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发动关税、贸易战的图谋 ——中国必须加紧发展公有制经济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美国贸易逆差愈趋严重。

　　贸易自由化是二战后美国在科技和经济上具有巨大优势而靠它对西方的制约力推行的，但进入七十年代，它对西方国家的产业优势趋于下降。美元是国际贸易和各汇储备最主要甚至最基本的货币，美国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美元较强的需求一直不减，美元汇价被推高。这些是美国七十年代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且逆差总的趋向是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1971年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此后，逆差数额趋于上升。爆发了美日贸易战，并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1988年，贸易逆差开始减少。但1992年以后，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特别是1995年WTO运行后，优其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加速了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程度。近年来这种趋势没有减缓。美国2024年货物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的1.2万亿美元，较2023年的1.01万亿贸易逆差大幅攀升。

　　世界对高科级产品的消费（广义上的）总是只占世界消费的很小部分。占绝大比重的是低科技产品和中科技产品。上个世纪80年代由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特别是1995年WTO运行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愈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端制造业，甚至高端制造业则遭到“二战”后相对美国复兴的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趋强的竞争挤压。1995年WTO运行后的2001年到2010年仅10年时间，美国人口估计增加了大约10%，但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却反而减少了32%。现在，在中端制造和已开始显现出在高端制造上具有更强竞争潜力的中国正在崛起，“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更加不利。

　　在美国统治层的一些人看来，美国已到了必须下决心用提高关税，才能扭转产业空心化，使中、高端制造业回归和大幅度减少逆差，及与此有联系的政府负债趋于严重。否则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特朗普统治集团可能认为，“对等关税”战略，尽管可能导致2024下半年到2026年美国经济出现一些问题，挺过去后的2027年，特别是2028年总统竞选年，美国经济就会转好，并向好的方面逆转，现示出特朗普能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明显症候，从而能获得连任，连任后使美国全面显现出再次伟大，成为美国历史上不是数二，也是数三的伟大总统。异想天开。

　　搞掉中共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就是美国的战略方针。

　　“二战后，整个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全面对抗的‘冷战’。在初期，美国对苏联拥有所谓绝对的核优势。但当时，核攻击是用飞机轰炸，美国就那么点核弹，苏联扶植的东欧国家使其能布下一个其要害地区对北约拥有上千公里以上的外线大纵深攻势防卸战略，层层的防空和制空网实际上使当时仅有不到百枚原子弹的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徙具形式（2025年5月13日修正：苏联1949年试爆原子弹成功时，美国拥有300多枚核弹头）。 很快，苏联也搞出了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利用朝鲜半岛暴发的内战，首先军事上直接介入中国内战，阻止中国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统一台湾;打着联合国军旗号越过‘三八’线，肆无忌惮地展开吃掉朝鲜、以此作为威胁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侵略中国跳板的战争，结果被中国挫败。

　　自此以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建立‘星月包围圈’，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将台湾变成进攻中国的桥头堡，组织反华联盟，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围剿、遏制和封锁;挑起疆独和藏独势力闹事、武装叛乱、搞分裂;派遣美蒋特务和侦机，刺探情报，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苏联随后最先搞出洲际导弹，将美国也置于当时根本无法防卸的洲际核导弹打击之下，只不过数量很有限。但紧接着美国也搞出了洲际导弹并且搞出了潜射核导弹，美国的核力量仍对苏联保持压倒优势。这是美国在它称为没有打嬴的朝鲜战争之后接法国的班，敢于卷入背后有中国和苏联支持的越南战争的底气所在。

　　哪里知道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而在这期间的整个60年代，苏联以平均百分之7.1的经济发展速度为支撑，很快的在极为重要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上赶上了美国,加上苏联及其为首的华约在地面进攻的常规军力对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本来就具有显著优势，这就意味着美国根本就不敢动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对西欧可能发动闪电般的大纵深的地面进攻。苏联经济以明显比美国更快的发展速度支撑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势头和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并与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中国为敌，使美国的西方阵营开始面临军心动摇的局面。

　　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而且矛盾逐步发展到69年初的具有军事对抗的性质。表面看起来中国处于两面树敌的不利局面，但是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的对抗性矛盾是在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的国家集团的全面对抗的‘冷战’格局之下，美苏谁都没有、也不能把并不能对其构成最主要最危险威胁的中国当成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只要各自的敌对方没有被克服掉，任何一方都拿不出足够的武力敢于对中国展开战略性的军事进攻或打击。中国处于这样的国际对抗性战略格局的有利位置，并是决定美苏战略对抗天平向哪一方倾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此时的美国急于寻找办法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和缓和与中国的对抗，才能摆脱两面对抗战线过长，力不从心趋于不利的局面，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如果能争取与中国达成某种协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关系，支持中国与苏联的对抗，使苏联两面受敌的状态更加严重，就能稳定和加强它的对苏战略从而全球战略。作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中国作出如下让步：军事上退出直接威胁中国的越南战争和台湾，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美苏力量对比关系趋于发生的对美不利的变化迫使美国竭力要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所以美国更有求于中国。

　　至少到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尽管较前趋于减慢但仍然比美国快.美国因此与中国的战略协同关系只能强化,不能削弱，式图重新恢复与台湾当局官方关系的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看到中国有与苏联重新和好的趋向，只能就此作罢。中美关系，就是美国这样不得已才与中国达成的相互妥协、互利的战略协同关系。至于借‘六.四’等事件，美国以人权为由率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的所谓‘民运’分子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暗中一直支持台湾政权，公然向其提供武器，破坏中国对台湾和平统一的努力则是常态。

　　苏联解体后，美国先是要专注于遏制解体后苏联留下的烂摊子避免发生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和西方利益的事变，并竭力使局面对美国和西方更有利——如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流失、使乌克兰这个当时仅次于美俄的第三核大国去核武化、遏制解体后的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波及到北约国家并遏制俄国兼并从苏联解体独立出来的国家，肢解南斯拉夫，北约东扩、瓦解‘独联体’，并促使俄国也解体。尽管俄国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由于俄国拼命保持着能在后发制人下都能毁灭美国的核武，不敢用武的，促使其解体同样得象苏联解体那样靠其内部的危机和动乱的发展来实现，所以一时腾不出手来对付中国。前苏联分裂的局势大体固化以后，又来了个‘9.11’事件，加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在21世纪的开头两、三年，美国主流的看法是‘中国崩溃论’，再加上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即将得手，像苏联解体那样解决中国美国是信心满满。被‘9.11’事件激怒的美国于是去打阿富汉和伊拉克，一陷就是十来年。这样，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多达二十年的时间无法战略东移、集中力量来搞掉中国。

　　等美国能腾出手来准备集中主力围剿快速崛起的中国时，中国已经与被西方逼到只能与中国携手共同对付美国威胁的俄国建立了战略协同关系，俄国也有幸从严重、垂死的危机中复苏过来。还未等美国的‘重反亚太战略’的政治军事布署基本到位，在中国的初步强大和核超级俄国存在的情况下，已经成了美国难以用军事解决的‘硬骨头’了。并且发现，由于核超级俄国的存在、中国与西欧在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上又无严重的利害关系，中国所取的本分外交路线和美中矛盾有利于增强欧盟对美的相对独立性，再加上欧中发展经贸等各方面关系有利可图，无法撮合整个西方世界像对苏联那样对中国展开‘冷战’围剿。这种情况下，要与中国撕破脸全面硬干将很可能造成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性破坏，吃大亏得不偿失。所以，直到目前为止，美国才没有胆子与中国彻底翻脸。

　　然而，目前，如果没有核超级大国俄国对美国的核钳制，在这里我重申我在《这一类的专家应当下课了》的那句话：‘本人断言，美国不仅敢于支持台独，而且会用武力逼迫中国投降，否则就敢于并有能力肢解中国！’那怕对美国跪地求饶，也无济于事。’这里补充一句：投降了也要肢解中国，只不过基本上无需使用武力罢了。

　　在中国还未足够程度的强大起来之前，如果核超级大国俄国被美国搞掉了，就一定是美国撮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围剿中国，哪里容得高云龙先身的‘民营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格局’！

　　目前，得有核超级大国俄国存在，要么，中国以核武为中坚的军事实力必须足够强大，才可能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的斗争，迫使美与我和平共处。以核武为中坚的军事实力越强大，中国越是能在这个世界相对更佳地争取实现包括经贸在内的趋利避害地发展。【见我在红歌会网的《驳<这位副国级领导这样解读>》】”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方针是，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重点在欧洲。

　　奥巴马时期，美国已把高速崛起的中国看成必须得集中主力在其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搞掉的“潜在敌人”，到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国已被认定为首要必须搞掉的“潜在敌人”。

　　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意识到在东西两线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已没有那个实力，正在加紧推行不惜得罪欧盟，也要出卖乌克兰，争取与俄和，联俄制中，集中全力，力图在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之前搞掉中国。不搞掉正在强劲崛起的中国，就不是美国经济前景堪忧的问题，而是美国命运堪忧。

　　中国以核武为中坚的军事实力以初步强大，具有后发制人也能对美国互毁的核超级大国俄国对欧盟、英国、日、韩的牵制和对美国核武的钳制，中国所处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在目前的国际革局下使中国与欧盟实现无严重的利害冲突，和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其它种种原因美国的北约盟友关系的根本性涣散等，美国对中国是热战不敢打，“冷战”无法打，搞掉中国就只有靠既非热战也非“冷战”的其它办法了。

　　2019年1月7日我在红歌会网的《 与安生：<某公司女高管加拿大被捕、中美关系的基础>一文对白》谈到，“中国杠杆率已达百分之250以上（25-4-14批注：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房地产价格过高，优其是一线城市，房贷在整个商业银行的贷款中据说已经达到百分之近28，而且增长比贷款总量的增长快得多,这样下去，2020年可能达到百分之30;企业债务率很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一旦由外部冲击和资金链紧张引起债务、信用危机，证券市场大跌，资金外逃，并传染到房市，就可能引暴金融危机。但目前，经过三、四年软着陆的努力，杠杆率上升的势头、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发展势头开始得到控制，一些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已得到调整，实体企业的效益开始好转，甚至负债率开始下降，通胀率、利率都不高，流通资金相对宽松。而进入加息期已经三年的美元加息已进入最后段阶，美国的经济也不是人们希望的那么强劲，而且一般预期即将进入新的衰退期，加上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和其它政策手段，化解已经潜在形成的金融危机暴发为公开的危机的余地大为增加。这都要归因于六年前上任的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班子从一开始就抓住了那个‘七寸’不放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中国趋于强健的政治统治和法律规制下，业已严重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趋于恶化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目前看来，也能够逐步化解。只要中国本身不出政治大问题，中国那么大个经济实体，决不是美国用‘货币等手段’能‘对中国施行金融打击’祸害得了的。”

　　现在，距发表此文时间过去了六年， 当局2016年开始搞的“去杠杆”行动已过去9年，中国在化解潜在债务、金融、经济危机上，或“去杠杆”上，到2023年却是如下“成果”。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218.6万亿元,2023国企负债猛增23.47%，增到269.9万亿，是2023年GDP的208.58%。仅1年时间国企负债就增加51.3万亿，疑是将地方政府的隐形债转变或转移成了国企负债。

　　“民营企业”负债有多少？不包括外资，算国企的4分之1,也有67.5万亿，占GDP的52.16%。

　　国企加“民企”，单企业负债——外资的不算——就占GDP的260.74%。

　　2023年末，全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70.77万亿元，全国政府法定负债为GDP的54.69%。

　　这样，2023年国企和政府负债估计占当年GDP的315.43%。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国民经济公报的数据，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占当年GDP的46%。

　　官方承认的地方隐形债只有14万亿，占GDP的10.8%。有专家说占GDP40%。由于以上所说的可能原因，专家说的不算数。

　　如此算下来，2023年末，宏观杠杆率已经达372.23%。 较2015年末宏观杠杆率250%大为严重化。

　　2024年末，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计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逆差64910亿，占当年GDP的4.8%。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逆差39388亿，占GDP的2.52%。

　　这样2024年广义财政收支逆差是GDP的7.33%。

　　2024年年末各项贷款余额增长7.2%，年末社会融资存量比上年末增长8%。都超过当年GDP的名义增长4.26%——因为通缩0.74%。为了缓和地方政府已很严重的潜在债务危机，还采取了其它一系例稳经济——如稳与地方财政密切联系、已存在严重潜在危机的房地产，刺激消费的措施。

　　因此，2024年宏观杠杆率不会下降，只会提高，可能突破380%。

　　加上无法统计的“民间”借贷和集资，还有已相当严重的地方政府对企业（主要是国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账款拖欠，中国债务与债权的分化和潜在的债务危机已十分严重，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负债（包括隐形债和拖欠债），从而潜在的金融危机已很严重。对此，美国统治层应当比我更清楚。

　　目前当权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统治阶级的一派，力图用大幅提高关税，扭转产业“空心化”，使中、高端制造业回归和大幅度减少逆差的同时，针对中国已发展得很严重的潜在债务、金融危机这个要害，力图用关税大棒迫使其它国家提高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和减少从中国的进口，破坏中国与美、西方国家高端科技联系的产业链，撮合成美国主导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外贸国家对中国的科技、贸易战，以为能促使中国暴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最好能引爆中国的“颜色革命”，至少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慢下来，延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时间，以赢得搞掉中国的更多时间和机会。

　　除了日、韩外，美国的西方盟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在产业链上与中国没有密切的联系。但这些国家出口中国的产品不少。不过，包括日、韩，其经济与美国的更为密切而且更具有利害性，加上在政治和国家安全上仍受制于美国，不得不某种程度地参与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贸易剿杀战。不过，由于以下说到的原因，参与的程度要打折扣，甚至大打折扣。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得知：

　　2024年出口254545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出口占中国GDP的18.87%；

　　对东盟出口41736亿元，占出口的 16.4% ；对美国出口37337亿元，占出口的14.7% ；对欧盟出口36751亿元，占出口的14.4%；对日本出口10816亿元，占出口的4.2%；对韩国出口10415亿元，占出口的4.1%。对东盟、美国、欧盟、日、韩的出口占我出口的53.8%。

　　往最坏的方面估计：

　　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加征145%的关税，可能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4分之3，即减少28003亿元，约合2024年我GDP的2.08%；

　　2024年，除美国以外我对其它国家出口为217208亿元，占2024年我GDP的16.1%。特朗普在接下来对欧盟、东盟国家、日、韩等其它国家的关税谈判，会迫使它们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的关税、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估计最多可能使我对美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出口减少4分之1，相当于2024年我GDP的4.03%；

　　从而，特朗普对我发动的世界性贸易战，可能造成我相当于2024年GDP6.11%的社会生产失去销路。

　　加上美国发动的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封锁战，如断供我目前和短时间内还不能生产的芯片和软件等，造成的产业链断裂，可能使我经济损失的程度估计最多再加重50%，有可能使我经济损失达2024年GDP的9%，以此来促使我债务、从而金融和经济危机暴发，从而政治危机暴发，最好能引爆成“颜色革命”。

　　美对我发动的关税、贸易战，是从4月9日开始，占2025年全年时间的4分之3，按以上往最坏的方面估计，可造成我2025年对美出口减少21002亿元，相当于我2024年GDP的1.56%。

　　美与其它国家的关税谈判，可能会在以后的5、6月大体完成。按以上往最坏的方面估计，从6月1日开始算起，占2025年的时间的58%，对我2025年GDP的的损失相当于我2024年GDP的2.5%。

　　这样，美对我发动的关税、贸易战，对我2025年出口压缩的总量，相当于我2024年GDP的约4.1%。加上中断目前我不能生产的高科技产品造成的产业链破坏可能会加重50%，就是6%。

　　2008年美金融危机前，我潜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已相但严重。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我2009年的影响是使我出口下降16%。2008年我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47%。2008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出口就达97628亿元。2009年出口下降16%相当于2008年GDP的5.2%。

　　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出台了投资规模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大措施。2008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相当于当年GDP的13.3%。

　　结果是2009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名义增长11.54%，通胀2.84%，从根本上缓解了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对我经济的冲击。

　　投资规模相当于当年GDP13.3%的4万亿元，加上促进增长的十大措施，是严重过度反应，导致潜在生产过剩危机严重恶化，不得不用以后多年的宏观杠杆率的不断提高来遏制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暴发。加上2020年和2022年新冠病毒危机的冲击，是致使宏观杠杆率快速达2015年GDP的250%，又过9年后的2024年突破GDP的380%以上——估计数——的主要直接原因。

　　六年来（从我以上那篇文章发表算起）反腐败、整党治当没有放松，中国特有的政治统治模式较六年前更加强健；国有银行占全部银行资产的绝大比重，社会总负债的70%以上是国企和政府负债，国家的经济体量够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汇储备够多；加上集中有力、有效的调控，为了缓和可能很严重的房地产及牵联的产业的私有企业——房地产大多都是私有企业——的破产，私有银行破产，拖欠工资，讨薪和失业潮，每年1千多万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与往最坏方面估计美国对我发动贸易战经济破坏程度造成的GDP损失相当的财政扩张可以达到相当于2024年GDP的6、7个百分点，适度的央行“放水”——通胀率空制在3至5%左右，国有企业对要破产的大、中私有企业的兼并等，有办法使国有银行资产占绝大比重的银行系统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恐慌性挤兑的发生，更不可能发生银行的系统性破产、倒闭危机，避免债务链大规模破裂，能足够程度地缓和由企业亏损面、破产面、拖欠工资、严重的失业和讨薪潮的发生，有可能实现不亚于新冠病毒危机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

　　经过2025年的调整，特朗普对我发动的世界性科技、贸易战，造成的经济破坏程度到2026年可能减半，加上调控、适度的财政扩张和“放水”——其程度将会比2025年有所减小，2026年经济增长会比2025年更好。

　　经过两年的调整，就有可能基本上化解特朗普对我发动的世界性贸易战往高处估计造成的危害。但宏观杠杆率的大幅度攀升和以后数年的不断攀升难以避免，将会愈趋严重制约我经济增长速度。

　　美国总统4月2日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以来，美国股市暴跌，国债收益率猛涨，迫使特朗普不得不软化“对等关税”的锋芒，股市反弹、国债收益率有所回落，但他提高解雇美联储主席、要求美联储降息的威胁调门，美国国债收益率又重新攀升；美元指数下跌，从4月10日前的102跌破99，美元资产遭到抛售。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指数转为弱势，特朗普不得不宣布解雇美联储主席是媒体歪曲，加上不得不缓和一些对中国关税战的口气，以减轻对美国债市、股市和美元的负面冲击。

　　美国政府债务目前已达36.2万亿美元，是2024年美国GDP的124%。联邦政府今年全年到期债务达9.2万亿美元，其中3分之2有多、6.5万亿美元6月份到期。目前实施的提高进口关税的做法势必加重通胀，联邦基金利率难以下调，否则通胀就会严重。一般预计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从2.5%下降到1%以下，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打压美国股市和美元指数，促使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对美国政府巨额债务和其超经济增长速度的攀升的担忧加重，有可能使美国政府暴发债务危机——指美联邦政府票面高利率的国债发不出去，得由美联储大量购买，引起恐慌而导致严重的金融、经济、政治的负面链锁反应。

　　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Management）的托斯滕·斯洛克（Torsten Slok）估算，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资产包括19万亿美元的美股、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及5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占据美国股市、债市市值的20%至30%。照此算，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股票，债劵资产达31万亿美元。特朗普张牙舞爪这通操作，正在损毁几十年来世界把美国作为资金“避风港”的信义。如果对美国的股市、债市、经济的冲击过大，不能排除有可由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引发美国的金融、经济、财政和美元的综合性全面危机，从而引发美国的严重政治危机的可能。

　　30多年前苏联解体，俄国综合实力、特别是它的常规军力，除了仅剩的核武外，与当年苏联相差甚远，而且俄国社会形态变成与美西方国家根本雷同，欧盟和英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的程度大为削弱。美国急于为了尽可能地搞掉中国不惜出卖乌克兰、得罪欧盟，也要图谋联俄制中，并要挟它的盟国大幅增加军费到GDP的5%，承担起欧洲方面与俄国博弈的主要責任，加上美国对它的盟国也搞“对等关税”，美国的盟友关系严重削弱。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地位，几十年来所取的“本份”外交政策及经营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快速强大起来的以核武为中坚的军事实力和在第二岛链已具有对美国的常规军事优势，加上足以与美国核武互毁的超级核武的俄国对欧盟、英国的牵制，对美国核武的钳制。中国与西方国家相互发展贸易关系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家市场并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家市场的引诱力。美国股市、债市和美元，先于中国发生负面反应，中国对美挑起的贸易战持有的“ 坚决反制、奉陪到底”立场。对中国的奇高关税和中国的反制反到先于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所有这些，使美国力图用关税谈判逼迫它的盟国和其它国家提高对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和大幅降低从中国的进口的胡萝卜加大棒的作用有限，使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贸易战很有可能不是如我往最坏方面估计的那么凶。

　　就算有那么凶，经过两年，最多三年的反制和调整，就有可能基本上化解特朗普对我发动的世界性科技、贸易战的危害。但中国已经很高的宏观杠杆率大幅度攀升不可避免，2027年可能达到430%以上。

　　问题在于对我经济发展负面影响趋于攀升的宏观杠杆率不在于美国对我的什么科技、贸易战、经济战，而是搞私有制市产经济势必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必然。没有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科技、贸易战，只要搞私有制市产经济的方向不加以转变，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趋于攀升，对我经济发展趋于严重的负面作用就不可避免。

　　改开前全部经济基本上都是公有制，政府和居民基本不负债，公有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20%以下，公有制的农业基本上不负债，或者资产负债率很低，宏观杠杆率估计在50%左右。那时的银行存款主要不是居民存款，而是国家所有的企业和政府存款，付出的贷款利息主要是付给国家，付给居民的也不是资本家暴发户。改开前的贫富差别不属人类文明世界有史以来上最小也属最小之一，如我在红歌会网的《对<改开前的贫富差距>的修正》估计，1978年占人口1%的最富有者占有的国民生活资料的财富是全国人均的5倍左右。

　　改开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但快速大幅度下滑，而且资产负债率很快升高，国企利润通过利息的方式趋于更多的部分拿给了改开后暴富起来的资本家，政府和居民也开始负债并不断攀升，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降低，并用住房市场化，一度还用教育、医疗市场化来加以挤榨。在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如改开前、财政收入的负担用各种方式转嫁给居民的情况下，国企、政府和居民都成为资本家暴发户“债奴”的同时，根据私有的经营性资产来进行分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攀升。

　　2022年包括企业和从业人员缴纳的社保基金在内的国家的各种财政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约一半

　　是通过土地和房地产税收对居民工资性收入进一步盘剥的情况下，占GDP的有无3分之1？算33%。占国内生产总值24%的工资性收入中至少“民营企业”的老板和高管奇高的职务收入属剥削性质，扣除这部分剥削性收人，工资性收入估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都不到，算20%。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国家拥有所有权的经营性资产的利润估计6万亿元，占2022国内生产总值的5%。中国社会生产出的财富分配，根据私人拥有所有权的经营性资产被资本家拿走的占GDP的42%，是95%以上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20%的2倍有多。

　　2023年中金公司报告：在私有财产人群中，最富裕人群共计460万人，人口占比为0.33%，财富占比为67.4%；中产阶级共计9900万人，总资产为110万亿，人口占比为6.9%，财富占比为25.6%；其他人群13.22亿人，总资产为30万亿，人口占比92.77%，财富占比为7%。

　　我算人口占比为0.33%的最富裕人群，人均占有的财富是全国人均占有财富的204倍，是占人口92.77%人群人均占有财富的2700倍。人口占比6.9%的“中产阶级”人群，人均占有的财富是全国人均占有财富的3.71倍，是占人口92.77%人群人均占有财富的49倍。应证了劳动人民社会生产的财富被一小撮私有的资产者严重剥削的事实。

　　改开前社会经营性资产基本属公有，2023年总计790万亿社会经营性资产，国有资本权益非金融经营性资产102万亿，加拥有国家所有权的金融资产30.6万亿，总计国家拥有所有权的经营性资产132.6万亿，占社会全部经营性资产的16.8%，集体经济已被私有化得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全部经营性资产的83%有多属于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所有。

　　由于中国的股市是世界上极其少见的自创建以来三十多年不涨的股市，中国的富人相较于美国的富人，更多地是将其的资产存入银行和购买债劵，加上中国的两极分化发展的更严重，中国债权与债务的分化比美国更严重，尽管2024年加上地方政府的，美国政府负债占其GDP的比重估计是中国的两倍有多，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比美国的仍然更高。除掉政府的负债，中国企业、其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奇低的居民负债总量占GDP的比重比美国的高得多。因此，中国潜在的债务、金融和经济危机比美国严重。如果不是十八大以来中共紧紧抓住了反腐败、政党治党的政治斗争，中国金融、经济和政治的总危机很可能早就暴发了。

　　然而，搞成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不仅必然重新置劳动人民于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两极分化不断严重，将整个社会置于资产阶级用其资本的渗透之下不断严重，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统治系统的腐蚀作用不断严重，资本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统治系统蜕化变质的作用不断严重，将资本主义的势力在中国统治层内外发展起来的不断严重，促使中共和中国步苏共和苏联亡党亡国的后尘的危险不断严重，而且势必是债权与债务两极分化的不断发展，国企、政府、居民负债的不断发展，即宏观杠杆率的不断发展，从而潜在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发展。为应对美国发起的关税、贸易战，估计2027年可能突破430%。如不转变决心，抓紧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还嫌对“民营经济”保护、促进的不够，顽固坚持“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的方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会愈趋严重地受到制约。2035年或其以后，纵使抓住了那个七寸，也无法遏制由500%左右的宏观杠杆率而暴发的债务、金融、经济危机，或者不得不用非常严重的通胀来缓和严重的债务、金融、经济危机。由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或严重的通胀危机引爆“颜色革命”，那时候来转变决心可能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