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琳琳｜论毛泽东斗争思想的三维特性

　　摘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丰富的斗争思想。这一斗争思想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坚定的原则性和强烈的艺术性，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斗争、斗争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进行斗争的时代课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斗争思想的三维特性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伟大斗争具有重要启示，要总结运用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实效。

　　关键词：

　　斗争精神；斗争思想；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历史。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成就的鲜明品格和成功密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创造了丰富的斗争思想。充分挖掘毛泽东的斗争思想，研究其斗争特质和规律，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论述，提升斗争本领，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具有重要价值。

　　/一、斗争的目的性

　　矛盾具有普遍性，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既是唯物辩证法揭示的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格和必然要求。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要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就需要开展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身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斗争具有鲜明的目的性。

　　(一)与自然环境斗争，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生存条件的改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发生联系，人与自然的矛盾便随之而来。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方面，毛泽东指出的社会三项实践中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属于此类。“生产斗争就是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科学实验是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斗争，只有不断地改造自然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才能解决人的生存发展、人类的繁衍问题。即便是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斗争，也必须解决吃穿住用等基本问题，就要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都曾面临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遭遇严峻的灾荒，特别是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1940年、1941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由此发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发动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带头开荒生产。经过努力，吃穿住用等生产生活所需基本实现自给，有些地方还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另外，对于自然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和危机，也要进行既遵循客观规律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困难群众上千年的血吸虫病等问题，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团结一心，除害兴利，防治结合，勇于与自然环境斗争并取得胜利，奠定了我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探索基础。

　　(二)与社会环境斗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一生下来就融入社会环境之中，打上了社会环境的烙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组织形式，如家庭、家族、民族、阶级、国家、政党等衍生并不断丰富。人类社会存在各种类型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指出，自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近代时期，自从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晚清统治阶级的腐朽，在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人士，无数的仁人志士无不为建立更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一次次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仍未能找到一条通达人民翻身、民族独立的道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一以贯之的主题。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特别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有识之士更是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燃起的希望。吸取以往诸多革命的经验教训，总结历史规律，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阶级对抗，就是夺权，就是战争，就是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广州主办了一份刊物——《政治周报》,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他在《政治周报》的创刊宣言中就鲜明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此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艰辛的“两步走”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创造了有利环境。

　　(三)通过与人斗争，促进思想及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统一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因血缘关系、生产关系等关系的不同构成不同的群体。人与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冲突和斗争。人与人的斗争在本质上是利益的斗争，其主要类型是阶级斗争和人民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各种斗争。毛泽东认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要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会一直存在。斗争包括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要矛盾决定了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军事对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党内斗争，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形式。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属于思想斗争。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存在着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党八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本位主义等。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时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如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及一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等错误思想的矛盾，就属于此类。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认为要坚决地与之开展斗争。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强调，红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针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由此观之，毛泽东不是站在个人利益而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党和国家整体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和高度，推动党内外思想朝着进步、积极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敌我矛盾仍然存在，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遗憾的是，由于党对整风运动形势的误判，导致了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敌我矛盾仍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由此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四)与自身斗争，推动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兴党强党

　　人要获得斗争的胜利，需要不断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他人，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古希腊哲学有句名言便是“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处于怎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优点和不足，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超越自己。超越自己指的是人与自身作斗争，人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改正自身缺点错误、与自身缺点错误作斗争的过程。对于党组织自身来说，实现兴党强党就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他结合人类认识史同时指出，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作为一个党组织，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至关重要。党整体是由个体构成的，党内部分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由单个党员干部个体的问题集合而成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希望同志们分析个人自己的情况，同周围的同志们和知心的朋友们商量，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同时对于抗战中一些同志打了胜仗就骄傲的情形，毛泽东指出：“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1949年3月，毛泽东在给民主人士也是好友柳亚子的回信中，针对柳亚子流露出的牢骚满腹、思想激进的弱点，真诚而委婉地劝说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还有毛泽东给好友萧子升、师友黎锦熙等的书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人自身言行、意志、体质等方面的不足加以修正、斗争，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做到积极进取、意志坚定、体格强健。1960年10月22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的回答是：打败仗和长征中人员的减少使我们不高兴，“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这就是毛泽东应对困难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于自身犯的错误，毛泽东率先垂范，认清和改正错误。如在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其他领导同志也相继作自我批评，纠正其中的错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斗争既包含对外在、对环境的斗争，也包含对自身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在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斗争围绕以上四个方面展开，但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毛泽东的一生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和国家强盛而战斗的一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明晰进行斗争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把准斗争方向。同时要立足本职岗位，解决矛盾问题、应对风险挑战、勇于自我革命，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中实现人生价值。

　　/二、斗争的原则性

　　斗争原则指的是斗争所依据的标准或法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斗争原则涉及党的性质宗旨、目标任务，事关党和国家的核心利益、前途命运，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重要保障。斗争不是随意的、盲目的，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以下斗争原则。

　　(一)党的领导原则

　　近代以来，政党政治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社会领域便有诸多党派，但还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光明大道。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建立了共产党，并在列宁领导之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且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这一表述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这就可以推导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部分，具有先进性、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先进性和领导权不仅是在理论上论证出来的，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各阶级的现状和革命的特点，阐明了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同时，党的领导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未来先进，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矛盾的变化，党的领导也需要不断坚持和完善。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在各种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才能科学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赢得斗争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党内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城市中心论”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挫折，毛泽东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对农村的调查及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实践，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式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同时，实事求是原则，也要求在对敌斗争中灵活应对，充分把握斗争的时、度、效。如被毛泽东称为他军事生涯中“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在红军面临绝境、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指挥红军迈开双脚、声东击西、迂回穿插，化被动为主动，促使中央红军成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作战特点、战争性质等的分析，提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主要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内外部原因，我国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苏联模式。但后来苏联模式出现弊端，毛泽东也及时察觉到其中的问题，指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并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和思想路线，贯穿毛泽东斗争思想始终并不断推进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三)治病救人原则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延安整风运动采取的方针，也是党内思想斗争坚持的原则。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需要注意的两条宗旨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毛泽东进一步阐释说，“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同时，毛泽东用医生治病作比喻，说明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并不是把人整死，而是“完全是为了救人”,这就是“治病救人”。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切实的运用。这次决议指出了党史上各次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和改正的办法，使党在前进道路上更加自觉地进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根据毛泽东的话语语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听取代表团关于选举问题的讨论后，提议把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如王明、博古、李立三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广罗人才，“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王稼祥在因病未到场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提议代表们选举其为候补中央委员。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治病救人原则的积极践行。

　　(四)人民立场原则

　　“人民”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人民”指的是群众中的大多数，它的对立面是“敌人”。在革命年代，人民指的是一切站在多数人的立场、热爱祖国、支持进步和正义事业、支持“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处境与求学经历，让他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充满感情。在大革命时期，他深入到湖南当地的农村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分析农村社会阶级，得出贫农是中国革命最坚定的力量的结论，为争取民众的支持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始终把自己当作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把斗争称为“人民战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打土豪分田地”。他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和党的出发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联合”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继续领导着党为人民群众的民主、文化、幸福生活等需求不懈奋斗。他提倡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有的人“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的顾虑，鲜明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批评，因为那是“为人民而写作”,为的是人民的事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站稳人民立场的斗争原则。

　　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以上这些原则逐渐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新时代，随着历史方位和主要任务的变化，斗争的原则性也不断拓展和丰富，如坚持法治原则、坚持胸怀天下原则等，这四条原则处于基础性地位。在新时代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性判断斗争形势。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这是我们取得各种斗争胜利的经验总结。习近平强调：“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同时，我们还要坚持治病救人原则，辩证地看待错误，将这一原则扩展至党外人民群众中。

　　/三、斗争的艺术性

　　斗争方式方法是实现斗争目标的关键。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创造性地提出了丰富多样的斗争方式，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一)遵循历史规律，用好“三大法宝”

　　毛泽东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过去十八年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这三件法宝既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把握，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法宝。

　　首先是进行暴力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是毛泽东分析近代诸多革命失败并结合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战争或武装夺取政权是斗争的最高形式。由于各国国情、历史传统、阶级构成、领导力量等条件的不同，各国选择的革命道路也不尽相同。他在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后鲜明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对于暴力革命，毛泽东曾提出著名的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在了解了斗争的主要方式后，具体采用何种斗争方式就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准确分清了敌我双方的作战特点，包括国情、军情、武器和人员的素质、数量等，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战略方针。

　　其次是建立统一战线，汇聚斗争伟力。统一战线既是民主革命时期党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执政兴国的重要武器。早在1919年毛泽东担任主笔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就看到了统一战线的力量，鲜明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他在随后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指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反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我们建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统一战线形式。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提出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独立自主、亲爱团结等原则。他写了多篇文章和报告，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1956年，毛泽东还指出，要使我国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除了要有足够数量的干部、专家，还“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最后是抓好党的建设，锻造坚固堡垒。在斗争的三大法宝中，毛泽东形象地将党的组织比喻为“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注重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党的建设经验。一是在思想建设上，毛泽东注重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号召党员结合实际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井冈山时期，针对党的队伍中切实存在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性，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紧迫性，“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八种错误思想，提出了纠正方法，其中共性的方法是加强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领导确定整风文献，作为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的读物。二是在组织建设上，毛泽东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针对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以推动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顺利执行。他强调，“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反过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他还提出要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在各项工作中注重审查干部，厉行廉洁政治，依法严惩腐败行为。三是在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强调要始终保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是在吸取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带来的教训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的产物。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文章，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知行合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使得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党内逐渐形成。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工作中的体现。毛泽东多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人民群众的力量，号召党员干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扩大党内民主的好方法。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践的新境界。毛泽东用“沾染灰尘”形象比喻党员思想和党的工作存在的不足，指出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打扫和洗涤”,才能保持党员思想和党的肌体的健康。

　　(二)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斗争重点

　　矛盾的观点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矛盾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多种多样的矛盾中，决定事物发展的是主要矛盾，而在某一矛盾内部，决定事物性质、起主导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们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斗争过程中，首要的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斗争重点，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毛泽东在斗争中将对重点的把握运用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近代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但主要矛盾有两对，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制约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矛盾的地位会发生变化。土地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推动党内将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作为斗争的重点。抗战时期，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及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了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方针。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东北重工业的基础地位、我军较之国民党军的兵力优势等特点，将战略决战方向首选东北。同时根据国民党军兵力被我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的实际，作出首先攻打锦州的决策，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展示出毛泽东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突出才能，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诸如肃清反革命分子，解放台湾、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等繁重的革命和建设任务，应该首先抓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一方面，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应该首先抓好经济和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毛泽东指出党要抓好中心、抓住重点，但同时也强调统筹兼顾，要学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

　　(三)把握不同矛盾，合理选择斗争方式

　　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们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正确区分和把握不同的矛盾，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有效提升了斗争艺术，主要体现在：

　　一是又团结又斗争。又团结又斗争，或有理有利有节，是对待国民党顽固派、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的方针。有理，讲的是我们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有利，讲的是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有节，讲的是斗争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毛泽东遵循唯物辩证法，将斗争和团结统一起来。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强调无产阶级要根据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的变化，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党史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譬如，在皖南事变的处理中，毛泽东从抗战大局出发，坚持“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方针，领导利用各种方式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一边拉住蒋介石不倒向日本，一边对顽固势力给予坚决的自卫反击，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坚持并推动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有力地证明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又团结又斗争的艺术。

　　二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既是毛泽东本人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是毛泽东斗争思想的突出特点。这个原则性，是战略层面、宏观层面的，涉及党的战略目标、党的纲领路线，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涉及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能含糊，不妥协不退让，据理力争、勇往直前。灵活性，则是战术层面、中观或微观层面的，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来的特点，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应对。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的言行举止体现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等其他党外人士，只要在抗日或和平建国事情上愿意相向而行的，共产党便应以合作、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突出的事例，如重庆谈判。为了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争取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同时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维护我党我军和人民的基本利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国民党作过一些让步：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将我们的军队缩编到二十至二十四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充分彰显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再如抗美援朝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布置下，我军坚持军事斗争和停战谈判相结合，用“零敲牛皮糖”战术，以打促谈，最终迫使美军签订了停战协定。

　　(四)坚定斗争意志，发扬斗争精神

　　为夺取斗争胜利，军事战线必不可少，此外还需要依靠另外一个重要战线——文化战线。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他看来，党的事业发展离不开勇敢的斗争精神。这就包括：一方面，要发挥斗争精神的作用。斗争精神是指斗争主体在斗争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斗争的思维活动、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是思想、理想、信念、道德、意志等的集合体。物质可以变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精神也可以变物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发挥自觉能动性，而斗争精神是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构成。战争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武器、经济、地理等条件，但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还缺乏充分性。要分胜负，还需要在战争中发挥自觉能动性。他举例说明战争中指挥员的重要作用，指出：“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在革命斗争中，精神的力量可以达到迅速瓦解敌人取得斗争胜利的持久功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种拼命精神就是一种斗争精神。毛泽东的诸多文章、诗词都饱含丰富的斗争精神，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共产党人的斗争是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另一方面，要注重斗争精神的宣传。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要注入斗争精神的内容。在延安时期的学校教育中，毛泽东提出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确立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希望中国青年把这一革命传统传承下去。1957年，毛泽东在《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在社会教育和干部教育中，毛泽东号召党和人民向斗争模范学习。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向徐特立、鲁迅等模范人物学习。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青年学生们学习“鲁迅精神”,其中就包含斗争精神，即“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3年毛泽东号召召开的延安干部大会上，全体党的干部学习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的学习宣传，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等。

　　毛泽东在应对艰巨复杂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党内斗争等实践中，锻造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这些斗争艺术为新时代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重要启发。习近平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他同时指出了在进行伟大斗争中，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三个统一”的斗争艺术，即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我们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遵循历史规律，合理选择斗争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斗争的时、度、效，充分调动内外部积极因素，赢得斗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