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十八世纪 | 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

从16世纪起，王公的势力增大，从而必须建立较大国家的时代开始了。大国必须建立常备军，要作到这一点，不加重税收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还必须为大多数宫廷的奢侈生活支付费用，这就需要有巨额费用供使用。

只有通过具有纳税能力的广大居民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从18世纪起，就采用了建立较大的国家，增加人口数量，并使人民尽可能具有纳税能力的种种措施。

要走这条路，必须实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如上所述，发现美洲大陆、非洲通航以及开发东印度航路等等都是诱发进行这些变革的原因，这种变革起初是在西欧，不久传到了德国。新开辟的交通路线扩大了此前鲜为人知和令人难以预料的贸易关系。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首先试图通过这一巨大发展来获取暴利。最后，法国和德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由于宗教纷争和政治分裂，德国受到的损害最大，经济上也十分落后。欧洲的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不断开辟新的销售领域，因此，为适应新的世界市场需要，不仅要改革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改变欧洲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观念、感情和思想。

一向仅仅为了一个地区及其临近地区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如今则由工场生产取而代之，就是说，所进行的是以尽可能先进的劳动分工，投入大量工人的群众性生产。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远大目标的商人成为这种新生产形式的领导人，于是，一部分手工业被取代，一部分遭到排挤，手工业行会组织被取缔。一个在职业活动中展示妇女力量的时期出现了。她们就业的范围广泛，就业的部门繁多，比如家庭工业或工厂工业部门的亚麻生产、棉纺织、机器编织、裁剪，纽带制造业等等。18世纪末，在英国和苏格兰的纺织、机织及印刷行业就已经有1万名妇女和8万名儿童就业。当然，他们是在工资和工时都十分苛刻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劳动的。与此同时，在法国许多工厂，也有上万名妇女在类似英国的那种情况下就业。

这样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但因16、17和18世纪欧洲及海外的侵略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就是在18世纪初，也有很多人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的政府为满足对人口的大量需要，就采取了为结婚和定居提供方便的措施。

为贯彻世界霸权政策，人口短缺的西班牙，早在1623年就已经颁布过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于在18岁和25岁之间结婚的所有人，在几年之内免除一切捐税。甚至决定由国库为贫困者置办嫁妆。对至少有6个已婚男孩的父母免除一切捐税。西班牙还制定了优惠移民的政策。

法国路易十四看到，战争必然导致人口减少，因此他向大多数居民，即所有承担交纳人头税义务的人提出，对21岁或20岁前结婚的人，可免除4年或5年的捐税；他还进一步向他们保证，对生有10个子女的夫妇，只要其子女中没有人当传教士、僧侣或修女，均可全部免除捐税。对于有10个子女（其中无一人是神职人员）的贵族，每年可获得年金1000至2000里拉，而不交纳人头税的市民在相同的情况下只获得上述金额的一半。萨克森的莫里茨元帅甚至向路易十五建议，婚姻持续5年才应批准。

在普鲁士，人们试图依据1688年、1721年、1726年和1736年的法令以及相应的国家措施，对于那些在法国和奧地利因宗教迫害移居进来的人给以优厚待遇。腓特烈大帝的人口理论在他于1741年8月26日致伏尔泰的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把人看成是一位大公动物园中的一群鹿，他们除了呆在园子里别无其他任务。”当然，通过几年的战争，他现在又认为，有必要再装满他的园子。在奥地利、维腾堡和不伦瑞克也对移民实行优惠，在这些公国也像在普鲁士那样，颁发了禁止迁往国外的命令。此外，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还取消了阻碍结婚和定居的一些限制，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也取消了一些限制。18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学家们以及一些政府都把人口众多看成是国家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19世纪前半叶特别在德国南部和奧地利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和革命与战争事件使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又提高了结婚年龄，并要求结婚必须证明自己有一定的财产或有保障的收入以及确定的生活地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结婚。在确定接受定居和结婚条件方面，人们尤其允许市政当局施加巨大影响。有人甚至禁止农民在某处建造所谓的日间劳作场所，或者颁布像巴伐利亚迄今仍然实施的一种落后的家园法：要拆除未经选帝侯准许而建造的日间劳作场所。只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还保留着比较宽松的婚姻法。对婚姻的限制造成的结果是，由于人的天性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尽管如此严格限制，层层阻挠，而纳妾通奸现象却有增无减。在德国有些小邦，非婚子女的数量几乎接近婚生子女的数量。这正是道德和基督教引以为荣的父权制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