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张国焘心中转着的那些纠结念头,一直就没有消解。
打从得知渡黄河西进的路走不通,开始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以后,张国焘就不断地对北出陕甘的方针表现出游疑之意。8月30日,在得悉右路军已占领巴西、阿西茸地区及相关北出陕甘情况的张国焘,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迭催之下,给左路军作出向班佑开进的部署日程却大都是在9月中旬,即或第一梯队要在9月8日才能在箭步塘(今甲本塘)完成集结和准备,而先头部队最快也得到9月中旬才能到达班佑……
8月31日凌晨,在得悉右路军准备从岷州、西固间东进,右路军拟打击胡宗南部以打开和巩固北进通路,红一、三军准备率先前出侦察探路等信息后,张国焘致电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表示担忧和疑虑:“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要求右路军暂缓行动,“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1]
而恰恰就在那天,被“截为数段”乃至大缷八块的,是敌军,而不是红军!
同日14时,深知时机有可能转瞬即逝的徐向前、陈昌浩再电朱德、张国焘,报告包座、求吉寺战斗正在进行等情况,再次恳陈左路军速来会合北进的意见:“目前责[贵]在速集全力出动,突破岷、西、成封锁线。康则敌力集中之路。除留两三个团向阿坝、查理寺掩护后方外,其余都应迅速集结即来。”[2]
9月1日14时,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针对张国焘“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等纠结游疑的心态,再陈利害,强调“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文、武,西、岷线,一般空隙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在此,但碉堡未成”。[3]
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还提议:卓克基后方的伤病员及资材,均沿右路军毛儿盖至班佑线路跟进。
——此时包座河谷已为红军控制,走右路已经可以避开大部分草地沼泽。
关于从岷县、西固北进的具体部署,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也作出了详释:
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4]
张国焘纠结游疑的问题,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解答。
次日清晨6时,徐向前、陈昌浩还专电已率红一军前出侦察探路的林彪、聂荣臻,通报“我三十军派队分向南坪、黄胜关前出百二十里侦察无敌情,向东北方向五十里侦察亦无敌情。蒋令胡敌以一部守备松、坪线,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未开动”等信息,并要求一军:“速侦明向罗达、岷州、哈达铺、西固大小道路、敌情,并控制隘路、前线要点,对河东要地亦须派队占领,并前出游击、侦察。主力乘时整理,以利作战”。[5]
徐、陈首长在催促张国焘东进的同时,中央也没闲着。
9月2日,中共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与会(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史称第一次巴西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作了报告,提出:
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张闻天发言指出:
部队教育工作与战斗鼓动应很好的联系起来;党支部的整理应特别注意,部队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虽然一个时期或许能打胜仗,但却不能持久。纪律的执行,应该抓紧而并坚持不懈。政治局的同志需要深入连队。[6]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一方面军整理工作方针的指示信。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党中央和徐、陈首长对张国焘那是该说的都说了,该办的也办了。
那么张国焘,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9月2日,已来到噶曲河边的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徐、陈:
⒈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
⒉葛曲河水小时能徒涉,我们不能待,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动。
⒊请你们酌派(带工兵连)一二团兵力,由二十四马鞍腰,经牙磨河草区到达渡河点,与我们会合。葛曲河有岸有树林,可架桥。
⒋请速查清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道路,以便将来二纵队改由该路进。
⒌注意右翼,防敌打断我们右翼连络。
朱、张
九月二日[7]
从张国焘那里传来的这个信息,徐向前、陈昌浩并没太过挂怀。噶曲河水流很缓,平日里还可以徒涉,既或是雨季,水涨得快落得也快。更何况,红四方面军里有支百余人左右的能干造船队,现在就编在左路军里。几个月前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峡谷,就是靠他们紧急造船、架桥,才得以从岷江东岸渡过叠溪海子、跨过西岸,攻占茂县、理番、黑水。
然而,党中央领导人对这个信息却很在意:本来不算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说明张国焘对北出陕甘的方针还在纠结游疑之中;左路军部队已经进至噶曲河畔,就算架桥造船有困难,派少数侦察人员过河侦察探路也还是可以的,现在他却要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右路军派工兵和侦察人员来侦察和接应,这不是舍近求远么?……
多年后,徐向前也认为张国焘的理由不能成立:
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棵,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8]
即便如此,为了帮助张国焘解除游疑坚定信心,党中央也决定派部队去接!——实际上,右路军和中央领导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准备派部队接应左路军。对此,数十年后的徐向前有过一段回忆:
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9]
然而,右路军这边的接应部队还没有出发,张国焘就主意已定!
这个主意,不是左、右两路军会师北进,而是——南下!
9月3日,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电报全文如下: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10]
张国焘的的主意,真是草地的天气,说变就变!
9月2日电报还在说探路、侦察徒涉点、架桥,9月3日,就彻底翻脸了,命令“左路军决返阿坝”,声称:“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立马就全盘推翻中央北上决议,变成“乘势诱敌北进”,部署“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强调一番涨水客观原因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100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11]而当年的他呢?西渡不成就南下,就是不愿意选择他自已也承认“已完全畅通无阻的”的北上路线!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朱德总司令自始至终主张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电文署名“朱、张”,并不能说明朱总司令批准或同意此类电报的内容。当时红军总部电讯部门被张国焘把持,他完全有条件瞒着朱德、刘伯承向外发电。有朱德的回忆及时任总部三局局长的宋侃夫回忆可证:张国焘确有对朱德、刘伯承保守秘密的电报。
张国焘,又一次向党中央叫板了。
[1]《朱德、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8月31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速集全力突破岷(县)西(固)成(县)封锁线的意见(1935年8月31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有利于我军向前发展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9月1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4~第6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有利于我军向前发展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9月1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4~第6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速查明岷州方向前进道路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2日6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张闻天、毛泽东在巴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概要)(193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9~第51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7]《朱德、张国焘关于葛曲河涨水左路军东进受阻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9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8~第2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0]《张国焘关于左路军决返阿坝、右路军即回击松潘敌之部署意见致党中央电(1935年9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69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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