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赵一曼魔窟出逃的16岁女护士

　　抗日英雄赵一曼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期间，曾成功地向医院的一位女护士宣传抗日思想并与其共同雨夜出逃，这位护士便是时年16岁的韩勇义。出逃虽未成功，但因这偶然的机缘，韩勇义把自己的命运同抗日女英雄连在了一起，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被捕后，韩勇义在哈尔滨伪警察厅受尽折磨，敌人给她施加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她意志坚定，始终心怀爱国热情。日本投降后，韩勇义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她用青春的热血对国家、对民族负起了一份担当。

　　韩勇义肖像照

　　韩勇义，这更像是男性的名字，勇敢坚强，义薄云天。可她却是个女娃。

　　1920年11月25日，辽宁省桓仁县的韩家添了一个女孩。这女孩是家中的长女，在年幼之时就敢说敢做，还爱打抱个不平。

　　好像是天意，父亲有位同学名叫孙一峰，他一定是看出了女孩这独特的个性，竟满怀赞许地给她取了“勇义”之名。“勇，从甬从力。力及所至，生命勃发甬甬然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义，谓天下合宜之理。”这真是个好名字，而取名字的人也真像是一个占卜师，竟然预言到了结局。

　　勇义在家乡长到了7岁，因她的大伯父韩文贵在哈尔滨经商，任黑龙江省官方企业“广信公司”分公司经理，她的父亲韩文庆便也随其兄来到哈尔滨学习轮船航运驾驶技术，毕业后就在广信公司所属的“广济号”轮船当船长。1927年冬天，勇义和母亲、弟妹被父亲接到哈尔滨居住。

　　这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足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九一八事变后，勇义的大伯父出于民族气节，积极筹款支持马占山和李杜等部进行抗日斗争。马占山和李杜等抗日将领失败后，从苏联境内转道回了关内，韩文贵迫不得已销毁企业账目到北京隐居。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因找不到韩文贵而恼火，继而开始威胁、迫害韩文庆。韩文庆经受不住日伪的高压，于1933年夏天撇下了妻儿老小忧闷而死。

　　父亲的死使年仅13岁的勇义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仇恨，她痛恨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她的家园，残害了她的至亲，使她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父亲去世后，为了躲避日伪的纠缠，母亲带着勇义姐弟搬到呼兰县城居住。

　　1935年夏，韩勇义带着天生的刚烈和一丝稚嫩，进入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开办的二年制“看护妇养成所”，成为一名插班生。1936年的春天来临之时，她作为一名见习护士来到市立医院实习。

　　这时，一个奇特的女子突然闯入了勇义的生活。

　　那病房里的病人是谁？她的眼睛为何如此明亮，她的神情又为何如此坚毅？勇义看不明白，读不懂。

　　那个病人的伤好重，以至于日本军医和医院里的张柏岩医生一直争论不休，日本军医要把她的腿锯掉，而中国医生要保住她的腿。

　　她的腿据说是被“七九”式步枪的子弹射伤，勇义不懂什么是“七九”式步枪，但她知道，这个女人有24块碎骨片散落在肉里，左手腕还有一处贯通伤。勇义想，这么重的伤，怎么听不到她哼一声？

　　哦，她叫赵一曼，是1935年11月间在黑龙江省珠河县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受重伤被俘的女囚。是缘分还是天意？勇义竟被安排在这个特殊的病房，照顾这个特殊的患者。

　　病床上的赵一曼

　　面对赵一曼这个有伪警察昼夜不停看守的病人，勇义想，她就是“红枪白马”敢打日本人的女英雄吗？女英雄究竟什么样，是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个“女魔头”吗？

　　怀着好奇，怀着敬仰，勇义和赵一曼有了初步的接触，几次谈话之后，勇义发现，这个女英雄不仅长相端庄秀美，还心思缜密，话语温柔，更像是一个邻家大姐姐。更为难得的是，在许多问题上她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勇义这种敢说敢干的性格和反对男女不平等的思想都与赵一曼的学生时代极其相似，她们惺惺相惜，两颗心贴近了，勇义向赵一曼敞开了心扉。

　　在赵一曼的开导下，勇义明白了，儿女情长算什么，还有比国家之难、民族之事更重要的事情吗？她还知道了，在沦陷的哈尔滨之外还有无数的大山，那里面住着为国家、为自由而战的勇士。

　　“我们不能甘心当亡国奴，我们不能做顺民，我们的五体之中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强盗来了，我们要把他赶跑。”勇义开始接受朴素的爱国宣传，她产生了为祖国和民族献身的理想和勇气，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人的生命力是顽强的，革命者更是如此，赵一曼的枪伤在张柏岩医生精湛的医术和治疗与勇义的精心护理下日渐好转。治疗期间，勇义也多次挺身而出，她以赵一曼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眠药喊不醒等理由为借口，帮助赵一曼躲过多次刑讯。

　　虽然赵一曼的伤势在好转，但毕竟是在敌人的魔窟里，她随时会被送往监狱去接受非人待遇的拷打，随时会被敌人夺去生命。勇义怎能让她的一曼大姐处于危险之中？要知道，是赵一曼在她的灵魂上打开了一扇天窗，透过这扇窗，她看到了光明。而赵一曼这位坚定的革命者，更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挣脱牢笼，重返抗日战场。

　　走吧，逃出去，将是一片新天地；逃出去，人生无悔。为了迅速逃走，勇义、赵一曼以及被赵一曼争取过来的伪警察董宪勋三人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计划。

　　作为一名见习护士，勇义是没有薪水的，为了筹备经费，她几次找借口向母亲要钱，但这点钱杯水车薪，远远不够作为他们的逃亡费用，勇义只好向母亲要父亲留给她准备将来结婚时用的金首饰和呢料衣物。母亲不给她，以为她在外边学坏了，这一刻的勇义心中万分纠结，母女二人闹得很僵。最后，勇义不得已只好谎称自己马上就要结婚，别的什么事都不用母亲操心。话说至此，母亲也无奈，气恼地把应给勇义的那份嫁妆给了她，并含泪说出“从此断绝母女关系”的决绝话语。

　　勇义本是一个孝顺的女儿，此刻她望着痛苦伤心的母亲，心中也十分不忍。但自己要做的事情，真的无法向母亲说清楚。再说，又怎能让寡母为自己担心呢？她只能一再向母亲说：“妈妈您放心，您的女儿绝没有学坏，将来您会明白的。”拎着父亲留下的小皮箱，勇义在母亲的泪光中毅然走出了家门。

　　勇义变卖掉自己的嫁妆，换回了部分现金，还在医院里偷偷准备了医疗用品，她把准备好的东西和现金装在小皮箱里，藏在赵一曼的床下。

　　1936年6月28日晚9时，董宪勋雇了一辆小汽车到东方旅馆接勇义去医院。勇义进入病房，给赵一曼换上一身新蓝布裤褂，然后和董宪勋一起把她背出病房。哈尔滨邮政街的马路上街灯昏暗，二人扶着赵一曼，爬出后墙，上了等在医院后门外的小汽车。小汽车像一只离弦的箭，在大雨滂沱的马路上飞驰，转瞬消失在风雨中。三个人开始了逃亡之旅，准备奔往游击区。

　　赵一曼被监禁治疗处——哈尔滨市立医院旧址

　　小汽车沿山街（今一曼街）向东驶去，但当他们来到阿什河边时，却发现横跨在河上的“万缘石桥”被洪水冲断了，董宪勋只好到屯里请人抬着赵一曼绕道涉水过河，这一绕自然耽搁了行程。30日凌晨，三个人来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元策家中。当董元策知道自己的侄儿是要和抗日英雄去找山里的抗日部队时，他十分支持侄儿的决定。

　　三人在董老汉家里躲了一天，吃过晚饭，董元策找来同村好友魏玉恒，求他套车送客人进山，并告诉好友，客人是赵尚志队上的人。魏玉恒明知此行要冒风险，但还是于当日的下半夜套上大车，拉上三人直奔宾县三区的方向而去。

　　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坐在三匹马拉的大车上，他们觉得自己像逃出牢笼的鸟儿，很快就将翱翔在自由的蓝天下。他们却预感不到，危险正在降临。

　　突然，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这声音搅碎了三个人奔向光明的梦想与希望，勇义惊恐地扑到了赵一曼的怀中。面对即刻就要扑过来的敌人，危急关头，赵一曼沉着地叮嘱众人：“不要慌！大家记住口供，就说是我用钱雇请你们送我走的，一切与你们无关。”

　　赵一曼的沉着冷静给了勇义勇气，她把揣在兜里的伪币和开那只小皮箱的钥匙掏出来，扔到了路边的庄稼地里。

　　日伪报纸关于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被捕的报道

　　被捕后的韩勇义在哈尔滨伪警察厅刑事科亦是受尽折磨，敌人给她施加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日本特务林宽重负责审讯她，给她“上大挂”，用烟头和炭火烧她的脸和胸部。残酷的刑法失效后，他们又给年轻的姑娘施用了电刑。

　　关于日伪监狱对韩勇义的审讯，敌人在一份写给伪中央政府的报告材料中说：“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受了赵一曼的宣传，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报告中还引用了勇义在刑讯室里说的一段话：

　　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

　　勇义无需编造供词，她说的都是实话。她用青春的热血对国家、对民族负起了一份担当，她是一个大写的人，没有辜负“勇义”这个响当当、亮堂堂的名字。

　　刑讯无果后，勇义被关押到哈尔滨监狱道里分监。在这所监狱里，名目繁多的刑法残酷至极，令人不寒而栗。犯人如若违犯了所谓的“狱规”就要受到各种惩罚，轻者是戴上手铐和脚镣。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铐脚镣，当时臭名昭著的汉奸、恶霸姚锡九曾往狱中送过重达9公斤和7.5公斤的手铐脚镣，并指名送给“政治犯”。这种特制的刑具带有锯齿，人动一动，它就紧一紧，直到刻进肉里，刻到骨头……

　　哈尔滨监狱道里分监

　　这所监狱的死亡率极高，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抗日救国志士的镇压，监狱的“政治犯”也在逐年增加。1933年末该监狱在押犯人为250人，1940年末增加到1117人。

　　在这里，革命者曾发出铿锵的声音：

　　凄凄监牢，锵锵镣声，为了社会革命，哪怕牺牲一生半生，我今天被捕，倘若不幸被杀，是为社会，也是为大众，是为了民族，也是为了家庭。

　　实际上，这所监狱里的反抗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歇。囚徒们在狱中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为争取改善狱中条件，进行过多次绝食斗争。

　　由于重刑和狱中恶劣的环境，勇义得了肋膜炎等多种严重的疾病，曾经珠圆玉润的脸颊失去了青春的色彩。

　　在她被捕之时，为了不连累母亲和弟妹，她编了一套假口供，说自己很小就死了母亲，现在的继母与自己关系不好。可敌人不管这些，他们多次到家中搜查勒索，把父亲留下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强行掠走。

　　勇义的母亲直到此时，才明白自己的女儿所做的一切。母亲不仅谅解了女儿，还变卖家产，为营救女儿出狱而多方奔走。有良知的爱国人士也因佩服勇义的抗日爱国精神，设法帮助她打官司。众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勇义由“政治犯”降为“纵匪逃走”的刑事犯。

　　1937年5月8日，《滨江时报》第六版刊登了消息《被赵一曼诱惑随匪之女看护韩勇义昨在地方法院行第一次侦讯》：

　　当年在国境地方炫赫一时之女匪首赵一曼落网后，得当局之法外施仁，入市立医院养病，卒泰山易移，秉性难改，一再发动本性，甜言蜜语，将留守警察及看护妇一并引入其圈套……其中心人物之女看护韩勇义，年十八岁，奉天省人，以识力薄弱，而遭愚弄，故已经由刑事科转移哈尔滨地方检查所，侦察终了。已起诉同级法院，依次法院则于昨二十七日前十一时开第一回侦讯庭。韩身着阴丹士林布大衫，举止闲雅，容颜憔悴。

　　1937年6月16日上午11时，伪南岗区法院判处韩勇义有期徒刑四个月，于同年7月8日上午10时30分期满释放出狱。此时，勇义在监牢里已经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出狱后，母亲把遍体鳞伤的勇义接回了呼兰县。勇义虽然出狱，但没有行动自由，她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呼兰伪警察所的监视。

　　1939年8月，勇义在出狱两年后收获了爱情，结了婚。家人说，虽然有了家，她仍不忘赵一曼这位英雄，还想去参加抗日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的同志们找到了韩勇义，吸收她参加了革命工作。

　　此时的勇义是多么兴奋啊，她先为进驻东北的苏军当翻译，后又到市助产士工会工作。然而，就在前景无限灿烂之时，因在日伪监狱遭受的残酷折磨，勇义旧疾复发，且日益加重，虽经社会和革命同仁尽力抢救，奈何病势沉重，医治无效。1949年2月12日，在一个寒冬即将过去的日子里，年轻的韩勇义香消玉殒，生命定格在29岁。

　　韩勇义走了，她没能等到新中国的到来。让人欣慰的是，她看到了日本投降，看到了光复后的东北。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或许正在把日本强盗被赶跑的喜讯告诉给她亲爱的一曼大姐，二人一定喜极而泣，欣然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