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马克思主义（上）

第一章 导言

女性，作为一个可见的政治行为者，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更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她在过去的政治理论以及政治实践中一直是隐形的，这个隐形并非主动的藏匿，而是被动的遮掩。在政治理论中，古典的政治理论家不是完全忽略不提男女性别，一律以「人（man）」这个看似中性的名词来称呼理论的行为者，就是认为女性不够资格参与政治事务，直接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理论的讨论以及政治领域之外。在政治实践中，直至1893年，新西兰通过公民普选权，女性才开始拥有不受限制的投票权；1918年，德国女性才拥有投票权；1920年，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英国则到了1928年才让女性与男性公民拥有同等的选举权。在过去封建制度中，性别并不是一个人参与政治过程与否的标准，因此，即使在封建时代少有女性的政治参与者，很少人会去质问为什么女性并不是政治行为者的一份子。然而，随著民主国家的建立、自由主义的兴起，「人人平等」的概念开始普及，但在制度上看到的是，选举权只对男性开放，于是有部份女性基于自由主义的概念反思自身的处境后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展开争取投票权的行动。

这一群人是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他们透过自身处境看到自由主义尚未解决的问题，认为自由主义强调「理性」，同时又把女性标签化为「情绪化」、「欠缺理性」的人，于是认为女性不适合参与政治事务，更不会主张女性应该要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此，这时的女性主义者依著自由主义的途径，著重的是制度上权利的争取，著名的像是美国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运动。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与一次大战之后，Alice Paul与Lucy Burns坚持每天在白宫前面为女性投票权举牌抗争。当时此举受到许多挞伐，认为在国家存亡之际不应以个人权利造成国家内忧。这个活动持续到10月，Paul与Burns和其他参与者以「阻碍交通」的罪名被逮捕入狱。Paul在狱中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又受到被狱方强迫灌食等不人道的待遇，在七个月之后一行人才被释放。直到1920年美国才通过第十九号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美国的女性投票权（陈清泉2009）。然而，女性在获得投票权之后，如同男性，并不从此就过著幸福快乐的日子。在政治场域中的女性行为者仍是少数，因此又有「保障名额」等制度设计，确保女性及其他弱势族群得以发声。但女性主义者可以发现，他们所希望的平等迟迟未来。即使有立法禁止，但对女性的性骚扰、暴力行为、强迫性行为等等事件仍层出不穷。

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女性主义者跟随自由主义者追求政治制度上的修正，马克思主义者更著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历史唯物论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所有制度都有其物质基础，若不改变物质基础是无法成功变制度。马克思主义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用「阶级」作为主要分析概念，看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经济场域的表现形式）下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并同时许诺了一个新版本的自由、解放的未来。马克思所发展出的，对自由主义有力的批评对于部份女性主义者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法可以说明为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寻求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未果，也能够避免基进女性主义本质主义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看来，女性工人和男性工人一样，都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受到资本家剥削与压迫。至于在家中的女性，她们从属于男性的处境，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参与社会生产，在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只要把女性也整合进社会生产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将会被消灭。

1960年代，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中，女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基于同对现实的不满进行合作，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解放的社会。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女性面对了两种问题：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工作分派，另一方面则是理论上的冲突。在工作分派的部份，女性主义者质疑在新左派运动中「是谁打扫办公室/谁把它弄乱的？谁书写创作出宣传传单/谁把它打字出来？谁在会议中发言/谁做会议纪录？谁透过性关系提升了地位/谁透过性关系给予别人地位？」（Sargent1981， XII）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工作分派中，女性主义者发现所面临的处境正是她们所想要改变与推翻的）。女性负责从事较低阶、不重要的琐碎工作，在运动中并没有发言权，并且，女性必须依附男性，满足男性的需求才能获得权力。面对这样的状况，女性主义者选择的是离开这个处境，自立门户，建立只有女性参与的女性运动组织。相对（或说如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主张讨论女性议题的人造成阶级分裂，应以阶级革命为优先，等到阶级革命成功，所有人会得到解放。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皆认为阶级利益会被一特殊属性的议题讨论给分裂。如列宁对蔡特金（Clara Zetkin）的批评（Jaggar 1983，24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男性宰制给分裂了，因此女性需要一个自主的组织来确保那些与男性利益有冲突的女性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不会被牺牲。

既有的女性解放策略开始被怀疑，部份女性主义者开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人因为性别而有不同的境遇，女性所受的压迫是最根本与基础的压迫形式，透过瞭解这种最根本的压迫形式可以获得解放其他压迫形式的概念（Tong 1996，123），也因而，女性的解放斗争优先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解放。这一流派被称为基进女性主义。【基进女性主义并非是在二十世纪整个女性觉醒所产生的流派，它是由一小群人所发展而出的，而这一小群人大体上来说有以下这些特征：白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美国女性。这一派除了有从新左派运动出来的人，也有因认为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太过保守而离开的人，还有反越战的人（Jaggar 1983，83）。基进女性主义根据父权体制对于不同面向的压迫情况之关心，而有不同方向的发展，如艺术、灵性、生态、生殖与母职、性别与性、色情、暴力等等。著名的基进女性主义者有：Shulamith Firestone 、Germaine Greer · Kate Millett，与Mary Daly等人。Firestone在其著作《性的辩证》（The Dialectic of Sex）中指出父权体制是基于两性的生理差异 也就是生殖功能的不同一所发展出来的，对她来说，性别就是一种阶级，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注意过这件事。Firestone认为要打破这种阶级划分，必须消除生殖的生理差异，也就是透过科学、科技的发展，使女性不再独自承受生殖带来的不便（Tong 1996，125~28）。Greer则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指出女性呈现的被动其实就像男性被阉割一样，女性在青春期受到父权式家庭的影响变成女太监，开始学会放弃自主权、寻求别人的指引、采取被动的生命态度（王瑞香1996，109）。而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确立了男女间的关系即是一种权力关系，这关系是透过「性」表达出来的，因此性即是政治。在这种男性宰制女性的权力关系——也就是父权体制——中，「女性」要生存，最好表现出「女性化」的举止，否则很可能会遭遇野蛮、暴力的对待。即使在一个男女较为平权的社会中，父权体制依然透过性别角色刻板化，使妇女接受自己的次等地位（王瑞香1996，110）。】基进女性主义者注重的是性别差异，并常将其视为是由生理决定，并将其普遍化。他们推翻传统政治理论对政治领域的定义，认为「个人即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性活动与生育问题也是政治理论研究、应用的主体，并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对基进女性主义者来说，男性宰制是基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普遍性控制，意图控制她们的性与生育能力，这必须要透过女性达到性与生育的自决才能超克（Tong 1996，125）。

基进女性主义为传统政治理论加入了全新的范围与讨论，但有部份女性主义者并不完全认同于基进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处境的分析。他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同，认为基进女性主义把女性处境普遍化，不分历史、文化，所有女性都受到同样的压迫，而看不出有些人是被迫生下小孩，另一些是被迫不能生下小孩的差异，也没有看出「性别」并非天生自然，而是在社会中形塑出来的。如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样，这些仍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在实际投身进入马克思主义运动之后发现以「阶级」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之中似乎并没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性议题被认为是在阶级问题之后，在解释阶级问题之后同时也能获得解决。就像在一次大战时仍争取女性投票权的Paul与Burns被认为是祸国殃民的乱源，在左派活动中的提出女性议题的人也被认为是为了一己之私为更大革命造成内内忧的乱源。然而，讲求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要注意到，即使到了今日，大量的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中，但女性议题并没有因此减缓，反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可以看到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待遇。根据全球经济论坛发表的201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006年在瑞士首次发表，其后每年发表一次。报告内指数涵盖了全球93%以上人口的136个国家，旨在研究资源和机会在各国男性和女性人口之间的分配状况 报告主要对以下4个领域的性别差距进行衡量：经济参与和机会——薪资、劳动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教育——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政治赋权——在决策机制中的参与度：健康与生存——预期寿命和性别比率（WEF 2013，3-4）。】可以看到，普遍来说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为马拉威（女：85%，男：80%），到第四名国家坦桑尼亚开始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WEF 2013，49）。即使在性别差距最小的冰岛，女性的劳动参与率（81%）仍低于男性（86%），女男比例为0.94 （WEF 2013， 220）。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资料显示，在台湾，2012年就业人口女男比例为0.785（女性：43.99，男性：56.01）（行政院主计总处2013a），劳动力参与率女男比例为0.757（女性：50.64，男性：66.83）（行政院主计总处2013b）。】透过调查也发现，即使男性与女性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的薪资并非都一样。【调查的问题内容为：「在您的国家中，同样的工作，女性与男性的薪资相同的程度为何？一分为完全不相同，七分为完全相同。」在这项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马来西亚（5.66）与菲律宾（5.64）。女性对男性的薪资比例皆为0.81（WEF 2013，50）。而在台湾，非农部门女性与男性薪资比为0.810（行政院主计总处2013c）。】在政治场域也有同样的现象，在阶层中少有女性上位者。【在「立法者、资深长官与管理者」指标，比例最高的是牙买加（女比男为1.45），至第六名不丹（女比男为0.97）「开始，女性担任高阶官职的比例皆低于男性（WEF 2013，52）。女性在国会所佔的比例也比男性低，在表现最好的国家——古巴中，女性所佔比例是49% （WEF 2013，60）。】整体社会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运动中实务上的冲突除了在新左派运动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之外，还有实际政策执行上的问题。如Mariarosa Dalla Costa与Selma James （1972）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没有为女性带来任何改善，尤其是在生产模式之性别分配仍较为传统的意大利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远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提出的改革对于她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因此她们就马克思主义「女性独立始于经济独立」的主张发展出「家务有给」的想法。由于这个主张一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把女性整合进社会生产的概念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强化女性主义所不乐见的，女性更加被裍绑在家庭领域中，因此受到诸多讨论。据Molyneux的统计，在英美两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版物中，在70年代的十年间关于家务劳动的论文有50篇以上（上野 1997，42）。虽然此运动在意大利发起，且之后在加拿大也成立了相关的组织，不过随著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大幅增加，以及理论上的反对意见者众，此运动至80年代即渐渐没落。虽然如此，但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是女性主义者）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家务劳动的讨论并不足以满足新的提问。社会运动中实际的冲突与政策执行效果不彰，让女性主义者思考这是否反映的是理论本身的问题，因此转而回头检视马克思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最著名的批评应该就是Heidi Hartmann （1981）所指出的「性别盲」。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类目（category）是没有性别的，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只为我们画出了清楚的社会结构，但却无法说明谁会填入结构的哪个位置之中。并且，她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以及想要推翻的私有财产并不将女性作为女性进行压迫，那么这两者的终结也不会为女性受压迫的剧情写下句点。即使如此，但她并不因此主张女性主义应该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因为即使马克思主义是性别盲，女性主义也有历史盲的问题。两者还是应该要合作，才能够达到两者分别追求的共同目标——人类解放。这种一方面保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所提及的女性议题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基进女性主义的关怀之女性主义者，大多被归类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事实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间也存有差异，本文所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指的是不认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策略，但仍试图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处境并为之提供解放可能的女性主义者。】这派人士一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满足女性议题讨论之原因（如Alison Jaggar 、Iris Young等人），另一方面也尝试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之适应女性议题的处理。

他们一方面和Hartmann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的「性别盲」之问题，另一方面也同意不用因此就整个放弃马克思主义。然而关于到底该如何改造马克思主义来应用于女性议题的分析上，是存在许多分歧意见。首先，为了讨论的必要，本文在此尝试对女性议题提出一个概要性的定义。不同于基进女性主义把女性议定限定在生育与性劳动范围内，就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议题正是源于女性所担任的「再生产」活动而产生，这是男性宰制女性的根源。根据Jaggar（1983）与上野千鹤子（1997，62）的整理，女性主义者所讨论再生产的概念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再生产（基进女性主义所使用的概念，人生产出具体人）、生产体系本身的再生产（意识型态），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又可以分成「既存劳工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与「透过生产与养育所产生的新兴劳工」）。女性主义者把这三类概念当成一组概念来用，彼此之间有重叠的部份。而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于性别盲的原因，只注重对于「生产」活动的分析，对于女性所从事的「再生产」活动并不重视。

再生产的第一个概念是「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再生产」，如Firestone与梅耶斯（Meillassoux）所主张的（上野1997，63），生育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世代生产，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决定了生育结果应如何分配。女性在这方面所担任的生育工作是由生理学所决定的，且是无法被改变的，生育功能造成女性被男性宰制的宿命。

第二个概念「生产体系本身的再生产」，是如阿尔都塞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维持自身运作所进行的再生产，它又可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力的再生产又可分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再生产（Althusser 1990，151-52）。【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这部份，阿尔都塞提到一个资本家并不为自己的生产来生产，而是由别人为他生产出他的生产资料，如一个面包店老板并不为自己生产出面粉、糖、酵母与烤箱，而是由其他人生产出这些生产资料。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也是在企业之外生产出来的。它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是有所不同，如后所述。】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除了技能以外，还有对统治的意识型态服从。阿尔都塞而言，家庭就是一种意识型态机器，对部份女性主义者，如 Barrett，而言也是如此（上野1997，62），宰制女性的父权体制就是在意识型态的领域内运作。对于这种把性别当作一种意识型态的看法，也有女性主义者提出反对。Delphy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有物质基础的（上野1997，62-63），Delphy的这个反对是无力的，因为阿尔都塞本身就认为意识型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Althusser 1990，184）。意识型态是真实历史的反映（Althusser 1990，179），它一方面展现了个人与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之关系，另一方面它透过实践行动在物质世界中展现自己的样貌。【如一个人认为他的观念是A，但他所做的行为不是A，而是B或C，那么透过物质世界的行动可以知道他的观念并不是A，而是B或C。举例来说，A认为自己是好人，且好人不应该偷窃，但A又偷窃别人的物品，那么可以知道，他并没有真实的认识自己。不是他其实认为偷窃并非一种不好的行为，要不然就是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是好人。】它所呈现的并不是真实，而是个人与真实的关系。Jaggar则指出，若把女性所涉及的生育劳动用这种概念来理解，那么生育看来不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份，而是被下层建筑所决定的上层建筑（Jaggar 1983，156）。可是，生育的确为社会产出新的劳动力，因此，它同时又有第三种意义——劳动力的再生产。

「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家务劳动论战所谈的再生产，这是本文中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意义，这主要由消费与生育两块所构成。女性负责消费的大半责任，男性吃著女性准备的食物。另一方面女性负责生育的所有责任，从Dalla Costa与James的角度看来，这就是家庭主妇做的所有事，这类活动的特征在于是在私领域中进行，也就是未经由市场交换而提供的清洁、烹饪、生育、老幼病照顾，以及为劳工提供情绪上的抚慰等情绪劳动。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透过工资获得保證，但工资并不是劳动力实际再生产的条件。【工资本身并不能再生产出劳动力，它必须换成可食用的食物、足够清洁的住所等等才能够再生产出劳动力。而这个交换在现今社会中大多是在私领域之中进行，以家之名进行无关金钱的交换。】劳动力的再生产不只有物质条件，它也是有技能的，并也包含劳动者对于秩序的顺从态度。【这一部份又与意识型态有关，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不同之处。】它并不在工厂内部（学徒制、生产过程内）进行，而是在生产外进行的。阿尔都塞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与家庭担任了这样的功能。而Jaggar认为把生育用这样的概念来理解，有助于瞭解女性劳动的经济意义以及与经济的交互关系（Jaggar1983，158）。举例来说，贫穷与高出生率的关系：高出生率导致的众多人口无法吃饱，于是造成贫穷的状况；然而也因为没有吃饱，没有足够品质的劳动力，所以需要生更多小孩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从女性主义者对于「再生产」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到他们在理论上面对一个两难处境：一、若认为女性从事生产劳动是生理学此一独立因素所决定的，那么就会有普遍化与本质主义的问题；若认为女性从事再生产是一种意识型态（上层建筑），则它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若是由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么女性主义的主张的确可以收编至马克思主义之中，也就没有女性主义此一独立理论体系发展与存在之必要。二、若认为的确有一独立体制使得女性受到压迫，那么女性主义要回答的是，这个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方面基于认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所以想避开第一种困难，一方面又基于基进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处境的洞见而不接受第二种结果，这导致了他们必须面对第三种后果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Young （1981）所指出的Hartmann的问题。

Young认为Hartmann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认为有「父权体制」这个独立的体系在性别之间运作，这样的双体系论预设了两个不同，且彼此断裂的领域。这里理论的优点是可以避免「究竟是阶级或性别是比较基本的压迫根源？」之问题，可是在这种理论之下，「家」成为女性受到压迫的主要场所，如此一来，很难把对女性在家受到的压迫之分析带到家之外的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还是可以维持它的性别盲，继续它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女性压迫问题对人类解放来说仍然是一个附加的问题。这样的双体系论基于实务理由而发展出来的，但这不代表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于是Young提出「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作为新的分析框架，认为性别是分工的首要形式，透过分工可以讨论具体的权力关系，谁下命令、谁服从，与谁纳凉，谁做苦差事。她认为透过性别分工的分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可以解释带有性别偏见的资本主义为何物。然而Young的这种主张有一些问题：一、如Rosemarie Tong指出，即使使用分工概念可以讨论到阶级所不能讨论的「谁填入哪个位置」，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就与父权体制相扣，两者的关系可能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可以用女性主义的分工论来补充（Tong 1996，323）。如此Young则又回到了她自己所反对的女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附加物。二、即使Young所主张的「性别分工」可以解释女性在家庭与家庭之外的压迫，但是否能解释男性受到的压迫与行使的宰制？它是否可以回答公私领域的产生？又为何会从「性别分工」到「分工」？若性别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早先无法看到？

与Young一样，Jaggar （1983）也有注意到双体系论的问题，于是她认为女性主义有必要发展出一个统整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像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样指认出不同的生产模式之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也应发展出一套方法以指认出男性对女性宰制的不同发展阶段。Jaggar选择了不同于Young的另一条路，她沿著Hartmann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与政治学特色来證成马克思主义对于处理女性议题来说是不够的，为了要把女性议题整合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之中又不失女性主义的独立性，她选择的是利用「异化」这个概念说明过去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讨论之外的女性其实也如工人一样被异化，但她们与工人被异化的成因不同，以维持女性主义的独立性。Jaggar之所以选择使用「异化」作为新的核心概念是因为她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下关系之品质与结构的特色，且（也许可以说是依著Dalla Costa与James的路子）她指出既然家庭主妇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外（家庭主妇没有为在市场卖出商品而有薪水，以及没有利润是源自于她们的劳动），那么她们与她们家庭里其他成员的关系，与其他家庭主妇、与自然，以及与自己的关系就不会是异化关系。于是她企图利用證成家庭主妇、女性也是有异化的，于是她们在资本主义之下也是受到压迫的，把家庭主妇纳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Jaggar，这种作法也有问题：一、理论上的问题。和Young一样，Jaggar这种作法最多只能说马克思的概念的确可以使用在分析女性处境上，Jaggar所做的只是补足了马克思因性别盲所没有做的分析，再一次的，女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附加物。二、逻辑上的问题。Jaggar的论證之前提为「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么则有异化」，这一前提本身就不正确了，异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也存在。再来即使前提正确，说明女性的确有异化以證成她受到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有有逻辑上的谬误。

Young与Jaggar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式改造有共同的问题。第一、如前所述，两者成功地成为她们所反对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附加物」。第二，即使她们新瓶装旧酒的概念正确地说明瞭女性的处境，但两者皆还停留在阿尔都塞所说的描述性理论层次，这是发展理论的必要经过，但理论最终是要发展出超越「描述性」的形式。若满足于描述性理论的内容有多么符合现实，那么反而会阻挡理论的发展，无法看到「运作机制」为何（Althusser 1990，160）。Jaggar自己也认为「新的理论框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但也必须要超越它才行。（Jaggar 1983，317）然而，要怎么超越马克思主义，Jaggar也没有说清楚。当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似走到死胡同时，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露茜-伊利格瑞（2005）似乎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不同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伊利格瑞对于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分析，她并不执著于使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所以她并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而是企图直接挑战马克思的《资本论》。伊利格瑞的超越在于，她选择挑战《资本论》这意味著她认为《资本论》是重要的著作，但另一方面基于她精神分析的途径，她又不会受制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她完全不认为马克思有性别盲，而是完全沉浸在「男性中心」思想而不自知。也就是说，因为她并没有像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样（一方面肯认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否认马克思主义，她完全是以怀疑的眼光看著《资本论》。于是她并不会遇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两难问题。在她完全超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但又不是完全无关的分析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议题的新可能。然而也因为伊利格瑞精神分析学派的背景，她对于《资本论》的批评若从马克思主义的眼中看来是显得没有「基础」，于是她所开创的「新可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再梳理一遍。

透过伊利格瑞的洞见，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性别盲 ，而是他无意识的「男性中心」思想。如阿尔都塞所说的，每一种意识型态都有它的物质基础，在论文的最后一部份，首先要做的是，利用伊利格瑞带来的新可能，来检视马克思的「男性中心」思想之历史条件为何？在说明这个历史条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理论困境实则因于她们本身「女性中心」思想。在「反对」父权体制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预设了父权体制「女性与再生产有关」的这种意识型态之有效性。不管是马克思的男性中心思想，或是女性主义的女性中心思想，这两者都是沿著性别此一轴线所发展出来的。透过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洞见，我们得以超越性别意识型态，而看到更纯粹的理论。不管是「资本家压迫工人」或是「男性压迫女性」，内容可以随意置换，但「压迫」此一形式不变。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的分析，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形式其实根源于拜物。然而马克思的研究只说明了人生产出物这种劳动，透过女性主义的发展，我们得以关注到人生产出人这种劳动，而透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劳动也被拜物为女体。这两种劳动造成了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与女性主义者所看到的父权体制，因为这两种劳动，让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陷入理论的困境。透过说明这些问题的根源，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本文将会从较为具体的家务劳动有给制的讨论开始，再往较抽象的理论问题探索，如Hartmann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以及Jaggar从人类本质跟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女性处境的不足之处。虽然马克思主义有这些问题，但是部份女性主义者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有助于分析及解决当代女性问题的，像是Jaggar使用异化来连结在家做家务劳动的女性与在家之外从事薪资劳动的人，也有如Young使用性别分工来分析男女处境以统合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这两大变数。即使他们这样的使用方式是成功的，其实是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范围，但是和他们所主张的女性问题的独立性，其实又有冲突。在此本文将借用另一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来解决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问题，也就是伊利格瑞使用资本论中对于商品的分析来用来女性身上。透过这些尝试可以看到即使马克思主义有性别盲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它被用来分析女性问题。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马克思并没有看到女性主义所说的那些问题，回答这个提问，要用公民象征的普遍性来理解。在解开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又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其实也有着把再生产拜物为女体的倾向。在看清楚这两点之后，可以发现，其实人同时拥有生产与再生产这两种劳动、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分别是这两种能力拜物发展而出的。瞭解到这种意识型态之后，才有可能回归真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