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世界体系(一):第三章(外围与中心)(弗兰克问题)

其实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小资产阶级激进经济学家，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资本积累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过程。前面也专门提到了卢森堡的“第三者理论”，这也同卢森堡将资本积累放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世界联系下发生的。

他们认为，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下面出现周期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而在垄断资本主义下面则出现周期性的剩余提高趋势。在这个时候资本运动规律就是由这个过程派生出来的。在整个过程中，它克服这个障碍，同时又创造出这个障碍。但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里就又停下了，他们认为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必须创造消费能力，即创造新的欲望、增加销售努力、扩大世界市场，而通过政府干预并通过增加支出消耗剩余，从而削减生产能力。

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学者们总是用“实现困难”替代“本质矛盾”，用“现象调整”替代“制度变革”，他们将资本积累的受阻归因于“市场容量不足”、“消费能力短缺”等流通领域的表象，而非生产关系本身的对抗性。当然这也是他们通过这种内部消费不足论来提出世界体系的。卢森堡与小资产阶级学者将资本积累视为“世界范围内的过程”，本质上并未超越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物质内容的分析，他们反而将资本积累的矛盾归结为“非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实现困难”，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身的对抗性。无法实现剩余价值，必须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换，将“第三者”的剩余产品纳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才能维持扩大再生产。

这一立场的根源在于其阶级立场一一小资产阶级既受资本压迫，又幻想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如扩大市场、完善分配)缓解矛盾，而非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从理论逻辑看，“实现困难”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割裂了生产与流通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流通(商品交换、资本循环)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若生产关系本身中的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未被解决，流通领域的任何调整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扩大市场会带来新的生产过剩(因资本积累仍在推进)，刺激消费会导致劳动者贫困化，政府干预会强化国家对资本的依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任务是重新瓜分世界”，所谓“扩大世界市场”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暴力(殖民、战争、金融霸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而非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这才是既要克服资本积累的障碍又创造了资本积累的障碍。

所以我们理解到了这里，我们就能够顺利地推导出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体系逻辑，詹弗里和卡拉蒙就曾在一篇关于资本运动的论文中指出，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于以中心一外围结构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中心一外围为特征的世界体系便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并且还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某些地区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一即从18世纪晚期的英国到19世纪晚期的俄国和日本一一其余世界地区则由于殖民主义者的征服和强加给它们的自由贸易而被置于受支配的地位。

所以，这是世界中心一外围结构的经济体便形成了。那么这同资本积累又有什么关系?别着急，他们进一步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资本积累具有双重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它所进行的积累造成了每个部分(中心和外围)显然不同的矛盾。比方说，在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创造了同另一极即外围的必然的外部联系，以便能够克服在中心的资本积累障碍。反过来说，外围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又驱使它们创造了同外部的关系。这便是相互作用原理，非常优秀。

前面介绍了他们的底层逻辑，就是关于资本积累障碍并不是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这一理论的“巧妙”之处在于将中心与外围的矛盾视为双向互动，但其根本缺陷在于用外部联系的“相互作用”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对抗性矛盾。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资本积累并非出现像他们所说的仅仅的流通障碍，那么我们要怎么理解呢?很简单，首先关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体现，而不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作用。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很大部分人一般都把世界市场仅仅理解为流通过程的因素。他们都忽视了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根源于资本的本性，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

现在问题回到这里，什么是资本扩张的原因呢?根据世界市场体系论者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的看法，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于中心的结构特征。但什么是中心的特征呢?这里我们要来论述一下阿明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区分。他这描述自由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特征，他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下，限制利润率下降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剩余价值率。根据阿明的看法由于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必然引起实际工资率降低和缓慢增长，从而使得消费能力落后于生产能力，并最终限制资本积累。

我们可以看到跟卢森堡的消费不足理论如出一辙。阿明这样说到:“如果实际工资不按必要的比率增长，作为补充，积累便要求一稳定的对外市场扩张。这就是暗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的扩张。整个19 世纪，直到1880年代，由于中心的实际工资没有充分提高，一种让外围担当某种指责的扩张主义的形式是必需的。”这便是把消费不足看成是19世纪市场扩张的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的空间载体，其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而非“市场容量不足”或“中心一外围互动”。

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根本动力并非消费不足，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逻辑。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劳动者被剥削导致需求不足)，而资本扩张是资本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而采取的手段，通过扩大全球市场、控制产业链、榨取剩余价值。所以阿明还是循环论证，又用结果去论证原因。另外，消费不足论者将资本积累的困境归因于“消费不足”，但未解释为什么资本积累会无限扩张，以至于超过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这样也无法解释世界市场的形成。

15-18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本质是欧洲资本通过暴力手段(如奴隶贸易、土地掠夺)直接占有殖民地的剩余产品(如黄金、白银、香料)。此时，欧洲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因圈地运动被严重压缩(消费不足)，但资本扩张的动机并非“解决消费不足”，而是直接获取殖民地的剩余价值。这些行为的目的是扩大剩余价值来源，而非“扩大消费市场”。消费不足论者将早期殖民扩张归因于“解决国内消费不足”，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按照这样的逻辑，貌似资本是被迫殖民了他国，这就很搞笑了。由于劳动力消费不足，所以导致资本不得不去殖民他国。这就有点儿蚌埠住。

这样来看，世界市场就不是资本生产的内在动力决定资本为了无限地追求剩余价值去扩大，反而是因为国内消费不足，即由资本无限积累的结果导致了原因，这是循环论证的地方，也是为资本家辩护的地位，这样一搞资本家是被迫殖民他国，而不是主动去殖民他国了。这完全违背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理论逻辑上我们说生产过剩是由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而不是消费不足决定。

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而将这一矛盾的根源是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由于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压低工资，导致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进而无法购买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引发生产过剩危机。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水平本身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过剩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而非单纯的工资水平。这样来看生产过剩不是资本的生产关系决定，而是消费不足即工资水平决定。你这不奇异搞笑还带点搞笑嘛。我论证这么多，我们也能够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这绝非所谓“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的障碍，主要问题并不在这里。

紧接着，在1880年后，也就是阿明所标注的一个从自由资本转向垄断资本的转折点和年限。来去考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中心国家的扩张特点，他又认为这里产生了新特征。按照阿明的看法，由于工会被组织形成从而在垄断资本的条件下，工会成为了同垄断企业相抗衡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实际工资提高的客观条件。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经验表明，他列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880-1890年以后，有一种价格稳定增长而不是价格下降的趋势。他认为价格下降是19世纪的趋势，而到了1880-1890以后价格上涨被他说成是工资和利润都较快地提高导致。所以，他又得出了一个新结论，就是说，由于实际工资上涨减缓了剩余价值率的上涨，从而否定了剩余价值率作为限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阻碍因素的作用。将1880年后“价格稳定增长”归因于“工资和利润都较快提高”，这一解释掩盖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的“稳定增长”本质是垄断资本的定价权，而非“工资与利润的平衡”。高估工会的对抗能力，忽视垄断资本对劳动关系的绝对支配，从而误判价格形成机制，将垄断定价粉饰为“工资与利润的平衡”。

因为，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使其能够主动调节价格，而非被动接受市场竞争的价格均衡。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形成，使少数大企业能够通过控制产量(如限制供给)或划分市场来维持高价，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1880年后美国钢铁、石油等行业的垄断企业通过“价格领导制”(Price Leadership)协调定价，将价格维持在高于竞争市场的水平，以确保垄断利润的稳定增长。这种定价权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对生产条件的控制(如关键资源、技术专利与销售网络)，而非工会与资本的“对抗平衡”。阿明将垄断定价粉饰为“工资与利润的平衡”，实质是用分配领域的表象掩盖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所以在这里阿明的理论依据是不够成立的。

这也来看，剩余价值率并没有因为阿明的实际工资提高而下降以及延缓，价格的增长也不是单纯工资与利润能够平衡的产物。这种论述让我想到了霍尔瓦特的论点，他就是认为工会成为了平衡的结构，仿佛资本主义下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制衡关系，这个历史观是错误的，工会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组织工人对抗一定程度的剥削，但不阻碍剩余价值率依然提高的事实，甚至也不可能消解剩余价值率依然作为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从而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推导关系。

弗兰克问题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主要来自于弗兰克在研究拉美中，根据拉美情况炮制出来的拉美的“依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又推导出了不平等交换理论，这也为后来的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体系彻底发展。

首要问题是关于殖民地问题，弗兰克认为，研究不发达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他指出大多数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仅仅研究发达的宗主国，而对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极其不重视。这也是他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理由。不过他的理由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三世界革命是十分充足且有效的发展着的，在事实上来说，马列毛主义依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范畴和指导原则。困于狭隘的民族问题上总是不能了解到，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本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那么什么是不发达状态?弗兰克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发达国家并有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落后状态，并认为这是同发达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剥削相联系。当然，这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现代国际的不发达，是由于这个国家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或结构的产物和反映。将“不发达”完全归因于外部剥削，否定不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结构矛盾对其发展困境的作用。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将殖民地变为“附属国”，但这些附属国的统治阶级(如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往往与帝国主义形成利益共生关系，成为阻碍本国发展的内部力量。这一点我已经在第二章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论点完成了这个批判。

弗兰克的理论未关注到外围国家内部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对外部剥削的妥协甚至合谋如何加剧了不发达状态，反而将责任完全归于中心国家的“垄断和剥削”。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不过，有一点我并不否认，就是说，关于不发达状态我们确实不能单纯地通过模仿或者通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扩散来克服，而是要通过坚决地进行革命改造国内的生产关系。但是弗兰克并没有在此进一步指出这一个关键点。

因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二十世纪初中期，拉丁美洲的工业是得到了发展的。特别是乌拉圭的工业在某些方面冲破了美帝国主义重重阻碍的。在1936年原本仅为2.5亿比索的工业投资额，到了1954年就增加到了15.87亿比索。而在企业数量方面，1951年同1936年比较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在1954年以后，已经由一个大米和小麦的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在农业方面确实是大有突破。但是为何没有解决依附关系呢?很简单，其内部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未解决，一方面，封建残余下的所有制与人身依附关系促使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向工业部门有效转移;另一方面，民族工业虽有所发展，却高度依赖外资技术和市场，形成工业增长的成果被外国资本攫取，本土资产阶级始终未能摆脱帝国主义。这种“局部发展”恰恰印证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若内部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变革，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增长只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

其次，我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世界体系和一种世界经济也存在片面性，这并不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是决定资本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决定了世界经济的性质。所谓“世界经济”，本质上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联系总和，其存在可追溯至古代丝绸之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朝贡体系等前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经济互动。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体系，其形成以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为起点，通过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的强制整合，将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如封建庄园、部落经济、东方专制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步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之下。因此，世界经济是一般性的历史范畴，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其特殊历史形态。将“资本主义”直接等同于“世界经济”，本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遮蔽了世界经济的历史多样性。

而弗兰克却直接视为世界体系，这样既没有说清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这一生产方式扩张的结果，反而将其预先存在的前提。因此，就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现存的世界体系。那么他的立足点在于分析拉美国家是怎样成为现代的不发达的国家。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以交换来联系的体制，它以垄断和剥削为特征。而拉美从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因此这又可称之为不发达的“持续性发展”。这样我们就又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了。

因为，他已经将资本主义看作世界经济，从而我们看到，他将“拉美不发达”归因于“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归因于“拉美不发达”(因不发达而无法脱离剥削)。这种循环论证回避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何形成”和“拉美为何无法突破依附”等关键问题的回答。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16-18世纪的拉美殖民经济以大庄园制和采矿业为核心，其本质是前资本主义的，大庄园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印第安农奴进行生产，剩余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宗主国的奢侈品需求如白银、糖、烟草，而非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价值增殖;并且，殖民当局通过“重商主义”政策来禁止殖民地发展制造业，将拉美锁定为原材料产地，而这种“不对称交换”是前资本主义宗主国，也就是西班牙、葡萄牙维护封建贵族利益的工具，而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垄断剥削”。此时的拉美并未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弗兰克将这一阶段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端”，本质上是对历史阶段的抹杀。

19世纪拉美独立后，尽管废除了奴隶制和殖民统治，但大庄园制、买办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勾结和天主教教会等前资本主义势力仍占主导。此时的拉美经济呈现“混合性”，一方面，少量工业在保护关税政策下发展，另一方面，90%的人口仍依赖大庄园的农产品出口如阿根廷牛肉、巴西咖啡。这种“二元经济”结构表明，拉美并未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一个状态。而弗兰克将这一阶段的“不发达”归因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持续剥削”，却回避了大庄园制、土地垄断等内部生产关系对发展的根本阻碍。

他抹杀了拉美历史上通过内部变革，如独立战争、土地改革、进口替代工业化并对抗外部剥削的努力，将“不发达”简化为“外部剥削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话，就会否定了拉美人民通过革命改造生产关系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所要说到的一点，就是像弗兰克这样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是一种站在小资产阶级不彻底性立场上的经济学家是看不到群众的革命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看内部矛盾而不是归结为外部矛盾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广大被剥削与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理论思想上的武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暴力掠夺、资本输出和殖民统治逐步构建的动态体系，而非拉美“自始至终”所处的既定框架。

而弗兰克把不发达的起源归结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控制，归结为宗主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便是中心与外围论的特征。但是很显然我们只是看到这样的关系，但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关系是是什么样的关系。

并且殖民地经济的核心生产关系如大庄园制、土地垄断仍未改变，农民仍受封建或半封建剥削，工业部门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和制造业几乎空白，无法形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因此，殖民地经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覆盖”与“利用”，而非“替代”。所以问题也在这里，并不是想当然地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简单化为中心与外围就足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