吗，谁敢跟生命开玩笑啊！也许这玩笑开得太大，一不小心就把生命断送了。

　　想当年，同志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好友周淑芳天真的笑脸，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Efendi牺牲）和副队长山佐约(Sanjoyo)与我们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背着重重的粮食，行军路上若有‘鹿目’，肚子饿的我们见了就捡来吃。转移地点的时候，晚上男男女女像叠干鱼脯一样躺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下雨时帐篷漏了就被雨淋得直发抖。在扎营地怕火灭了，就一直用火烧着树木余下的火炭，埋在火灰里保存火种，或背着火种转移，用干草和干树枝引火，煮地瓜、树薯、香蕉芯、青香蕉、芭姑叶、山芭姑心、野芋头、烤鱼、老鼠、青蛙、蛇等。

　　最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火焰山的原始森林里，完全断了粮食，不要说糖盐，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下肚子的东西了，除非寻找收集剩余的谷壳谷糠，在地上挖个小坑，上面放层布，然后用石头捣细，拌水吃。吃下去大便又硬又大，不能大便，得用手抠，好苦，饿得发软也管不了对身体有没有营养了。坚持了好一段时间，因没营养，下山取水或洗澡回来，走上营房的山路，走一步休息几分钟，当时我的身体瘦得一只手指拈得起。

　　很多同志发疟疾病，妇女病的被送往昔邦站疗养，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队十多个病号，由耶克当队长护送。为了躲避军人的围剿，只晚上走路。因为是病号，行军很慢，一个多星期的行军，没带干粮，路过稻巴找地瓜，青菜，我记得路过丹贝果树（Thampui果），战友们把果树砍倒后我们连丹贝果的核都吃下，还背上作干粮，吃多了大便也很难。我们刚走过军人马上来扫射。

　　我们大多是走子青路（矮的小树），小小的山蛭(pacat)粘在树梢上摇啊摇，只要路过子青，小树上的山蛭马上就粘在手脚上身上不放。第一次走山路的时候看见身上的山蛭子，就怕得心里颤抖,走山路走得多了就习惯了。为了赶路只好让它吸血吸得饱饱地然后自己掉下，看不过眼便用手拉扯它，但粘在身上太多了也没办法。

　　我们赤着脚进山走山路，回昔邦行路经过丝芒草地的时候最惨，地上长满小小的丝芒笋，硬挺挺的，没穿鞋的脚踏上去，整个脚板被刺地尽是小洞，最后全烂了，起床要走第一步必须强忍着疼踏上去，才能走第二步，我完全不敢看脚底腐烂到什么程度？两脚和膝盖生了许多疔疮。

　　路过双崆河的时候，河中有大石块，我们可以从齐膝盖的河中经过，但是中间偏偏有一块大石头不见了，非越过空着了的石块不可，水又很急，危险就在这里。跳过去比较有力的带队队长耶克伸手帮我们，要跳得过才拉过来，若跨不过就掉进水里，幸运的被冲回来还可以重新再过，若被冲到中间，就会被激流卷进水中碰撞石头而被冲到山崖下，生命就此结束，我幸运地跳过去了。静姐跳了好几次跳不过打回来，结果绕道越过另一条路。听说另一班的医务员红云就是跳不过，掉进山崖下牺牲的。

　　经过水泽地带的时候，都是大树林，水到颈部，把背包顶在头顶上，走三、四个小时水上的路，到较高处小土堆，队长命令休息，我们冷得发抖，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没换衣服就地坐下，因为等下又还要走一程呢。最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要渡过很大而水又急的义罗河，我们听到敌船巡逻的笃笃声，等巡艇过去了以后我们才过。我们用砍下的香蕉树做木排，然后推着木排游过去，河水非常湍急，到了对岸，若一不小心没靠岸就会被激流卷走。北加队员名叫南祥，他把背包托放在同伴的树排上，他说不用树排自己能游过去，结果在河中间被旋转的水卷进水中再也没浮上来了，大家一直找都找不到他，只好把背包送回总部。文多罗可能就在这里被旋转的水卷进河底，他把心爱的枪丢了，还好保了条命。

　　我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的身体，以满怀对革命的信心，克服行军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强忍着快要倒下去的身躯，终于到达前往王明站的山路，我听到王明站已在不远的前方，我思想一松弛马上倒下去，站不起来了。

　　耶克接受大哥梭菲安的嘱咐说：“你要负责把同志们带到目的地，一个都不可丢失。”所以他还不会遗弃走不动的同志。当我走不动了，刚好路上碰见警卫队长老兴一伙人正出门打山猪，身强力壮的老兴看到病中的我，便一手拉起我背在背后。因为他是神枪手，若他出营房去树林里打猎，回来时经常都有收获，王明站的同志以为他背着山猪回来了，都说这么快就打到山猪了？原来是只“活山猪”，那时的我只剩下二十多公斤。直到现在还被当时知情的朋友当着一个笑料呢！我向班长耶克和关心我的同志致谢！

　　当我们被组织派往卡江上游工作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地不熟的内地乡村，组织要求我们在那里打开东方之窗，搞好落后农村。要在生疏又落后的达雅族群里树起灯塔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给我们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受过锻炼走出来的一群年轻人，并不被困难吓倒，我们深入达雅区，用各种方法接近他们。（可阅我是怎样搞达雅族群众工作的）卡江一带的达雅人是纯朴的民族，还没像华莪一带受苏哈多军队挑拨离间计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狡诈，只要真正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就死心塌地信任你。我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他们都已经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我们联系的甘榜头是位真正朴实的好领导人。我们抓好一个头头，其他的都跟随他们的头儿,只要头儿点头，他们没说不。

　　1971年，当第二次左倾幼稚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整个革命队伍都垮了。1973年，我和张瑞一起被捕，一个达雅朋友得知消息后就在扣留所附近徘徊，他叫人秘密通知我们，准备那天晚上要将我们偷偷带走。我们也想过逃走，逃走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屋子后面就是大山林，逃进大森林军人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但是为了他们整个民族的安全，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没被扣手铐带进了小机器船，船刚离岸时，我们看到满满一舢板船的达雅朋友刚刚要靠岸，由村长（叫我为妈妈的村长）带领着，脸色铁青怒视押着我们的这艘汽船，可能他们从这位要偷带我们走的朋友中得到消息，便商量准备从警察手中抢夺我们，好在他们来迟一步，不然将会造成如何的后果？军警方必定派兵来镇压，就会像华莪一带造成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让友族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

　　西加人民尤其是华族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革命斗争，至今已过四十年，革命者遭受到不少迫害，牺牲了不少最优秀的兄弟姐妹，淑芳、李燕、苏拉民、鸿义、福意、文佳、小梅、红云、张珍、艾芬迪、国平、阿周、蔡兰花等等，他们一张张和蔼、雅气、纯朴的笑脸，包括坚强的郭正老伯，他们还活生生地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事实，往事不如烟。漫长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从风风雨雨中潇洒地走过来的风云人物胸怀开阔，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将为促进民族统一和团结，永远站在正义的人民一边。

　　我们希望野心家勿再重蹈覆辙，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顾一切手段镇压和屠杀人民，尤其是把华人当作政治挡箭牌，但愿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孔夫子教, 各种族别再上他们的挑拨离间计。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手牵手团结起来，开创美好的明天，但愿明天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会更好

　　失去年华的我，哼着“山泉啊，山泉”的歌，仰望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海鸥，翻一翻留在记忆里的《笑傲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