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马克思主义（4）

第四章 全新的提案——女性的马克思主义

由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尚未有定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追求著不同于「把女性带进社会劳动」的女性解放，但是他们也未明确指出这样的解放有著什么模样。会有这样理论上的困境，源自于女性主义者本身就错认了问题之所在。他们一方面信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果。女性主义者基于后者而想另辟蹊径，但又基于前者的关系而无法如精神分析学派女性主义，或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一般，从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发展策略。女性主义者专注于女性种种的受迫现象，以致于他们过急投入问题之中，而没有先看清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何以形成。

瞭解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本文在此采取的策略是，先从「头」开始瞭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遇到的理论问题是怎么来的，也就是马克思的性别盲是怎么来的。会使用这个看起来比较迂回的方式是因为，同样基于信服于历史唯物论此一研究方法，若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我们在其中并不知道自己在河流的哪一个阶段，而要从这角度瞭解这条河流的完整面貌，我们从所在的此处开始往回研究，就能对源头有所瞭解，再用这一瞭解铺陈出从头至今的发展运作，以勾勒出流归大海的河道模样。可是，若这一发展运作不适用于面对的处境，我们反而可以从这新的处境知道我们对于源头的认知有错误，因此马克思的性别盲对于他的理论来说，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一个缝隙，让理论可以发展得更加完整。站在更远的地方，发掘更原初的源头。然而，当我们已经立基于错误的源头认知上，却还想要往下发展至终归之处，势必会受到阻碍，这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遇到的困境。

为了解开这个困境，本文尝试先从马克思的性别盲之历史条件为何开始，暸解马克思的性别盲的成因，在解开马克思本身的限制的过程中，也将会发现女性主义者本身的限制。两者的限制实为一体两面，也就是基于「表现一被表现」的关系所造成的认知受限。这个受限造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有关于「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附加物」之焦虑。然而，若从「表现一被表现」关系看来，可以看到我们能做的不只是「使用马克思主义来处理女性议题」，而是「使用女性观点来处理马克思主义」，这一反转带来的超越，形成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本文称之为「女性的马克思主义」。以下就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之历史条件、女性主义本身又有什么限制，以及如何超越这两者的限制分别论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之历史条件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言之凿凿，然而有两处地方我们应该要注意到：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文本的，而非研究方法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检索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发现其中没有将女性以女性来讨论的内容后，为独立出「女性特殊压迫形式」的分析，预设了在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体系「父权体制」之存在。并又利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往「寻找父权体制的物质基础」的方向发展。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满意，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解决那些马克思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为要解决女性主义问题应使用唯物论，但他们对于研究方法的理解与使用却并非全无问题，或者应该如此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使用这种研究方法还不够彻底，即使他们「找出物质基础」（如前所提，Hartmann认为，父权体制的物质基础就在于男性透过排除女性获得基本工资工作与限制她们的性来对女性进行劳动力的控制），还是没有说清楚，这样的物质基础何以成为可能？应该要更进一步透过对物质条件的批判，找到事情发展的脉络。也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是有其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的理论发展是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马克思本人是有意识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的，他在《资本论》中对亚里士多德评论即充份说明了历史条件对于一个人的思维是有影响的。【「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够从『价值形式』本身读出：在『商品价值』的形式里，所有劳动都是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从而作为无差别的而被表达出来的，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以人类的不平等、从而人类劳动力的不平等为其自然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达』里发现了一个『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著他的天才。只不过他所处身的社会的历史限制，阻碍了他去发现：这个「等同关系」究竟「其实」何在。（Marx 19720D， 74-75，译文有所更动），此段原文为， DaB abeer in der Form der Warenwerte alleArbeiten als gleiche menschliche Arbeit und daher als gleichgeltend ausgedrückt sind, konnteAristoteles nicht aus der Wertform selbst herauslesen, weil die griechische Gesellschaft auf der Sklavenarbeit beruhte, daher die Ungleichheit der Menschen und ihrer Arbeitskräfte zur Naturbasishatte... Das Genie des Aristoteles glänzt grade darin, daß er im Wertausdruck der Waren ein Gleichheitsverhältnis entdeckt. Nur die historische Schranke der Gesellschaft, worin er lebte,verhindert ihn herauszufinden, worin denn "in Wahrheit" dies Gleichheitsverhältnis besteht." (Marx1867）姑且将引文中的亚里斯多德置换为马克思、恩格斯，将奴隶劳动置换成性别分工，应能用来说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何在。】当我们有更高的发展，我们才能看清过去的脉络，任何我们对于现今状态的描述，都只能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看不出在整体动态发展中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说了，了解人体解剖后，才能看出猴体解剖的意义（Marx 19728，756）。如果直接借用马克思的方法，而没有依所处的历史条件重新分析，那么就如同用猴体解剖来看人体解剖，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堆难解的谜团。因此，我们要学习的是解剖的手法，而非解剖的结果。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到底讲了什么，他所使用的解剖手法为何？

马克思的资本论起于对商品的分析，他认为商品有两个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关系如同一张扑克牌的两面，前者像是每一张扑克牌不同花色的那一面，后者则像是每张扑克牌相同花色的那一面。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们的有用性，如一个火柴的使用价值是燃烧，衣服的使用价值是保暖，水的使用价值可以是解渴、灭火、灌溉，即使是同一个商品，它的使用价值也会有所不同。使用价值是质上各异的，就像梅花A与方块J的不同。价值则是各种商品之间可共量的部份，就像重量、长度等。【价值可以用度量衡的观念来理解，但是它与重量、长度、体积这种物自有的性质有所不同。价值是由人赋予产品的性质，并非物体本身就有的。】价值是商品一个可以被公允标准衡量的东西，这也是商品之所可以交换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价值来源即是人类的劳动。一个商品，因为有质上相异的使用价值，且有量上可共量的价值，所以才需要且得以交换。举例来说，在游戏进行中，若我和你手上拿的皆是黑桃A（使用价值相同），那么我们没有换牌的需要；若我手上拿的是扑克牌，你手上拿的是麻将牌（没有可共量性），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进行交换。

那么商品的交换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从最简单的交换关系，也就是只有两个商品在交换的情况说起。对此，他称之为简单价值形式，这形式为「相对价值=等价物」。从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其中也有「表现一被表现」以及「主动一被动」的关系。当商品A与商品B进入交换关系时，一个商品是相对价值，一个商品是等价物。位于相对价值的商品，所展现的是它使用价值的面向，而位于等价物的商品，则是用它的商品体来表现价值的数量。也就是，用它具体的身体来表达那个抽象的、可共量的东西。以马克思用的羊毛衫与麻布为例子说明：

1件羊毛衫=20匹麻布

假设是羊毛衫是在价值形式左边的相对价值，麻布是价值形式右边的等价物，那么我们可以说，麻布的价值体被羊毛衫拿来表达内含于羊毛衫内的劳动量。也就是，麻布的使用价值被用来表现为羊毛衫的价值量。如此看来，位在形式左边的相对价值羊毛衫为主动，位在形式右边的等价物麻布为被动；然而同时羊毛衫的价值是「被」麻布表现出来的，而麻布则表现了羊毛衫的价值。如此，羊毛衫是「被」表现者，麻布是表现者。当商品进入关系之中，它只能呈现出它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面中的一面。也正因为它有两面，所以它必须进入关系之中，才得以表达它的双重性。

而马克思也在资本论的注解中提到过：「在某种意义上，人和商品一样。」（Marx 1972D，67，译文有所更动）。【In gewisser Art geht's dem Menschen wie der Ware." (Marx 1867)】在这个注释中，马克思又说道：

「因为人既不是带著镜子来到世上、又不像费希特派哲学家那样「我就是我」（Ich bin Ich），所以，人首先是在一个别人那里映照出自己的。一个人彼得会把自己看成『人』只是由于他把另一个人保罗看作和他同类的。这样，保罗的血肉之躯，也就对彼得来说，是『人』这个类的表现形式了。 』（Marx 1972D，67，译文有所更动）【 Da er weder mit einem Spiegel auf die Welt kommt noch als Fichtescher Philosoph: Ich bin ich,bespiegelt sich der Mensch zuerst in einem andren Menschen. Erst durch die Beziehung auf den Menschen Paul als seinesgleichen bezieht sich der Mensch Peter auf sich selbst als Mensch. Damit giltihm aber auch der Paul mit Haut und Haaren, in seiner paulinischen Leiblichkeit, als Erscheinungsformdes Genus Mensch." (Marx 1867)】

这边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照映的关系的。保罗的血肉之躯被彼得用来表现「人」这个类，像是麻布的商品体被羊毛衫用来表现它的价值量。羊毛衫并不会随意站在一颗从天而降的陨石前，用它照映出自己：人也并不是随意站在一个人面前，就映照出自己的。正如同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说亚里士多德因为其历史条件而无法看到商品为何可以交换，马克思也因其历史条件而并没有说清楚是在哪种意义上，人和商品是一样的。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可能会注意到的是，当马克思在尝试说明这个情况时，他所能举出的例子只是彼得与保罗这两个「人（man， not human being）」。女性主义者可能会进一步追问，为何彼得是把保罗而非玛丽看作和他同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回答这问题，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何彼得可以把保罗看成他同类？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先反过来问，我们如何知道彼得把保罗看成了他同类？利用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来分析这个问题，商品之间可以交换，这是商品进入交换关系后我们才能知道的事，但这并不是说，商品之所以可以交换，是因为他们进入了交换关系，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交换，所以才有交换关系。且商品之间并不是透过彼此照映出自己为「商品这个「类」，那么，人与人之间表现与被表现的那个「人」「类」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什么关系中看到人与人是相同的呢？或说，人有什么身份是以相同的面貌呈现的呢？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有提及答案——公民。

「公民身份」，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所有人开放的。在英国，十八世纪末叶时，虽然城市中的投票权比较普遍，但在乡镇中投票权仅限于有土地且年收人至少四十先令的（男）人行使（Roskin 2003，35）。到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通过之后才有较多的中产阶级拥有投票权，这增加了二分之一的选民，但也只有7%的成年（男）人有投票权。要到1884年，把（男性）农民也加入选民之中，所有的成年男性才都拥有投票权（Roskin 2003，36）。而英国女性则是在一世纪之后才获得她们的投票权。若我们能够先放下女性主义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可能批评，不去指责为什么「他们」男性先获得投票权，「我们」女性迟至1893年才由纽西兰首开先例拥有投票权，以全人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投票权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并也是不断被质疑与挑战的。争取投票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人类对于什么是构成了「人类」的条件的改写。会这样说是因为，公民这个身份不同于市民，它表示的是人的统一面，当人作为公民存在时，他们的相貌完全一致，这表现在投票过程中就是每个人都是那一个选章符号。市民则不同，当人作为市民存在时，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性质，面貌相异。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到：

「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在这里，即人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实在的个人的地方，人是没有真实性的现象。相反地，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中的主权的虚拟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Marx 1972A，428）

在政治国家中的人，也就是公民，他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他是由人设想出的空泛的普遍性，但他才是真正的人，因为透过这种形式，人得以用一种「类」的方式存在，每一个人都相同，是真正的共同体：相对于此，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市民，是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实在的个人，正因如此，每一个人也都不同。公民与市民这两个身份的关系这就像是商品有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因素一样。就构成因素的角度来说，公民与市民是相对的，但是这两者的主体都是个人（individual），只是因为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进入不同的关系之中，所以展现出不同的样子。就如同商品在相对价值及等价物的位置时，所呈现出的面貌也会不同。公民身份让人得以表现他与其他人是一样的、有共同性的一面（平等）；而市民身份让人展现他与每一个别人都是不同的那一面（差异）。然而人并不是只有平等面或只有差异面，这两者是同时共存在人上的，因此，个人要拥有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才有机会表达出他这两个面相，也就是完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去思考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这样说，过去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表现他与其他人的共同性，那时世上还有一大半的人（女性、非白人、特定年纪以下、没有拥有特定数量财产的人）无法表达他与其他人的共同性，或说，他们「被视为」是与「我们」不同的。当还有部份人只有市民身份而无公民身份，他们就无从在政治国家中表达自己与其他人的共同性，这反映的就是「人」并还没有成为「人类」的存在。反过来说，那些已经表达了自己与其他人的共同性的公民们，他们的共同性其实还不够普遍彻底。

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国家的女性拥有投票权。女性只是市民，她只能表现与其他人是质上相异的，而没有表达自己作为「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机会，因此马克思终究无法得以「看见」女性与男性都是相同的这件事，这是马克思性别盲的历史条件。这造成马克思在理论上仍有部份的性别歧视，除了在本文第23页所提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妇女劳动的看法之外，在其中，他也认为有结婚和没结婚的工人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他预设了（男性）工人必须养（女性）伴侣，也就是说女性本来就是在家给男性养的。【「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Marx 1972C， 22）】由于时代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察觉到他的这种性别歧视，他在《巴黎手稿》中也说：「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Marx 1972F， 101）然而，有性别歧视以及性别盲并不代表马克思的思想是有错误的。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就算把所有人都放进公民的范围内，也不是人类真正的解放。他认为，把财产限制从投票权中移掉，是人以政治的方式（抽象普遍人的身份）来扬弃私有财产。这是私有财产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并不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它的限度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Marx 1972A，426）即使，人透过公民的方式得以超越差异，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因为差异实际上仍然以市民的方式存在著。政治国家，或说公民身份是一个媒介，藉此活生生的人可以超越了一些具体的属性限制（财产、宗教、性别等），但同时，国家也允许了这些限制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Marx 1972A， 427）。也因此，女性主义者对于性别平等权利的主张并不会让女性获得真正解放，这是性别的政治解放，女性只是取得了性别自由。【「利己主义的人……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正是这样的人。………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而取得了宗教自由。他并没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Marx 1972A， 442）】这反而是肯定了政治国家的存在，而政治国家的存在，即代表人仍然以公民与市民的双重性生活着，他一方面是个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以私人进行活动。人的普遍利益与他的特殊利益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Marx 1972A，428）。这种把人分成公人与私人的双重性，正是政治解放的完成，而不是人类解放的终点。

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如何消灭宗教、性别等等特质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效果，马克思所关心的是要超越这种种因素，达到「人的解放」市民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经验到公民那种「类」的存在一公民与市民的界线消弭了。这对未来的展望，是女性主义与马克思的聚合点。可是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心的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而不是某种特定属性的政治解放。女性主义者若要拿他的理论来处理女性实际的处境、性别所造成的现实效果，这好比拿养生保健的理论来治疗爱滋病一般。若从公民身份的取得与对人的普遍性的概念之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除了性别盲以外还有种族盲，他的盲目并不是针对性的，而是受制于他的历史条件。造成这种历史条件的物质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生产模式改变，原本以家为生产中心，男性与女性皆投入生产过程，但当生产中心移至工厂，带来的效应是：男性进入工厂工作，女性留在家中进行劳动。这让男性与女性的生产场域分离，男性在「公领域」生产出物，女性在「私领域」中生产出人。他们的生产过程看起来也是分离的，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结果也看似是不可交换的，这反映的是生产者之间看来也没有普遍性存在。

第二节  拜物的女性主义

马克思受制于他的历史条件，让他甚至无法关注到除了阶级压迫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压迫，即使那些受害者远比加害者人数要来得多。他也无从注意到，自己的理论有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性别盲之问题。然而，性别盲的说法，其实有一个前提，也就是「性别」的确存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反对基进女性主义那种把女性本质化与普遍化的分析方式，但他们在说明性别如何形成时，也是把生理性别作为论證的基础之一。性别得以确立的基础是男女之间有一个生产能力上的差异：「一个生理学基础的差异，只有男性可让女性受孕，只有女性可生出小孩。」（Jaggar 1983，135） Young也认为性别分工是最初的分工形式，而女性是因为接近了生产工具而得以逃过被宰制的处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虽然发展了很多说法来讨论性别是如何在社会中被形塑与强化的，区分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说法，但这种作法也再一次确认了「性别」的「僵」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之有效性在于透过从资本主义之前到资本主义的观察，他发展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概念。他看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元素是阶级，也说明了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同时也设想出了在阶级之后的发展。马克思并没有因为看到「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而认为「工人」应该要和「资本家」一样分享「利润」，也没有因为看到「资本家」掌握生产工具而得以剥削「工人」，因而认为「工人」也要掌握生产工具。他的提案是消灭同时划出「资本家」与「工人」的那条线，也就是私有制。

阶级作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它并不是从天而降地被用来解释所有压迫剥削现象。是有一个外于阶级的因素决定了「人」，进入哪个阶级，也就是生产工具的掌握与否。一个人并非因为他是资本家所以他掌握生产工具，而是因为他掌握了生产工具所以他是资本家。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所要消灭的首要对象。反观性别，对于女性主义来说也是理论核心，但基于「女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女性主义者始终找不到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外于性别的解释项，来说明人是怎么进入「性别」。这是因为，（至少在本文所提及的）女性主义者的视野中，无法设想出一个没有性别的情况，于是也就没有「进入」的过程。性别是「被给定」的，或终将被给定的。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生理性别，就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有了社会性别，而社会性别又预设了性别的先存。于是，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者也基于男女在生育能力上的不同，认为人始终是被画分成不可调和的两类：男性与女性，且这两类有著彼此独立且相异的属性。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条件下，性别盲的批评才是有效的。女性主义透过女性处境看到过往理论忽略的再生产领域，并看到男性与男性所负责的生产领域是理论的核心，因而发展出关于女性与女性所负责的再生产领域这一块的理论。

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解释女性处境的需要，不断地强化著男性一生产/女性一再生产的这种划分。虽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同时是生产者与再生产者，然而基于「女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并不因此认为男性在再生产领域是和女性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女性的解放是要透过她们所负责的再生产领域之解放才能达成，当男性支持再生产领域解放的政策时，女性主义者也认为，那只是因为这种政策可以满足男性的私利，而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支持「女性的」权利。当男性不支持堕胎权时，女性主义者指称男性藉此强迫女性生下女性不想生育的小孩：当男性支援堕胎权时，女性主义者则说那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不会有不想养育的小孩，堕胎权让男性不再「负责任」。当男性与女性的立场不同，女性主义者说这是男女的性别利益冲突，当男性与女性立场相同，女性主义并不会认为这是因为男性与女性有共同的利益，而只是因为，这刚好也符合了男性的私益（Jaggar 1983， 237）。女性主义者并没有看到，男性，同样身为人类，也受制于生产/再生产划分。若女性主义者质疑马克思的（生产）解放是否可以解放女性，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可以质疑女性主义者所提的再生产解放能否解放从事再生产的男性呢？

女性主义研究男性一生产/女性一再生产这种划分，把这当成研究问题的同时也把它当作前提。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女性主义的生理性基础让它的理论有将再生产拜物为女性的倾向。也就是只有女性可生出小孩，这个物质基础让女性主义停留在「再生产就是女性独自承担的」这种意识型态之中，这同时也就确立了其他基于性别的划分。基于这种肯认划分的意识型态，造成女性主义者在指出马克思的性别盲后并无法跨越马克思的理论。像是Hartmann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对结构的分析，但他无法说明为何是某种人填入结构中的某个位置。那是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哪一个人填入哪一个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立场，可以佐證这个说法。他终极关心的是如何突破现有公民与市民之问的区分，让活生生的人成为真实的人。特别的属性，如财产、宗教、种族，与性别，这些在政治国家中是市民社会的事，每一种属性在市民社会中有它的运作效果，马克思大部份在说明的是财产的效果，他也没有宣称这是其他属性运作效果的样板。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批评其实不完全正确，因为若如他们所说，马克思的失误并不在于他的理论本身，而是他的理论看似无法运用到他没说的领域之外。但从Jaggar与 Young的尝试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中的女性是可以适用于马克思的理论的。】女性主义者「看到了」人被以本质上不同的方式来对待的历史结果，但在质问这个历史结果的同时，他们把女性与男性看作「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才会对于马克思的性别盲感到不满。这种把再生产拜物为女性的倾向也能解释为何Young认为性别分工是最初的分工形式。再来，Jaggar在她的文章中讨论到女性生小孩的异化，她想生多少与她到底生了多少是两回事。这种说法预设了女性身体只是「女性的（形容词）」身体，小孩只是「女性的（所有格）」小孩（Jaggar 1983，310），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生出小孩但又有需要生出小孩的男体们只能够利用外在的条件控制女体。最后，Jaggar指出工人异化是普遍，女性的异化是特殊形式，她没有看到男性与女性都有的异化，工人异化也是一种特殊异化，还有一种更普遍的，人的异化。（至于与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异化，留至下节详论）

另外，伊利格瑞认为女性代表了再生产的使用价值，而对男性而言再生产是不可或缺的事，于是男性一定要拥有女性。这种说法预设了再生产是女性独有的能力，男性本身没有再生产的能力，所以他必须获得女性才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从这种再生产拜物的概念出发，她指出男性是透过交易行为来获得女性，这是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因此把女性作为商品进行分析。她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无法从自身之中寻得，又认为女性在市场上的价值是根据作为男性劳动产物而定。用马克思的理论（它虽然是性别盲的，但同时也无再生产拜物的问题）来检视这种从再生产拜物概念发展出的说法可以发现：这样理解女性，是把女性视为价值并不在其中的商品，她变得是被男性添加价值的自然物，她是一具等待被施加（男）人类劳动的身体而已。也可以说，把女性视为是由男性赋予价值的商品，意味著女性的再生产并非一种人类劳动，因为价值是人类劳动的表现，再生产若是一种人类劳动，那么它就应该可以表现为价值。然而，（女性所从事的）再生产其实的确是一种人类劳动，因此可以说，她对马克思的批评再一次反映了「女性并非人类」的这种悠久的性别偏差概念。

当然，把再生产物化为女性并不是女性主义独有的状况，女性主义的出现反而是指认出了这种状况。然而若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灭女性的不利处境，就不能只停留在这种意识型态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女性主义所指的再生产并非女性所独有的特质，生育这件事并非女性一人可以独力完成，它独佔女体进行整个过程的这个事实，成为了再生产具体化的唯一管道。在过去的物质条件下，人们只能从女体产下婴儿观察到人的再生产能力，因此发展出了只有女性有再生产能力的这种意识型态。现今的科技发展让我们了解到怀孕并非女性一己之力，小孩的性别并非女性的肚子所决定，也有了确认生父的技术，可是基于旧有的物质基础所发展出的意识型态依然活跃著。这种把再生产物化为女性的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理论有什么影响，将在下节说明。

第三节  生产与再生产——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之关系

女性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由男性主宰的生产领域之压迫与解放，基于这种情况，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是过去由女性所负责的再生产领域之理论的发展。女性主义者从女性处境的观点看到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是交互影响，并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那种「生产决定一切」的看法。然而基于生理性的物质基础，女性主义者在再生产领域中仍将男性与女性视为质上有差异的两类，这种基于「女体生出小孩」而有的意识型态所产生的问题，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逼进，而造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两难。因此，要解决这个困难，应该要从「女体生出小孩」的再生产领域下手，重新拆解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

一、再生产的再了解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过去的理论只讨论生产领域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女性所负担的再生产领域之问题，因而他们发展了许多关于再生产领域的理论，他们认为女性的不利处境是因为她们担负再生产的劳动，而他们所讨论的再生产，主要指的是和「生产出人」相关的劳动。其实就这个定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也并非全无讨论，只是如前所述，受限于历史条件，关于再生产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如恩格斯所著（多整理自马克思手稿）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中，在序言就有提到：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著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份，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份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微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Engels 1972， 30）

由此可知，就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来，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生产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的生产，一种是种的生产。然而，他所说的「再生产」是什么？在此他并无再多有著墨。他所称的「种的繁衍」与女性主义者所讲的「再生产」看来有重叠之处。他对这两种生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两种生产都会对社会制度产生制约作用，而他认为，这两种制约作用是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制约作用其一是血族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有不同种类，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可以知道，（至今）这种关系大多是父权体制。另一作用则就是人一物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有不同种类，只是目前是资本主义。两个作用力的关系虽然是此消彼长，但这里恩格斯所观察到的是，先由血族关系具有较大的制约力，再来才是人一物关系具有较大的制约力。这个先后顺序从何而来，恩格斯再一次没有多做说明。他也看到了，这两种作用力所造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制度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这点Hartmann对于家庭薪资的分析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不过恩格斯认为最后家庭制度会受到所有制的支配，也就是说，血族关系（人一人关系）的制约力最终是被人一物关系的制约力给克服。然而为何会如此，恩格斯还是没有多说。在这段序言的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到一个隐含的因果关系，当家庭制度（人一人关系）完全受所有制（人一物关系）的支配，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才有完全发展的可能。从这一点也许可以这样说，当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家庭制度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所有制支配前，共产主义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发生的可能。那么这也许能呼应Hartmann认为的「若女性主义议题的研究与实践被遗弃，对抗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的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Hartmann 1981，32）

如前所提，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的观察著重于「再生产」，这个就成为了远于马克思的研究的新立足点。马克思的研究针对的是「人生产出物」，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放在「人生产出人」，两者其实都只有看到生产的一半。对马克思来说，他关心的是人生产出物的劳动力；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来说，他们看到马克思的关心预设了「生产出物是由男性负责」这个前提，而他们认为生产出人的劳动力与生产出物的劳动力是不同的劳动力，又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生产出人的劳动力「只有」女性所有，或说，独由女性所承担，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所做的分析才会感到不足。然而，若从「再生产是人生产出人」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不是只有女性「可以」负责的。一方面，每日的例行事务并非只有女性才可担任，独居的男子也完全可以再生产出他下一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生殖这件事也并非女性一人独力完成的。这两方面正是让再生产成为问题的关键。

过去对于生殖的了解不够充份，加上再生产出人的过程只在女体上表现出来，而小孩出生后，「最自然的」食物就是母乳，因此，在个人成长的最初期，「看起来」是由女体在养育的。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作为人类发展必须的再生产只有可能被认为是只有女性在做的事情。然而我们现在清楚的知道，人之所以可以生出人，并非单一性别可以办到的事情。此外，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瞭解到，人除了生出小孩作为新的劳动力，人本身日复一日地也在进行著劳动力再生，这也正是剥削得以发生的物质条件。然而，从女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条件，女性进一步担任著「照养」工作，人吃著女性准备的食物，看起来像是人因女性的照养而再生出劳动力。基于生育与照养这两方面的物质条件，有了「女体在养育劳动力」的意识型态，也就是把再生产拜物为女性。我们知道，人都可以从事生产与再生产，但「女体生产出小孩」这个物质条件，让人将其实两性皆有参与的再生产过程（生出小孩），以及两性皆可做到的再生产能力（劳动力的再生）视为只有女体拥有的能力，因而区分出拥有女体的女性与不拥有女体的男性。于是可以这么说，性别的源初并非是女性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相反的，是男性被排除在再生产领域之外。

我们无法得知，为什么人类在生殖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两种不同的身体才能够完成（或说这并非学术，至少并非本文要处理的事），但因为初期对于再生产劳动不够理解，所以有这是只有女性从事的劳动的错误意识型态。关于女性处境的讨论很容易沦为本质主义的讨论，原因正是于此。再生产确确实实并非女性的本质，这个新的理解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呢？这要回到马克思对商品最初的分析，也就是简单价值形式中去找寻答案。

二、使用价值与价值到相对价值与等价物的被表现与表现关系

伊利格瑞在く女人的市场》中直接把女性比作商品进行分析，而到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提过「在某种意义上，人和商品一样。」（Marx1972D，67，译文有所更动），【In gewisser Art geht's dem Menschen wie der Ware."(Marx 1867)】现在我们在新的立足点上，再把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重播倒映在人身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商品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固有的物质性，价值来自于人的劳动。在说明商品本身有两种因素之后，马克思往价值形式探索，他从简单价值形式开始。如在第四章第一节所提的，简单价值形式由相对价值与单一等价物构成，其中，相对价值的价值由等价物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人，和商品一样，有使用价值，也就是人的身体，人无法给出他没有的东西，因此人本身也有生产劳动。人生产出人的劳动（也就是本文中女性主义所称的再生产）是生产出使用价值，人生产出物的劳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称的生产），在交换关系之中，表现为价值。商品的双重性其实来自于人的双重性，也就是再生产（人一人）与生产（人一物）这两种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体，再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人体。值得注意的是，正因再生产的使用价值为人本身，所以，再生产的劳动对象也是人本身，当人不在交换关系之中，再生产的劳动就不会表现为价值。由此可知，在家庭被视为社会最小的单位（unit）的情况下，在家庭之中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并不会表现为价值。因为，在单位以内的交换并不能算作交换关系，如同我把我右手的笔和我左手的橡皮擦交换，这并不是一个交换关系。交换关系的前提是有两个独立的单位，拿我的交换你的，有两个主体，才有所谓的关系。

由于在过去的物质条件下，只能观察到女体生产出人体，于是再生产被拜物为女体，也就是说，女体的使用价值是再生产。其实原本人都有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但因为物质条件限制而有的拜物倾向，再生产的能力从女性的（形容词）变成了女性的（所有格），这让男性只能透过私有制拥有女体以拥有（其实是自身的）再生产能力。这也就是伊利格瑞在《女人的市场》一文中所说的，男性一定要拥有女性，因为女性代表了再生产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女体）。从这个角度看来，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宰制，其实是源自于再生产被拜物为女体这个意识型态。这样的意识型态也造成另一个问题，若我们从简单价值形式来理解人一人关系，那么可以这样说，当甲在相对价值的位置，乙在等价物的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说，乙用他的身体来表达甲的价值。在再生产拜物为女体的意识型态之下，相对价值可能是男是女，然而，等价物就有了男女的区别，当甲要表现他的再生产时，他必须选择一位女性以她的身体来表现再生产；于是，当甲在人一人关系中要表现他的生产，也就是可共量的劳动时，他必须选择男性。

这或许可以回答在第四章第一节结尾所提到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留在家中从事再生产工作，而男性投入工厂的生产劳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女性这么晚才取得公民身份。在第四章第一节说明，公民身份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性的那一面，女性的身体既然是被视为生产出使用价值的，且使用价值是质上相异、不可共量的，女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被视为是没有普遍性的。反之，从事生产劳动的男性，他们产出了可共量的价值，因此被视为是有普遍性的。然而，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有一个前提，再生产是在非交换关系里进行，且生产在交换关系里进行。由于生产与再生产都是劳动，因此，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其实都具有可交换性，劳动力商品即是一例。家务劳动之所以不具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因为它并非交换关系中的劳动。以此来理解Dalla Costa与James的主张可以发现，家务劳动的确具有生产性，但它的生产性必须在交换关系之中才能被看见，这也可以进一步解释Jaggar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下家务劳动既是生产的，也是非生产的，这种矛盾不只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生产」一词的歧义，更来自于再生产劳动是否在关系之中被表现出来。

很明显的，所有家务劳动的内容我们都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因此，可以得知家务劳动并没有计价的困难。过去没有给予家务劳动报酬的原因是如此一来它就是在交换关系之中。在交换关系之中意味著我拿「我的」和你换「你的」，然而在再生产被拜物为女体的这种意识型态之下的家庭关系，它所维持的正是男性与女性皆「拥有生产与再生产」这件事。【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何一直有人要成家才算完满的观念】因此，若在这种情况下家务计酬，则意味著再生产「的确」是「女性的」，而生产也的确是男性的，这也就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所担心的，认为家务劳动有给会加强女性在家的孤立，正因如此，家务劳动应该要计酬，因为这正可以打破再生产被拜物为女体这种意识型态所建构出的家庭关系。但是在现今的社会结构下，要避免马克思主义者所担心的，资本主义把手伸入家庭之中将一切商品化的状况，家务劳动的酬劳应该是由国家来给付。

由此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放女性的策略不无道理，但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原因并不只是女性的压迫处境源于她的经济不独立，女性作为人类，她同时是生产者与再生产者，所以除了再生产以外还要参与社会生产，这才能完整地发展她的劳动能力。然而女性主义者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策略并没有同时也把男性还原为同时是生产者与再生产者的人，在这样的状况下女性就会成为双工者，反而有著加倍的负担，这样对于拥有女体的女性并不是一个适当的政策。

三、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于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有歧义，也就是Hartmann的双体系论与Jaggar与Young所主张的单一体系论。在以上对于再生产的重解之后，可以知道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并不是变数与变数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有说到父权与私有财产是同时出现的，但如同马克思的性别盲，恩格斯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无从说明清楚父权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人一物关系的拜物，而本文则基于女性主义的洞见说明人一人关系的拜物，而这两者皆出自于人本身的劳动。正是劳动的这种双重性，让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看起来似乎统一又似乎分立。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同时是从「拜物」发展而成的，因为拜物，所以产生了「属性是物自有，而并非我自有」的这种意识型态。但是事实上价值是「我」给的，再生产劳动「我」也参与其中，拜物所造成的与事实断裂，让人发展出私有制以补回这样的缺陷。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只视为现今社会的主要生产模式而没有视作一种意识型态，另一方面又因也落入将再生产拜物为女体的意识型态，而没有看出这两种意识型态的物质基础皆是人的劳动本身。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源头出于同一处，所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于两者的关系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也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时对这两者的关注，才得以看到这最初的关系，解开谜团。因为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都出于人本身的劳动之拜物，因此可以说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于彼此的解放策略之怀疑都是正确的，但也是不充份的。因为若只有推翻资本主义，那么只有人的生产劳动获得解放；若只有消灭父权体制，则只有再生产劳动获得解放。且若从下层建筑（具体物质）与上层建筑（抽象劳动）的关系来说，生产出使用价值的再生产若没有获得解放，产生价值的生产也无法真的解放；反过来说，若产生价值的生产没有解放，那么生产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也不是真的解放。

基于这样的关系，就可以解释为何恩格斯会认为一开始血缘关系，也就是再生产劳动，具有较大的制约力，再来才是人一物关系，也就是生产劳动具有较大的制约力。这两种作用力所造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制度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正是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最后家庭制度会受到所有制的支配，也就是说，血族关系（人一人关系）的制约力最终是被人一物关系的制约力给克服。以本文的立场，这段话不应只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终究会克服父权体制，而是说，在拜物的意识型态下，人一人关系实则是人一物关系。人透过私有制拥有「人体」这个生产工具，这应该是最初的私有制，而男性透过父权体制来拥有、掌控「女体」这个生产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来，性别的确是一种阶级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让我们得以清楚了解人一物关系这一块的意义，又因为女性主义的发展，我们才补齐了对于劳动的了解。从完整的人的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或女性主义对父权体制的批评都是不足够的，两者都把人只看成某一种劳动者，而没有清楚看到拜物对于人的影响。但在旧有的意识型态之下，因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我们才得以把完整的人的样貌拼凑起来。

小结   

女性主义有著许多流派，它们承接了许多理论的特色，并看到理论的缺陷，但却未曾挑战到理论本身存在的论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方面相信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却也看到这样的强调对于女性不利处境的于事无补；本文所提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是如此，在批评理论的同时又肯认了理论本身的正当性，于是女性主义成为各种主义的附加物。至于作为单一主张的基进女性主义，它停留在「再生产拜物为女体」的意识型态而无法说明不同的身体有著什么不同的意义，于是当要解释因此而来的不同的境遇，容易有本质化的问题。在本章的讨论中可以知道，将马克思主义使用在女性主义议题上的前提是认知到「再生产被拜物为女体」这种意识型态。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所批评的父权体制实则是分别对人类生产与再生产这两种劳动拜物的后果。然而，本文所提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未曾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时一方面对女性处境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同样是拜物），另一方面却又有被统合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感（因为无法厘清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与意义）。当我们把握住这种再生产拜物的意识型态后，回头再看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又能有更多的洞见。

在此，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是一个翻转，而不只是补充。本文除了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女性主义，同时也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来分析女性处境，本文的研究则开启了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也就是再生产之于人的意义）来了解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可能。因此，可以这么说，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女性议题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本文再向前跨一步，提供了「女性的」马克思主义之可能。

第五章 结论

日前意大利总理伦齐（Matteo Renzi）针对意大利严重的失业率提出一连串的改革，其中包含支付薪水给家庭主妇的提案（李威撰2014； Lizzy Davies 2014）。此举又引发了诸多讨论。这项提案最先是由家暴防治慈善组织「双重防护」（Doppia Difesa），于2007年所提出的，该组织观察到有许多家暴受害者基于经济依赖而未报案，并因此死于家中。在此提案中，家庭主妇的薪水将依家庭收入决定是由国家或是有显著收入的伴侣所支付。提案支持者Giulia Bongiorno（前国会议员、律师）指出，这项提案是基于平等以及保障女性不受到家庭暴力，并且，它肯认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尊严以及经济重要性。透过这个提案，Bongiorno希望能打破「我是赚钱养家的人，你什么都不是。」的歧视，让家庭主妇不再是次等公民。然而，如同本文在第二章第一节的讨论，这样的主张再次又引起了许多反对的意见，如记者Giulia Innocenzi在脸书上表示他反对这项提案。他认为要达到减少歧视的目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工作。杜林大学（University of Turin）的经济学教授Daniela Del Boca，则表示，尽管这项提案「理论上是公平的 ，但家务津贴会严重降低外出工作的动机。她认为女性出外工作是富有意义的，不仅是对家庭收入或是自己经济的独立性，更对下一代传递了重要的讯息：「工作是重要的，并且是独立的基础。」Del Boca认为这项提案的经济独立并非透过把家庭主妇拉出家庭领域达成，而是把她们留在一个从属的角色中。尽管提案支持者认为家务有给将能对抗「家务就是女性做的事」的这种想法，然而Del Boca指出，2011年意大利只有6.9%的男性选择了育婴假，在意大利这样传统性别角色根深柢固的国家中实行此举是非常不实际的。她认为发钱给所有提供照护工作的人，这是好的，但不是在这个国家、不是在这个时机，因为有太多的危机以及既存的歧视。

由这样的讨论可以看出，时至今日，女性与再生产，以及再生产与生产的关系仍然受到本文所述的拜物意识型态影响著。这个讨论会再度在意大利出现，应与意大利本身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报导中提到，2013年意大利仅有46.2%的女性就业，可以看出大多数女性是留在家中未投入劳动力市场，这个提案再次受到许多反对意见，可以从本文第四章第三节的立场来理解。若我们还未看清生产与再生产拜物的意识型态就尝试做出改变，则将只会强化这种错误的意识型态。由反对者意见看来，工作被他们视为唯一的可行方案，但这背后隐含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的断裂，以及公私领域的分离，而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知道，生产与再生产、公私领域，和性别，都是人的双重性经拜物后而发展出来的。如同Del Boca所说的，意大利是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根深柢固的国家，而她对于工作的推崇，更可以说明这个「传统」。反对者的意见反映了「（女）人同是生产与再生产者」的真实，因而，女性应该也要出外工作，但在没有重新反思「工作」，也就是「劳动」之定义的状况下，反对者的意见同时又是维持现状的保守意见。若Del Boca针对家务有给认为「不是在这个国家、不是在这个时机，因为有太多的危机以及既存的歧视」，那么本文对此想提问的是：要在哪种国家？哪个时机？若什么事都不做，又要到何时才能消除所谓的危机与既存的歧视？

在经过四十几年之后，家务劳动有给的主张再次出现，并又再度引起反对意见，可见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至今仍未被厘清，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仍未妥善的运用在现实的议题上。对此，本文从家务劳动有给制的主张开始，依著使用马克思概念的女性主义者的讨论，一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满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策略，然而另一方面又认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并认为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是可以用来处理女性处境的。这样的想法让他们一方面想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也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本文从伊利格瑞利用《资本论》来分析作为商品的女性这样破格地使用获得洞见，（女）人作为商品，她也具有使用价值及价值。（女）人这种商品的特色在于，她能自己生产出使用价值。以个人的劳动力生产来说，因为是在个人内部进行，所以这个劳动不会表现为价值；以产出新生的劳动力来说，受限于女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在原初的状态，人对这一块再生产的了解只能观察到这个现象，因而有把再生产拜物为女体的意识型态出现。然而再生产实则为人类共有的劳动能力，在这种错误的意识型态之下，人类发展出私有制以维持这个真实，家庭成为结合生产与再生产的单位。在家庭内的再生产劳动因为以这种意识型态来说并不在交换关系里，所以也不会表现为价值。

这种拜物可以说明为何女性主义的讨论容易有本质主义的问题，透过对生产与再生产这两种劳动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性别产生的原因是来自于拥有（再生产被拜物成的）女体的人，以及不拥有这种女体的人。前者在性别里被定义为女性，后者被定义为男性。然而若肯认到每个人都有生产与再生产，那么就不再会有男性与女性的区分，剩下的只有纯粹的、完整的人。因为人的两种劳动，人必须在关系之中才能照映出自己完整的样貌。在新的肯认下，在人一人关系中，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拥有男体的人或拥有女体的人来照映自己的劳动。再生产不再就是生出小孩，因此它不一定是异性恋的，不一定是母亲的，不一定是产乳的，不一定是女性的。可是这并不表示女性主义的关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现今的意识型态下，女性的确存在著，并也持续地受到性别的压迫。这就像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但这并不代表对于工人处境的分析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工人是确实存在的，并也受到剥削压迫。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得以了解人的生产劳动，而又因女性主义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人的再生产劳动。不管是生产出物的生产劳动，或是生产出人的再生产劳动，劳动必须要在关系之中才会表现为价值，因此，人是社会的动物，人若不在社会之中，他无法了解自己完整的面貌。可是，这种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也遮蔽了一半的真实。因为位于等价物位置的物或人，是用其使用价值来表现价值，这也开启了拜物的可能。这种拜物在人一物关系之中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人一人关系之中基于女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发展为父权体制。马克思说明了拜物的过程，但他受限于历史条件，因而他说明的拜物对象并不完整，女性主义则补足了这一块的分析。也因为女性的压迫处境是源于将再生产拜物为女性这种错误的意识型态，于是马克思关于人一物关系的分析会被认为是有性别盲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某种身体产出某种商品的物质基础，因此在分析生产关系时，也就不会有性别这种意识型态。因为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皆出于拜物，所以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来分析女性处境一一如本文前面所提的Jaggar 、Young，与伊利格瑞是可以增加对女性处境的了解，可是也因为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因此一方面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为女性主义带来新洞见，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不足之处。

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人皆有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能力，但这并不是说在性别意识型态仍活跃的现今，要废除一切女性与男性不一致的政策。相反的是，正因为看清性别意识型态是如何形成与运作，我们应该要正视的是「（女）人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以及生产与再生产是人固有的两种劳动类型此一事实。在政策制定时应基于女体产出小孩这种物质基础（而非意识型态）来做评估，如育婴假从过去母亲一年，改革为母亲半年、父亲半年，这反映了人在再生产中的权利与责任。至今的器物发展也反映了「人同时是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这个事实，女体与再生产的连结也随著物质发展而有越来越多被削弱的机会。像是家务机器的发明，虽然女性主义曾指出这让家庭主妇更孤立于家中，但在越来越多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承担著再生产与生产者角色的同时，家务机器也让男性有更多机会从事家务劳动。【这边再一次看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有著相互影响的能力，以本文立场也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人类摆脱拜物的意识型态而有的发展。不同于过去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种双重负担，认为这出于资本主义的拉力，或是父权体制的推力，本文采取比较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是女性在父权体制下维持「人同时是生产与再生产者」这个真实的方式。器物的发展一方面支持女性脱离独占再生产者的角色，同时也开启了男性重显再生产者此一角色的机会，如从事家务劳动的「新好男人」这种概念。要留心的是，这种概念是否又造成了新的性别刻板印象？要避免这种状况，还是要从「人同时是生产与再生产者」这点出发。】又如奶粉等其他母乳替代品的发明，以及挤乳器、保存袋、冰箱、加热器，与奶瓶、奶嘴等辅助物的出现，也让生育这件事情与女性的连结开始可以不再画上等号，女体也较不受到刚出生婴儿的时空限制。

也因为人皆有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可以知道过去理论把生产和再生产切为两个独立领域是不适当的，从女性的处境中尤其能够看出这种不适当。从这个洞见出发可以更细致地说明保护式政策的，必须与危险之处，如在公职竞选中的妇女保障名额，它是出于补救父权体制下对女性的压迫，将女性视为独占再生产能力的私人，提供她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然而这同时又可能再一次确立再生产与女性的关系。正视（女）人体生下小孩这个物质基础意味著正视人体是有不同的特性，如女性身体的脂肪含量比男性身体高，肌肉量比男性少，同样的训练情况下也因为睪固酮分泌的差异而远比男性难生成肌肉。然而这并不能又被拿来用作性别判准，认为肌肉发达的女性是金刚芭，肌肉量少的男性「不是男人」。从是否拥有生出小孩的身体而发展出的性别判准应回归到生产与再生产能力这件事本身。温柔、照顾、细心等过去所谓的女性特质，应做如下理解：它是出于女体产下婴儿后抚养小孩而发展出的，这些特质并非女性所特有，而是从事再生产劳动所有的特质。

再生产的拜物形成了性别，导致了女性的压迫处境，然而它影响不只是女性，而是整个人类，它把人类切割成「最自然的」男性或女性。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让人得以看到自己完整的面貌，却也同时开启了人以为这神奇是外于自己的拜物过程。当我们藉由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研究补足了对劳动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一切是源于自身的劳动，基进女性主义的口号「个人即政治」在此有了新的意义。在解开生产与再生产这两种劳动中的拜物后，人才有可能拿回自己的力量，走向人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