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内核与对流行理论的清算——劳动的历史2.0（6.6）

6.6 危机

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过剩人口既是其条件（因为生产资料的扩大需要资本长期拥有一支产业后备军以完成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结合），也是其结果（减少必要劳动以创造过剩人口），但由于劳动需求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却是快于农产品的增长，因此从长远来看劳动需求会不断下跌。因此一方面劳动的需求会不断刺激人口增长，另一方面资本的“自然”增长率则要求资本制造过剩人口，降低实际工资从而降低人口直至劳动力的供求恢复平衡。与之相反，凯恩斯主义则倾向于认为资本积累要从属于人口增长，因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缺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可图”（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生产能力越高而消费倾向越弱时，维持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就越重要以维持资本增长，在这里，资本积累并不会因为工资的绝对增长而受到抑制。

但是这两方都混淆了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因此就把劳动本身归为了工人的消费品/实物工资，也就只是根据对总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同形式（工资、利润与地租等等）来讨论问题。而这是因为他们将货币职能仅仅限制在了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并忽视了货币的贮藏功能，从而在他们那里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并不是私人所有的，而是社会共有的，因此经济危机的原因只不过是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出现了问题。他们并不考虑剩余价值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不考虑货币资本循环是如何将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积累的，因此他们只能将不变资本这个资本家积累价值的关键剔除出考虑范围。他们会认为，分配会影响生产，产出量会响应需求的大小。因此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资本积累导致工资过度上涨，进而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危机，这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又表现为随着工人运动、充分就业与工会壮大等状况的出现导致工资上涨，进而利润率下降与投资下降，最终造成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危机；而对于凯恩斯主义来说，危机的爆发是因为有效需求相对于当前供给不足，或是由于消费者的购买力太低，或是由于剩余价值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均。但只要他们只把固定资本折旧看作毛利润的一部分，从而忽视不变资本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那么他们就只能限制在流通领域而看不到危机的真正原因。

考茨基看到了生产过剩的趋势，但他只是将其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这样资本扩张便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表现，而是由市场的发展所驱动的。因此考茨基所谓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理论前提则是简单地将货币视作一种流通手段、记账单位，而不是被当作一种价值贮藏手段，“由于商品在交换中全面地互相衡量，它们同时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趋向以⼀种商品来衡量。这种商品为了成为货币，只需按照习惯被固定为价值尺度”（希法亭《金融资本》），基于此他们也就只能关注社会劳动的分配即价格规律，“价格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价格变化对生产的扩大或限制，以及对新的生产的建立等等，是决定性因素”。而卢森堡则从另一种思路中回到了分配上：在一个只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纯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因此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借助纯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力量，即“第三消费者”，虽然卢森堡不同于马尔萨斯的“非生产消费者”，指的是剩下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是其任务并没有不同——只买不卖或少卖，只消费不生产或少生产。之所以卢森堡的理论需要一个第三消费者，是因为她同考茨基和希法亭一样仅仅是将货币视作流通手段与记账单位，从而将买者价格（成本 利润）等同于商品的实际价值，因此问题就变成了这一买者价格由谁来支付从而让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从这一问题出发，如果是在纯资本主义关系中，那买者价格就是资本家本人来支付从而用于投资并扩大生产能力，但这样的话在下一个时期生产能力就会提高，需要填补的需求缺口就会更大，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难题也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三消费者。因此卢森堡反而回到了拉萨尔和杜林的消费不足论，好像“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恩格斯《反杜林论》），那么要么只能证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是不可能的，要么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人为制造”剩余价值。

因此不难发现，这些危机理论只不过是只关注于流通与分配领域的“比例失调论”的不同形式而已。格罗斯曼虽然强调危机的利润率下降条件，但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危机的蔓延，小资本家将会破产，其资本被大资本家以低价收购；同时劳动强度加大会让实际工资降低了，因而让剥削率上升，这些因素反而会使利润率开始上升，所以存在着许多因素可以抑制或加速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或者说通过改变剩余价值分配格局来延缓危机的到来。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利润率下降只不过是生产力绝对发展在资本主义下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它并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资本积累来源于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劳动使自己与生产资料的价值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传递下去，而积累的唯一目的是保持现有资本的价值并使其增殖，那么积累反而是通过同时阻碍它的方式来进行，表现为剥削剩余价值并让其保持在不变资本中。因此积累越是扩张，资本构成中不变资本就越增长，也就意味着总剩余价值的减少，不同团体从中得到的份额也就相应减少，由此造成了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与人民群众的相对贫困，这种过剩并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剩，而是资本增殖手段即不变资本的生产过剩。

“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做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而在生产领域所形成的危机无法得到解决，因为这一危机的原因实际外在于资本主义总体性——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是活劳动的自由体现，它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因此它必然会导致资本生产过程与过度积累。这与资本积累的目的发生了内在矛盾，从而为了货币价值实现过剩资本必须四处寻找最疯狂的手段来实现增殖而不履行任何生产功能，即不创造剩余价值，这些手段反映在了对剩余价值的分配领域：形成垄断组织，以赚取垄断价格；国家通过强制力干预市场，来发挥它“阶级调和”的功能；过剩资本在金融市场奔流，或投资于互联网，或投资于房地产等等；通过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劳动中介和劳动经纪人从工人那里获得一部分利润；技术封建社会将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去中心化平台让网民提供“云农奴劳动力”。尽管我们在“合并思想：蜂群社会主义还是技术封建主义，还是其他？”（【高阶魔怔人入门】合并思想：蜂群社会主义还是技术封建主义，还是其他？）中已经指出，“云租金”实际上是数字平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形式，但是封建主义的隐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揭示一点——各行业企业、劳动中介、工会、地租食利者、服务器管理员与政府等等团体，只是在抢占总剩余价值分配的占比，也因此他们也会以其自身相应的特定形式实现危机。

当然我们看到，国家与政府的角色比较特殊，因为国家与政府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自私有制历史开始时就存在的政治组织。国家与资本不同的历史性也就导致了虽然国家因资本的吸纳必然从属于货币与价值规律，但这一吸纳是并不完全的。一方面国家是资本运动相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外在性而被分离出来的机构，它是作为一种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的相对解决方法而被定义的，换句话说，国家是剩余劳动生产与资本占有与积累的相对于分配的“例外”的具身化，它通过“全权代表”进入市民社会范围，以维护“国家的普遍利益和法制”，它不但不属于市民社会，而且还可能反对市民社会；另一方面它也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参与者，它无法独立于价值规律行事。而恰恰是国家与政府的特殊地位，使得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