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对西方左翼运动的重构及其影响

　　苏东剧变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历史背景下，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翼进步政治，并全面改变了21世纪左翼的政治战略与议程。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不再时兴，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地位。而被称为‘身份政治’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传承着左翼的传统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福山指出：“大范围社会经济改革的壮志未酬与20世纪最后十年左翼拥抱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同时发生的。左翼依旧志在平等，但关注点从原先的重视工人阶级状况转向日益扩大的边缘化群体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试图以多元化的社会身份为基础来重构左翼运动的话语与实践。这种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斗争主体：从阶级到多元社会身份。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个人所属的诸多群体标签中，马克思把阶级视为具有本源性质的范畴，把结构性的阶级差别看成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把种族、性别等其他社会身份理解为阶级范畴的派生物，“非阶级的差异被视作外在的和次要的差异”。从后现代话语出发，以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和“本质主义”倾向。他们在否定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消解了阶级在社会运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同一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和差异已经消融了所有旧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的后现代世界中。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原有的同一性的阶级“已经四分五裂”。在阶级的碎片和裂缝中，出现的是差异性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不同的身份群体都有其特殊的利益需求和斗争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斗争。阶级范畴依然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但是它只是人所拥有的诸多社会身份中的一种，“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的一种，并且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第二，斗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传统的阶级政治以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为核心目标，而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左翼运动则抹杀了“再分配正义”的重要性，转而聚焦文化问题，把文化上的多元与平等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如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领军人物霍耐特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的口号。他把“承认”作为一个基础性范畴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把“再分配”理解为是“承认”问题的表现和表达，“分配不公正实质上是不对等的承认关系的制度性表达”。在身份政治看来，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非来源于特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安排，而是来自于他者视角的歧视和伤害，以及蕴含着一种均质化逻辑的传统规范。所以，承载着他者视角的文化领域，就成为各种边缘群体抵抗其受歧视和受排斥的场所。

　　第三，斗争形式：从政党政治到去中心化的斗争。从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总体性理解出发，阶级政治强调要在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变革。而身份政治则放弃了传统左翼的斗争方式和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变革方案。他们更加注重个体差异和自我目标，要求用一种分散化、个体化、非中心化的斗争来替代统一的阶级行动，用水平面的、网络型组织来代替自上而下的集中的政党。

　　在身份政治主导下的左翼运动，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和保护，但是由于它抹杀了性别、种族等问题的阶级根源，导致其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表现为一种碎片化的改良主义实践。这种去阶级化的碎片化抗争，客观上沦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同谋，并激化了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使其日益丧失了民众的支持。

　　第一，身份政治片面地把文化上的承认作为社会运动的中心议题，淡化和抹杀了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正当性，从而无法对资本形成根本性的政治挑战。身份政治的兴起，是左翼运动去阶级化的理论和实践后果。齐泽克将这种转移称为“阶级斗争剩余投资（surplus-investment）”。这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悬置，导致原本由阶级承担的对抗性能量，转嫁到各种女性、种族、性少数等社会运动形式中；资本压迫工人的阶级问题，被转换成了文化和认同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去阶级化的身份政治不仅不具有抵抗资本同一性的进步作用，反而在事实上成为资本的同谋和帮凶，使左翼政治活动的目标从“超越新自由主义 (over neoliberalism) ”转换成了“为了新自由主义 (for neoliberalism) ”。身份政治完全无视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这种话语之下，尽管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和阶级不平等，但是只要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话语权，“资本主义社会就变成无可挑剔的了” 。身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识和霸权，并行不悖而共存40年。因此，“身份政治不仅与新自由主义时代有着历史联系，而且是新自由主义逻辑本身的一种表现”。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进程，西方白人工人阶级感受到作为“全球化的失落者”的绝望，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和焦虑感，白人工人的社会优越感受到了极大的挫折。2011年2月，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凯泽家庭基金会和哈佛大学发起的全国性调查表明，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群体对美国的未来持有独一无二的黑暗看法。他们最倾向于认为美国的辉煌已经结束，对经济前景最为悲观，也不相信辛劳工作能够保证成功。但是白人底层的生存困境，被转向身份政治的左翼完全忽略了。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让他们不用再去考虑如何扭转这三十年里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更趋不平等的趋势。在精英机构圈子里争论文化议题，比争取资金、说服立法者放下疑虑改变政策容易得多……近年来作为身份权利诉求焦点的多个选民群体，如硅谷女高管、有抱负的好莱坞女演员和女制片人，高居收入分布的顶端。帮她们实现更大的平等是好事，但是丝毫不能消除那1%与余下的99%之间的醒目差距。”

　　第二，身份政治把话语和文化权利作为其斗争的主要目标，最后走向了一种对“政治正确”的极端化追求，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政治正确”是在身份政治的推动之下，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反对话语歧视的社会规范，其初衷是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性话语，形成一种尊重和包容的社会氛围。福山指出：“政治正确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东西。”它强调在社会生活与公共舆论中，要避免使用歧视性的词语，而要改用“包容性语言”（inclusive language），来表达对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尊重，“政治正确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东西。”如用“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来取代歧视性的“印第安人”（Indian）、用模糊了性别的“主席”（chairperson）来取代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的“主席”（chairman）、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来取代歧视性的“黑人”（Black）或“尼格罗人”（Negro）。

　　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围绕着“政治正确”而进行的斗争，逐渐为精英阶层所吸收，沦为了一种仅仅具有抗争性姿态、却已经丧失了实质性内容的表演政治，并且日益极端化。从现实效果来看，身份政治所追求的话语上的“政治正确”，不仅无法彻底消除歧视，反而会让歧视更加隐晦和难以清除。比如在话语上对女性的尊重，并不能改变现实中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反而遮蔽了这种压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把政治正确看成是挡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后的保卫者，“它通过模糊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来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当下的西方公共部门、新闻界和媒体界，对政治正确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让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地步。任何对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的批评，都会遭到“政治不正确”的抨击，甚至可能断送个人前途。这种趋于极端化的“政治正确”，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引起了西方民众的普遍反感。这种对政治正确的反感被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所利用，“身份政治催生了政治正确，而反对政治正确成了右翼政治动员的主要源头。”

　　第三，身份政治影响下的左翼运动，只追求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而放弃了普遍性的政治规划。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阶级结构的前提下，过分强调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反而强化了工人阶级内部之间的撕裂。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导致其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跨越局部性疆界的共同利益”。左翼运动不再是一个边缘对中心的反抗政治，而变成了不同边缘文化群体之间的对抗政治。在身份政治影响下而形成的一些面向少数群体的平权政策，引发了白人男性群体的不公平感和对少数群体的排斥情绪（比如在同等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学生5倍）。在中下层白人男性群体看来，正是偏向于移民、穆斯林、女性的政策，导致了自身的边缘化和贫困化。在这种状况下，结构性的阶级不平等问题就被转化成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文明的冲突”，“这种经济剥夺的根源被认为不在于资本的结构性条件，而在于资源被不公正地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例如移民、有色人种和同性恋者”。而这种横向的撕裂和“文明冲突”，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摘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