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统一指挥”，怎么统一？

　　松潘战役的进展缓慢，与中革军委短时间内仓促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有关。在客观和外部条件方面，主要还是因为红军方面对这片地域的地理民情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晚清以后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一片地域有过现代测绘手段的详勘，出版的略图也非常粗疏，难以为作战所用。红军只能靠侦察和询问当地居民来了解情况，而这片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隔阂加上语言不通，侦察询问得来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所以，直到7月中旬红一军团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已进至毛儿盖、卡龙村、卡龙岗、牦牛沟（牟尼沟）地区与胡宗南所部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在黑水河流域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却仍然迟迟无法跟进助力。

　　从红军方面指挥系统的角度来检点：两大方面军会合后，军委的战役指挥系统，只能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和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没有直接联络，只能通过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进行指挥。而张国焘对中央意图贯彻不力的态度以及他个人对中央的权力要求，有意无意地延宕了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就对战役指挥形成了事实上的掣肘。

　　而且，自川陕省委7月9日给中央发出那份要求调整红军总司令部人选的“建议”电报后，张国焘本人还在10日、11日的电报中，几次以部队行动不能统一为由，向中央提出“宜速统一指挥”、“宜速统一前敌指挥”等暗示性的要求，与川陕省委的电报形成呼应，向中央施加压力。如果说，在两军会师之前他还存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念想从而对会师抱有极大热忱的话，在目睹了中央红军在长途跋涉后的队伍减员的情况后，他已经真真切切地有了这样的感受：自己才是这棵大树！

　　张国焘的“指挥要统一”，又该怎么统一？

　　多年后，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道：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中：“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1]

　　刘英还是说得太委婉太客气了！张国焘的意图根本不用谁去分析推测，他也根本没有什么“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的顾虑，只是转了一个小弯，通过当时年轻气盛也心直口快的陈昌浩直接了当地道了出来——张国焘、徐向前到达芦花两天后，还没赶到芦花的陈昌浩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电朱德，更直接地向中央表明了要求调整军委领导人选的意图。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2]

　　当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就是朱德总司令，这份电报是指名点姓地要朱总司令为张国焘挪出位置来。这个时候，张国焘意图获取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架空中央政治局的最高军事领导以“独断决行”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了出来。

　　于是，党中央为解决前一阶段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于7月18日在芦花官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徐向前等人。

　　会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 张闻天首先提出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的还是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张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时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主任，因病实际上是博古，故决定博古主任。

　　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

　　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集中这么多人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

　　会议经讨论通过张闻天所提方案，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张闻天最后作结论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松潘战役，并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分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3]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这次组织调整，提升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军事领导地位，是中共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做出的一次让步，虽然没有让出张国焘索要的军委主席职务，也给出了实际军事权限很大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会议当天，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任命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待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日][4]

　　这次会议，可以认为是党中央对张国焘的一次妥协和让步——为了共同北上的目的。

　　7月21日，中革军委又下达了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命的通知，正式组建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团番号均改为军（红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其他各军序列号不变，四方面军原属各军序列号不变）。[5]在这次部队的调整中，红四方面军调了若干团的建制部队，补充了红一方面军的战斗部队，红一方面军则调派了若干军事指挥和参谋业务素养较好的军事干部，加强了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和参谋干部队伍。

　　也就在这些通知和任命发布的同时，中革军委也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决定了战役的兵力区分和部署。同时也明确承认了第一阶段作战不顺利的原因：

　　根据前一战役计划，关于作战纲领的实施，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5]

　　随即，《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下达。

　　7月21日，新改组的中革军委发出红一、四方面军部队番号变更和各军首长任命，以及松潘战役兵力的重新区分及部署。要点为：

　　㈠组成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前敌总指挥部，“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故总指挥部”；

　　㈡红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团番号均为改为军（红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其余各军原序号不变），红四方面军原属各军番号不变；

　　㈢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一个支队、五个纵队，迅速在毛尔盖、黑水河两岸、卓克基、杂谷垴地域完成集结，实际上组成了四个集团：进取松潘集团（24个团）、后续策应集团（9个团）、进取阿坝集团（9个团）和箝制掩护集团（6个团）。[7]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官寨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不详，疑似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徐向前回忆录中将“李”明确写为李富春）。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徐向前发言汇报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基本情况，陈昌浩扼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分别发言。一方面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败敌人“围剿”中的成绩，对红军的扩大和巩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错误。对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战略方针、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政策、西北联邦政府等方面出现的错误，也提出了相应的分析和批评。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肯定四方面军“一般领导是正确的”，部队“很有战斗能力”，同时指出其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最后张闻天总结说：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8]

　　多年后，与会的徐向前回忆道：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中央派人通知我出席会议，要我汇报军事方面的情况。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李富春、张国焘、邓发、凯丰、刘伯承、陈昌浩。会上首先由张国焘发言，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接下来是我发言。我在汇报四方面军的情况时指出：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平时注意军事训练，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在发言中，扼要介绍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当天的会议，遂告结束。第二天继续开会，因我和陈昌浩要率前敌指挥部先去毛儿盖，便未再出席。后来听说，会议开得比较圆满。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存在某些缺点。会上没有出现新的争执。[9]

　　的确，从两次芦花会议的表面上看，似乎分歧再一次消除了，矛盾再一次弥合了。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股暗流，继续在两个方面军之间涌动着。

　　环境，也日益窘迫。

注释

　　[1]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第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2]《陈昌浩关于统一指挥的意见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7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中共中央芦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1935年7月18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5～第25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2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中革军委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朱德等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致各军首长电（1935年7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1935年7月——判断为20日前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8～第5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朱德等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致各军首长电（1935年7月2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6～第25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修订版；《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23～第5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