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大多个首创性贡献，首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首次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代表大会，在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推进党的建设、完善党章修订等方面都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不仅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为此后乃至今天我们推进党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首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课题。在革命初期，党内曾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深刻揭示了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危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依靠群众，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同时，还在反对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的情况下，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全党集体智慧的过程中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到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建设革命根据地、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历史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指针。图为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和正确指导实践，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对这一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予适当命名和正确评价。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1942年7月，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中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中，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8月，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欢迎会上指出：“廿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已得到党内同志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越来越明确。周恩来曾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推进工作，并且通过整风“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思想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到七大召开之时，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此，曾经参加七大的胡乔木回忆说：“少奇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两天。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几十年后，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指出：“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首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作为全党团结和巩固的基础，成为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功绩。

　　首次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党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那个时期，党的一些早期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带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考察，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文献，为党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树立了典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红军筹款、没收地主财产等工作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的任务，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的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离开实际调查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反“围剿”斗争中，党更加认识到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在此期间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得到普及和推广。1943年6月，毛泽东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在建党初期，由于没有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性，党内出现了“左”倾和右倾错误，给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也正式开启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建设的新阶段。延安时期，更是这一党的优良作风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

　　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对此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首次将团结确定为党代会的工作方针

　　七大首次将团结确定为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工作方针最直接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体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应遵循的原则，即一是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注意团结；二是要照顾各个“山头”，要反映各方面革命力量；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通晓各方面知识，但中央委员会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总之，新的中央做到了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七大大会主席台上。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当选为中央的五大书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十分关心博古（秦邦宪）和王明的得票情况。由于票数还未统计完，他耐心地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在七大会场，悬挂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赠送的大幅挂旗：“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向着胜利，向着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前进！”主席台对面大门上方悬挂着横幅：“九十三万大军跟随前进”，这些标语无不传递着“同心同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大会主题。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同时他指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正因为如此，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对党章进行了许多首创性的修改和补充

　　与以往党章相比较，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对一些条款作了首创性的修改或补充，为此后的党章提供了开创性贡献。

　　◆中共七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首先，首次设置总纲并置于党章条文之前。党章总纲是党章条款前的总则，是党的政策主张和指导方针的集中体现，是整个党章的灵魂。不过，党章并非一开始就有总纲。从党的二大制定第一部党章到党的六大党章，均未设置总纲。一直到党的七大，把党纲作为单独一部分置于党章之前，党章才首次有了总纲，实现了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一体化。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集中说明党的基本纲领，包括党的性质和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与特点，以及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组织原则等。

　　第二，在组织机构上首次设置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第三十四条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第三，首次在党章中写进群众路线的要求。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随后，党章连续用了三个“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对党员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对此，刘少奇指出：“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

　　第四，首次在党章中增加“党的地下组织”一章。党章专门设置两条规定，对地下组织的发展和活动予以保护。党章第五十四、五十五条规定：“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党的地下组织，在接收党员时，须经更慎重的考察。新党员入党时，只履行在秘密环境下所能允许的手续。”

　　第五，对以往的党章内容进行了丰富和精确。如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容作出明确的界定。五大、六大党章已规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此基础上，七大党章将“民主的集中制”更加集中地界定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规定了四项“基本条件”：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另外，此前的党代会都是每年召开一次，六大党章也有相同的规定。七大党章则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七大党章是党第一个独立制定的党章，反映了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理念，其多个首创性贡献对于此后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大首创性举措

　　党的七大除上述首创性贡献外，还作出两大首创性举措，对此后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是首次安排专人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国共产党自六大以来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37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得到迅猛发展。此时，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如何总结新的经验，成为党的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制定一个完备的新党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及党章修改报告，由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等六人组成起草组，刘少奇负责召集。

　　◆七大会场：毛泽东、朱德等人坐在台下和代表一起听报告。

　　党章起草委员会不仅要对六大的党章进行重新修改，还要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对修改党章的重点和关于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专门说明，这是党的七大的一个创举。自此以后，党的八大至十一大都有专门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修改党章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说明。

　　为撰写好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和起草小组展开了认真细致的调查。1945年2月18日，他亲自为中央组织部起草致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电报，要求各地报告党员总数。甚至党内有多少人受过处罚等问题，他也进行认真统计，以便更加详细地了解党员情况。刘少奇在收集到相关的材料后亲自撰写《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召开党章修改座谈会，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3月31日，刘少奇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会上刘少奇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和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

　　党章部分条款的修改，都是经过党内充分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才进行的修改。如对于党章第三条党员权利中关于“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条款的修改，就经过了反复斟酌和热烈讨论。刘少奇曾指出：“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动摇了几回，‘任何’两个字写上又圈掉，圈了又写上，六中全会时我写的党规党法是强调纪律的，当时新党员属绝大多数，现在这些党员都有五六年以上的党龄了。所以我虽然动摇了几次，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全会对这一条款进行了热烈讨论，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抱有怀疑，担心会出现问题，后来周恩来发言说：这是整党经验的总结，我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最后，大家同意新党章写上这一条，但将“在一定会议上”改为“在党的会议上”。

　　二是首次排除共产国际干预。从党的一大到六大，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都受到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虽然在党的七大筹备过程中，也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在会议召开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国际组织的指导。七大无论是召开的时间，还是报告的起草，一切重要问题全部由自己做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更重要的是，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始终，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成为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不过，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但是毛泽东仍然重视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情报组成员孙平（弗拉基米洛夫）、阿洛夫全程参加了七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重大作用，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会后，毛泽东专门向孙平讲解七大的意义，解释为什么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委托孙平将七大的整套文件转交联共（布）中央。这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兄弟党的关系作出了示范，积累了经验。

　　由于党的七大作出许多首创性贡献和举措，尤其在党章的修订方面开创了诸多以往党代会不曾有的内容，一些规定和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使得这次会议在党代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