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 |《南京照相馆》：无产阶级该如何见证这段惨痛的历史

上周末带孩子去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笔者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电影发行方有一点做得好：别的电影都在庆祝取得了多少票房，而他们一直发的却是有多少人一起重新见证了这段历史。

电影的主题就是“见证”：影片中上子弹、校准枪口、扣下扳机的过程，与对焦、调整光圈、按下快门的过程交叠在一起，历史被重新浮现；特别是最后的“咔哒”声和“咔嚓”声交杂在一起，给了观众巨大的心灵冲击。

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理由忘却这段血淋淋的惨痛历史。

值得肯定的是，《南京照相馆》有别于以往的某些抗战影片，终于没有再像喝着《河殇》毒酒向美日欧顶礼膜拜的那代导演那样去刻意发掘凶手身上的“人性闪光点”，而是塑造出了伊藤秀夫这样一个出身高贵、举止和善的人形畜牲角色。

对于被杀害的中国人民来讲，不管任何一头鬼子，当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刻，他的身份有且只有一个——刽子手！

伊藤秀夫就是刽子手们的代表——一个被军国主义思想深度腐蚀、黑化的纯粹的坏人。

八路军之所以在平型关大捷中伤亡惨重，几乎没有抓到日军俘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士兵，哪怕到最后时刻也在作困兽犹斗。当我军清扫战场，试图俘虏、救助鬼子伤员时，他们还要拉着我们的战士同归于尽。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日本士兵就是天然的坏人，只是因为他们深深受到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也并不是说这样的日本士兵不能被重新改造成人，八路军的战俘政策成功地教育改造了一大批日军战俘。

仅从1941年到1945年，就有几百名日军战俘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得到思想转化和素质提高。很多战俘经过改造，主要要求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奋战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至少有三十多人最终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余的人绝大多数成为战后连接中日人民交流的桥梁。

正如毛主席在1941年5月为日本工农学校写下的亲笔题词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但是，以往的某些抗战片却不作阶级分析，不去指出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去发掘刽子手身上的“善良”，这不仅仅是对昔日帝国主义列强的跪舔式犯贱，而且是对被杀害的中国人民的二次犯罪！

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系统性暴行的国家意志。战前的日本社会正处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与军国主义思潮交织的复杂时期。为了转嫁内部矛盾，日本军国主义高层拼命炒作日本资源匮乏的困境，在民众中鼓噪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传统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矛盾的交织，塑造了独特的阶级结构，最终为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土壤，为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埋下伏笔。

日本军国主义高层进攻南京的战略目标就是要“粉碎中国抵抗意志”，甚至直接发出了“不留俘虏”的密令，通过“百人斩竞赛”等暴行鼓励士兵施虐，将屠杀变为制度化行为。

而日本士兵从儿童时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小学教材将中国人污名化为“蚤虱”，用青蛙解剖训练儿童虐杀心理士兵入伍后需通过“胆量测试三部曲”（刺杀战俘、轮奸剖腹、食用人肝）彻底泯灭人性，最终让他们沦为军国主义的杀戮机器。

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施害的一方固然是罪魁祸首，受害的一方自救无序、反抗被压制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为了争取国际调停及维护“首都形象”，强烈强令伤残累累的淞沪败军固守南京，10余万士兵多为未训练的新兵，士气低落、严重缺编。《中央日报》高调宣称“政府誓守南京”，使南京市民误判了形势，50多万平民滞留城内。唐生智为向老蒋表决心，竟作秀式地收缴渡江船只并令36师封锁挹江门，自己却先行跑路、弃守黎民，因为指挥无序使撤退时军民争相踩踏；滞留城内的士兵化妆成平民，反而为日军提供了“搜捕便衣兵”的屠杀借口。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奢谈抗日者杀无赦”，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进行污名化宣传，甚至配合日军围剿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导致吉鸿昌等抗日将领被害；以汪精卫、周佛海为核心的低调俱乐部（胡适参与其中并为其命名）公开鼓吹“战必败”，这种思潮不仅助长了高层的妥协投降倾向，更是瓦解了全民抗战意识，使得南京城内的老百姓完全沦为被屠杀的羔羊。

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本质，而国民党政权的消极抗战路线、战略失误及对人民抗战力量的压制，则加剧了悲剧的规模与惨烈程度。

今天我们重新见证历史，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为了牢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恶，彻底遏制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为了牢记内部反动派“对外投降、对内压迫”的反动本质，劳动人民要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力。

为了反对这样的内外敌人，无产阶级的唯一使命就是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