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站在毛儿盖，放眼黄河东

　　徐向前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的心态，有过一段回忆：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周恩来同志患疟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时，带去几斤牛肉，算是头等补养品。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至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谁是谁非，我不了解。那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事，没有人和我谈过，自己也不想过问。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我们和党中央走右路。经党中央同意，决定以三十军二六五团、二六四团为先遣兵团，经墨洼过草地出班佑、包座，为全军开路。右路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岷江两岸的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接前进。[1]

　　根据《夏洮战役计划》原定计划，红军编组为左、右两路部队。而夏洮战役的主要行军轴线，是以左路军经阿坝的行军路线。在这个计划中，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编有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于8月7日开始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而集结于毛儿盖、黑水地域的右路部队由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前敌政委陈昌浩、前敌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准备向班佑进发，配合左路军经阿坝向夏河洮河流域前进。

　　这个计划中的左、右路军编成，是张国焘提出来的。

　　对此，徐向前有过如下回忆文字：

　　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2]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3]

　　8月10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发布《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令右路军先遣兵团于12日开始向班佑、包座侦察开进，右路军主力随后跟进，中共中央也将随右路军前进。

　　然而，通过对侦察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快就发现，夏洮战役原拟以左路军为主的行军路线，因为黄河两次拐弯的阻碍，实际上是一条迂回很大绕路很多的路线，而在人烟稀少就粮困难气候恶劣的草地环境中，这样的问题是非常要命的——这一点，他们从前不久流产的松潘战役计划实施过程中，已经有了非常切身的感受。

　　8月11日，刚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周恩来致电红一、三军首长：

　　依据总司令部夏洮战役计划，我军前进道路，一经阿坝，一经班佑。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挑行程约十二日。为便作战，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4]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性判断！

　　《夏洮战役计划》中原拟前进方向是以阿坝为主要行军轴线，但根据班佑方向道路行程的侦察，结合阿坝方向情况尚且不明的事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这一预判，对《夏洮战役计划》中原定主力出左路的设想，提出了修改计划的可能性——估计此时已将以右路为夏洮战役主要行军轴线的问题向张国焘提出。这在战争指挥决策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战争指挥活动本身就一个反馈和互动的过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说过：“计划有两种，一种是拟定好的计划，一种是根据情况改变了的计划，这后一种计划，就是指挥。”

　　然而，回到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区的张国焘此刻已心生他念，又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主张[5]。8月1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及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通报左路军“十九号可进攻阿坝，续向夏河进，并以一部出班佑方面与右路连络”的信息。为此，中共中央又于8月15日14时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述利害，要求左路军迅速靠拢右路军，合力北进：

　　㈠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㈡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㈢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㈣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即速开毛。

　　㈤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㈥望立复。

　　中央[6]

　　从这个电报的内容上看，中央此时已经有了右路军会早于左路军打通北进道路的判断，希望朱德、张国焘能速下决心，令右路军迅速行动，而左路军不使用主力进攻阿坝，全部主力均走右路北上。同时，对张国焘等不肯专力北上，有转而南下的企图，中央也表示出了一定的担忧。

　　8月16日24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要求红一、三军团全部到毛儿盖集中，准备北进[7]；17日，再电林彪、聂荣臻，拟以红一军二师四团为右路军左翼先遣团，19日向草地前进（后推迟了两天）。[8]

　　8月18日，右路军开始北上。

　　当日，叶剑英、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作为右路军右翼部队先遣队，从卡龙村出发进入草地，经腊子山东麓的谷兴隆洼谷地，翻越冬亚卡以东垭口，经热拉公玛谷地，向年朵坝前进。[9]

　　这一路部队还负有一个使命：侦察和寻觅东出甘南的便捷路线。

　　——这也是两天后的毛儿盖会议决定的。

　　19日，左路军占领查理寺。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二纵队一部使占阿坝，将来一纵全部亦有走班佑路前进可能，主力决不能湾黄河两岸进”，但仍坚持左路军占领阿坝的计划，“阿坝仍须取得，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10]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沙窝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李维汉为副，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

　　就在这次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既面对严重的敌情和苛刻的自然环境，内部又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复杂矛盾，抉择是艰难的。而此时的毛泽东面对着这一艰难抉择，表现出了深远的目光和审慎的智慧，他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赞同。[11]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儿盖索花寺庙召开，与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会议听取毛泽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的报告指出：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12]

　　毛泽东最后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

　　今天的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关键问题，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的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当可照实际情形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调查可直到岷州，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昌浩同志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即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我们不应望他。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13]

　　张闻天提出：“由泽东同志起草一决议，补充上次政治局决议（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14]

　　当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了夏洮战役后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在目前具体的敌人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迸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15]”。

　　这是一个极具深远目光和伟大魄力的战略构思，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要站到民族革命斗争大潮最前沿的无畏精神和超强的政治远见！据刘伯承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开始构思和起草决议时就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16]。

　　多年后，刘伯承感慨道：

　　这句话很重要，我记得很深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17]

　　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也好，其实都是针对张国焘企图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而孜孜于“南下”或“西进”的纠结心态而作出的。会议结束后的两天里，徐向前、陈昌浩就曾两电朱德、张国焘：“……不宜分兵出西宁[18]”，“……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19]”。

　　而这个“黄河以东战略”的伟大意义，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注释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2～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巴西：藏语“华尔吉”的意译，意即“荣华快乐”，引伸义为“文明的乐园”。这一带有两个巴西，一为上巴西，因位于巴西河上游而得名，又名纳日（藏语意即“神山”）；一为下巴西，因位于巴西河下游而得名，又名长安（藏语意即“窄路”）。红军过境时所指“巴西”，一般是指下巴西。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巴西乡。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1～第2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周恩来关于红一方面军北上准备工作致红一、三军电（1935年8月1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应专力北上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15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一、三军  到毛儿盖集中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电（1936年8月16日2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四团为右路军左翼先遣团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8月17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右路军出动情况及对左路军行动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18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0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朱德、张国焘关于我军北进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8月19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毛泽东、张闻天在沙窝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发言（摘录）（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6～第507，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9～第26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2]《毛泽东在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意）（1936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0～第2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19页。

　　[13]《毛泽东在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大意）（1936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0～第2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1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60～第2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5]《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7～第6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7]《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8]《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1日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