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

　　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中关于“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章节内容，原载1934年11月-1935年10月《读书生活》一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四版。

　　一个事物，如果摆在了我们面前，或者马上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叫做现实性。而一个事物，它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是将来会出现，这就叫可能性。一个事物具备可能性，是因为它部分地具备了现实条件。

　　1955年，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安顿好不久后就赶往东北考察，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当时的钱学森正憋着一肚子气，斩钉截铁地回答：“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后边这句话延伸为“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办到”，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一句流行语。

　　我们知道，旧中国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解放后，中国人民发奋图强，在很多尖端领域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创出了“两弹一星”、万吨轮、长江大桥等等经济、科技奇迹。旧中国经济和科学落后，而新中国呢，加上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人民奋发图强”这两样主观条件，就把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毫无疑问，可能性和现实性是紧密相联的。

　　但是，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中告诉我们，可能性和现实性不可混为一谈，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件事情，彼此之间有时还存在着差别和对立。艾思奇指出：

　　“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因为有可能性的事情，不一定全实现。”

　　艾思奇同志给我们举例说，一般来说，读书可以使人明事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问题，但是有些人读了很多书，可能变成书呆子；还有一些人，读了一些不好的书，则可能上当受骗、走上邪路。

　　艾思奇同志还举例说，大学毕业的青年、具备书本知识，就可以成为一名教师、一名公司职员、一名公务员，这只是可能性。但是，如果赶上经济低迷、失业率高的时候，他（她）则可能不容易找到工作，甚至有可能失业。这就是说，可能性并不完全等于现实性。

　　我们前边给大家讲过，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中，曾经引用杭州雷峰塔倒塌的例子，来说明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就可以确信，一切反动势力、一切脱离群众的庞然大物，早晚都会倒台。相应地，一切旨在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运动，终将获得胜利。

　　但是，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中指出，

　　一种革命运动的发生，一方面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也有失败的可能性，这一点是谁都容易明白的。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必须要有广大的民众不满于现状而要求革命，同时旧制度的维持者也缺乏维持的力量了，这些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单有这些客观条件，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革命民众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积极地起来努力向着正确的道路走去，这是主观的努力。没有这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

　　艾思奇进一步发挥道：

　　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吗？

　　我们说，确实如此。如今，很多人对现实中种种社会不公问题，还有贪腐、黑恶等丑恶现象，口头声讨起来往往言辞激烈、情绪高昂，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做一些实际的事情，等到声讨过后，自己也就忘记了，这其实对现实社会的不公和丑恶现象丝毫无损。还有一些人，口头上热爱毛主席、怀念毛泽东时代，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慷慨激昂，却又不愿意投身于群众性的纪念活动，不愿意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启发群众觉悟出一分钱、卖一点力。

　　因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总要改变、贪腐黑恶势力总要倒台，但如果大家都不出力，不去促使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那么不合理现象就不会改变、贪腐黑恶势力也不会倒台。

　　随着社会现实的教育，人民群众终将觉悟起来，走资派和右派知识“精英”搞历史虚无主义、丑化毛泽东时代，终将被人民群众看穿，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主动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去把当今现实和毛泽东时代作对比，不去主动地组织群众进行学习活动、纪念活动，群众会自发觉悟起来吗？历史虚无主义会自动破产吗？

　　总而言之，任何可能性，要变为现实，都需要补充若干因素，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因素。

　　我们再拿中国革命举例来说。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曾帮助很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并出人出资支援很多国家的革命事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去东欧一些国家在苏联红军的直接帮助下获得了革命成功，再就是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实现了革命成功。而朝鲜、越南当时只取得了一半成功，真正对当时帝国主义东方战线具有摧毁作用的，只有中国革命。其他亚、欧、南美等许多国家的革命，虽然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长期帮助，却没能成功。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除了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毛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出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在毛主席领导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延安整风，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上这些，都属于中国革命主观方面的努力。

　　我们还知道，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使国民党政权陷入尴尬和动摇，同时也促使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觉醒起来。全民抗战的新局面形成了。全民抗战新局面的形成，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又一个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不是像当初蒋介石屠杀人民那样从反面倒逼革命人民别无出路、只能拿起枪杆子，而1937年这个抗战新局面是直接给了革命力量以更大的活动空间、使之得以更快地发展。同时，抗战新局面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承认抗日民主根据地，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也是当时中国革命获得的一个便利条件。

　　可是，话说回来，客观有利条件摆在那里，如果没有人去发挥主观作用促使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也将无济于事。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刚刚克服了王明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方面的变化，如果中国共产党仍然在王明路线的统治下，很有可能抓不住抗战新局面这个机遇，要么继续搞“左”倾关门主义，拒绝第二次国共合作，要么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国民党。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话，还有可能使抗战新局面变成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契机吗？

　　综上所述，不施加主观的努力，客观可能性就不能变为现实。有时候，即使有了主观愿望，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可能性也无法变为现实。但是，客观条件成熟了，主观上不能抓住和利用有利条件，也不能促成可能变为现实。

　　当今的我们，天天希望更多的群众觉悟起来，天天希望社会上的贪腐势力尽快倒掉、希望社会上种种不公现象尽快改变。从长期来看，我们说，群众终将觉悟，恶势力终将陷入被动、动摇直至倒台。但是，这些都只是可能性，如果没有我们主观的努力，可能性就无法变成现实。如果没有主观努力，即使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人民的因素，如果我们不及时抓住这些有利因素，也不会使大的趋势不断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

　　人的世界观改造[可以阅读之前的文章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为什么要改造人的世界观？——编者注] ，也是一个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法问题。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深受剥削压迫、苦大仇深的人，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容易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列宁提醒我们，即使是产业工人，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知道，劳动人民中，有很多人深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自私心理、金钱观念十分严重。这样的人当中，即使有些人在革命高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也可能堕落为像向忠发、顾顺章那样的叛徒。

　　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可能经过学习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选择，最终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马克思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本可以成为一个名律师，过上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恩格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好几家工厂，成为一名大资本家，可以过上一种比中产阶级更富有的上层生活。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特别是恩格斯把自己的家产都拿出来帮助马克思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但即使是翻身解放的劳动群众，也可能受旧社会小生产观念的影响，出现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此，毛主席曾经指出：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我们说，群众受小生产观念影响，存在资本主义自发性，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再加上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兴风作浪，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当然，如果像毛主席希望的那样，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并确保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那就会造成另外一种现实。

　　有些人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受毛泽东时代的阳光哺育，尽管旧社会自己家境贫寒，解放后却上完中学念大学，成为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改开”之后，这些人中，有些同志到了晚年也不忘毛主席的恩情；而有些人，却从不懂感恩，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精英”，是自己的本事，甚至有些人也跟着埋怨毛泽东时代生活艰苦、工资不高。其实，他自己的工资当时比一般工人要高得多。

　　在当今时代，有些家境贫苦的青年人，经过父母多年辛苦打工资助，加上自己十年寒窗，终于大学毕业，然而却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即使费了很大周折找到了工作，还要应付单位里的人际关系。现在的年轻人呀，实在是不容易。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清了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本质，思想逐渐转向进步。而有些人，却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小小年纪就变得圆滑、世故，学会了吹拍、往上爬那一套，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利己主义青年，并不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是出身贫寒却忘了初心的“凤凰男”、“凤凰女”。

　　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客观条件都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这里边没有一定之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一点，我们是身处资本主义世界，每个人都从小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列宁曾经指出，与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相比，“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老左派李尔重同志生前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容易，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难。

　　这就要求当代青年人，像毛主席倡导的那样“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时刻不忘个人的这几根“毛”依附于哪个阶级的“皮”之上。

　　总而言之，一个人的 “阶级出身”向这个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他究竟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形成哪个阶级的世界观，则是一种现实性的选择。这种“可能性”与这种“现实性”之间，隔着若干环节，这些环节就是：主观上，一个人如果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努力改造世界观，就更容易地会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客观上，社会形势的突变，容易引起人的思想上积极的自我改造，而社会形势发展缓慢，很多人则会放松反思。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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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哲学》

　　（艾思奇）

　　第四章 方法论

　　二十四、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物，平常多半不注意去想，马马虎虎的过去便算了。若注意去想，就会觉得，即使最简单的事物，也是常常令人惊奇不止的。譬如我们渴了要吃水，世界上也恰恰就有水给我们喝，为什么恰恰就会有水喝呢？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老鼠伤害人的器物，恰恰就有猫生在世界上，可以替我们捉老鼠；为什么恰恰又有猫呢？这不是很凑巧的事吗？老虎、豹子生来只会吃荤，没有活的动物的血肉，就过不了活，恰恰就在它们身上生着一些锐利的爪牙，使它们很容易捉着别的动物；鹿、马之类的走兽，身上没有爪牙，容易受虎、豹的伤害，但恰恰又生了四只善于跳跑的腿，使虎、豹不容易捉着。虎、豹的爪牙和鹿、马的腿，用处虽然不同，然而恰恰能够适合它们生活上的需要，不是也很凑巧的吗？为什么能生得这样巧呢？这不是很令人惊奇的现象吗？

　　惊奇是惊奇，事实也总是事实，我们如果细细的一考查，就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几乎都是这么凑巧的。于是我们就要求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一切事物会生得这样凑巧？有的人就会答复说：“事物所以生得这样凑巧，并不是偶然的，在它们未生以前，它们的用处已经安排好了，所以生下来以后就恰恰合着那种用处。水，在先就安排好了给人喝的，猫是生前就安排好了来吃老鼠的，虎、豹的爪牙是安排好了来捉弱小动物的。……换一个方法来说，就是天生万物，在先本来就有了一定的目的，一件事物生出来，都是为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的缘故。水是为给人喝而存在的，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

　　这一个答复，告诉我们：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并且也适合一定的目的。事物适合一定的目的，在哲学上就称做目的性。所谓“目的性”，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呢？自然有的，爪牙适合于捕捉小动物的目的，水适合于解渴的目的，猫适合于捕捉的目的，这些事物，我们都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目的性这一回事。但我们要反对的是，有些人把这目的性夸大了，上面那一个答复者，就是这样的人，他把目的性夸大了，于是就以为，世界上除了目的性以外，什么也没有，一切事物，都是为要实现一定的目的才产生的。这种见解，叫做目的论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相信一切的存在都先有一个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问：这样的目的，是谁的目的呢？是谁规定的目的呢？答案不外是：“要能够管辖整个世界的全能全智者，才能够替世界的一切规定它们的目的。”这样的全能全智者，除了神灵以外，还有谁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向宗教投降，相信起神灵来了。这就是目的论的世界观所玩的花把戏!

　　目的论的世界观既然以为世界上只有目的性，于是我们以前所说的什么“法则”呀，“因果”呀，都在排斥之列了。事物的存在，只是为要实现一定的目的，所以就无所谓法则，只要能实现那目的，它的运动变化就不必一定要依着法则；也无所谓因果，只要能实现那目的，它的发生就不必要有任何原因。一切都被高高在上的目的支配着，一切都被神灵的目的支配着。

　　目的论的世界观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反驳了。人喝水，主张目的论的世界观的人（以后简称目的论者）说：“水是生来给人喝的，是为着给人喝的目的而产生的。”我们反驳说：“水能适合给人喝的目的，我们是不否认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目的呢？那是因为人的身体先需要水，因为需要水，才会喝水，这是一种因果性和法则性。如果不先有这种因果和法则，例如说人不需要水的话，那么，水给人喝的目的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这就是说，因果性和法则性是根本的基础，目的性这一回事，是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说明的。没有目的性，因果和法则还是存在的，没有因果和法则，就根本不会有目的性。”

　　目的论者又说：“水是无生物，姑且可以依从你的说法，承认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解释。然而在生物方面就不同了。例如虎、豹的爪牙，能恰恰适合捕杀小动物的目的，是有什么原因使它产生的呢？难道说小动物本身需要它来捕杀自己么？人需要水，固然可以就去喝水，但小动物如果真的需要杀捕（当然是没有的事！）决不会因此就直接使虎、豹生出爪牙来，那么，虎、豹的爪牙为了什么生得这样巧呢？如果你找不出原因来，就只好信从目的论的世界观，承认这是神灵安排的了。”

　　我们又反驳说：“生物的目的性，也可以用因果法则来说明。这不能不感谢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了。他首创了进化论的学说，把一切生物界的事实都用因果法则来说明了。现在的生物，是过去经过了长久年月的进化留下来的。在过去长久年月中间，不知有多少种类的生物，因为身体的构造不适于保护自己生命而灭亡了。例如鹿、马一类的走兽，凡是脚生得短，不善于跑的，都被别的猛兽扑灭，又如虎、豹一类猛兽中，凡是爪牙不利的，也终于饿死，剩下现在所存着的鹿、马、虎、豹的种类，原来是过去无数年月中，生存竞争的结果啊。它们的长脚和爪牙，并不是神灵替他们安排好了的，而是在生存斗争中淘汰出来的啊。生物的目的性的东西，也 仍是由过去现在的生物进化的法则所造成的啊。”

　　不论无生物界和生物界，都是以法则性为根本基础的。目的性不过是因果法则中派生出来的东西，所以，目的论的世界观是不能成立的。然而目的论者还有话要说：“无生物界和生物界，都依从你们的意见罢。但我的目的性，还有一个大本营：就是人类。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先有目的的，一个人，不论一举一动，都必定先想到一个目的，毫无目的的举动，在人类是不会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疯子，或者是在梦游状态中。例如用读书的行为来说，人们读书，不是总先有一个目的的么？我要认识现实，认识社会，读书能达到这种目的，所以我才去读书，如果不能达到这目的，我就可以不读，我的行为，是完全依着我的目的为转移的。总之，我的目的是怎样，我就可以怎样做，我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什么因果法则的束缚。”

　　我们又反驳道：“人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这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我们又要问，我们的目的是那儿来的？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时候，只能有某种目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读书，目的是在于认识社会？而在前清时代的人，读书的目的却在于升官发财？为什么我们现在读书，不能妄想升官发财？这不是有原因吗？因为前清的社会制度可以容许读书人升官发财，所以那时的读书人都以此为目的，而现在却不然。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吗？把范围推广一点，就人类的任何目的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出它的因果性来。大事如像现在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它的目的是要独占阿比西尼亚，然而它为什么要独占这黑人国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解决意大利本国的经济危机。小事如像我们拿起碗筷来，目的是要吃饭，而要吃饭的原因，是因为肚子饿。总之，一切人类的目的，也是从一定的因果关系和一定的法则上派生出来的，仍然是以事物的因果性为基础。

　　“不但人类的目的多由一定的因果关系上产生出来，就是要达到目的，也得要看清楚事物本身的变化法则，并且依着这法则去做，才有达到的可能性。例如现在的社会条件已经不是读书人升官发财的时候了，有的人看不清楚这一点，仍然妄想着靠读死书来升官发财，这样，他的目的就和事物的法则背驰了，这种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又例如，有的人虽然看清了现在不是靠读书升官发财的时候，把 认识现实当做读书的目的，然而他不知道要达到这目的，读死书是不行，还要常常注意当前的实践。因为不认识这种关系，只知道埋头死读，终于不能真正认识现实。这也是不能充分认识事物本身的法则，所以才不能达到目的。我们平常常听说人的理想和事实冲突，这冲突的原因，也正因为那人不能够认识事实的缘故。总括起来说：要免去冲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自由自在的实现出来，就有两点要注意：第一，我们的理想必须是根据事实法则而来的理想，不要是空想；第二，我们必须看清楚事实本身的各方面的因果关系和变化法则，从这里面找出适当的方法来，能够使理想实现，我们就叫做得到了自由。因此，要能够自由，要达到目的，必须能认识现实，根据现实的变化法则去 做。哲学上有一句有名的话，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是这意思。

　　我们能认识现实，能根据着现实的事实决定我们的目的，并且能依着现实的法则去做，那么, 我们的目的就有实现的可能性了。这里，我们又讲到了 一个新的问题，即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说“目的有实现的可能性”，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目的可以在将来实现出来。在现在，这目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在将来，它就要转变成现实性了。因此可能性就是指将来可以实现出来的意思。而现实性就是指一种可能性已经实现出来的意思。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可能性和现实性是有多么密切的关联了。真正的可能性，一定要能够转变成现实性。例如寻找职业的人，说自己要找一个教师的位置是有可能性的，那他的意思一定是说：他自己有做教师的能力，如果真正有了这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可以担任下来，而不至于失格。这就是能够转变成现实性了。如果他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要说自己有做教师的可能性，那我们一定要笑他，说他所谓的可能性是假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是不会转变成现实性的。

　　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常常把可能性和现实性完全分隔开，以为两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常说：“所谓可能性，只不过是指我们头脑里想得通的事罢了，不必一定要可以实现的。如做店员学徒的人，认为自己也可以变成慕沙里尼，因为慕沙里尼是人，自己也是人，这不是很想得通的吗？又譬如说，自以为可以像美国的福特一样地做一个汽车大王，因为福特是人，自己也是人，这不是也很想得通的吗？”但是，这一类单只想得通的事情，要实际做起来却做不通！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能够转变成现实性的。有些人以为这也是可能性，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可能性，只是抽象的可能性，只是假的可能性罢了。

　　抽象的可能性是把可能性和现实性完全隔开了，只看见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看不见两者的统一。我们在前面《两种态度》那一篇讲话里，已经说过，凡是只看见对立而看不见统一的，就是观念论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可能性是陷入观念论的错误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机械论的态度，是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对立的，这种见解，以 为可能性和现实性已经完全是一个东西，以为凡是有可能性的，也都是现实性的，这也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一种错误。其实可能性虽然和现实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还是对立的，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因为有可能性的事情，不一定全实现，自己有了做教师的本领，不一定就真的会有教师的职业，读书虽然有帮助认识的可能性，然而读书的人不一定都能够使认识社会的目的实现出来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性的本身是矛盾的，是有几方面的。读书在一方面有帮助认识的可能性，另一面也有读成书呆子的可能性，更一方面还有受邪说欺骗的可能性。后两方面和前一方面就是矛盾的，不把后两方面消灭、克服，就不能把前一方面转变为现实性。自己有做教师的本领，就有了做教师的可能性。然而社会生活的不安，又会使人有教师位置也找不到的可能性。不把社会生活的不安克服了，职业问题的解决也是不能完满实现的。再拿革命运动来说，一种革命运动的发生，一方面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也有失败的可能性，这是谁也容易明白的。要把成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不是也要先克服了那失败的可能性吗？

　　现在明白了：可能性并不就是现实性，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要把阻碍的可能性打倒了或克服了才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呢？这一方面要客观事实上的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有主观的努力。 还是先用读书的例子来说吧：要借读书认识现实，一方面必须要可以找到好书来读，这是客观事实方面的条件，另一方面要自己有好的读书方法，和认真的努力，能够选择，不至于误读了坏书，这是主观方面的努力。这两方面都全备了，帮助认识的目的才可以实现。再说到革命运动的问题吧，革命的成功，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中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必须要有广大的民众不满于现状而要求革命，同时旧制度的维持者也缺乏维持的力量了，这些都是必要的客观条件。然而单有这些客观条件，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些广大的革命民众还得要有一个正确的领导，积极地起来努力向着正确的道路走去，这是主观的努力，没有这主观的努力，客观的条件无论怎样好，还是不会成功的。

　　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因为是必然要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坐着不动地来等待吗？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我们切不要因为兔子多而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