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降工时”的迷思——劳动的历史2.0（6.5）

6.5 收入分配

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劳动，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凝结在劳动产品中传递下去，而资本积累的唯一目的是保持现有资本的价值并使其增殖，那么积累就是通过同时阻碍自身的方式来进行的，“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之永久化”（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越是扩张，资本构成中的不变资本就越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变资本代表个体资本家的收入，因为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知道，作为“资本一般”一部分的不变资本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抽象。所以不变资本的增长意味的是社会全体生产者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日益减少，即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的整体减少。

而“利润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利润、利息、地租、年金、赋税等等，在不同名称和不同阶级的居民之间进行分配”（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部分是独立的、构成价值的要素，因为商品的价值已经是一个给定的量，它不管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量如何，商品价值总是它们的全部价值的整体。而恰恰是通过这种特殊化处理，使得剩余价值这个共同的统一体的性质被神秘化，这些构成要素仿佛可以自己产生价值而与劳动甚至生产没有必然联系。在这一方面表现的更为彻底的要素就是“利息”，“利息则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如果说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表象上还能和劳动产生联系，那么利息则是看似完全来自于货币资本本身，“自然利率”作为机械性的东西是实物资本的收益率，对物价完全保持中立。但是因为货币作为商品需要一个特殊的价格，而我们知道价格是在关系中所确定的，那么货币要想进入流通，“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资本，而且对其他人来说也是资本。它不仅对让渡出它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被让渡给其他人的”。既然货币在生息资本那里表现为一种商品，那么我们有必要先考察商业资本。

我们知道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纯粹职能就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那么商业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而这种纯粹的商品交换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商业资本并不能独立地支撑起价值规律的运行，其功能也不外乎是对价值的实现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也是在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因此在流通过程中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也需要提供一个平均利润，即C-M-C’，才能让这个再生产过程继续下去。那么既然流通过程不产生剩余价值，所以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也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商人资本是如何从总利润中分割自己的一部分呢？我们知道商品流通需要时间，这一时间在产业资本那里则是买卖商品时所损失的劳动时间，因此我们发现商品的流通时间实际上是产业资本在流通环节所必然损失的一部分价值/利润，它要为流通过程预付资本，因此实际上商业利润来源于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它们必须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补偿；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流通费用；但由此不会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而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商业利润并不是单纯地让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价值，从而造成一种商业资本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的假象，而是说，商人从产业资本那里购入商品的这一环节也就意味着商业利润已经受限于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只不过是承担了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职能。因此在总剩余价值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商业资本通过从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从产业资本中购买商品，再以生产价格出售商品，“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门，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

因此虽然商业资本表现为“C-M-C”，但是M已经被剩余价值所规定，也就是说已经被货币所规定，那么它只不过是资本本身，“流动资本最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相反，它是处在一个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中的、作为上述运动的主体的资本本身”（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因此我们将M去掉后也就得到了生息资本“C-C”，所以同商业资本一样，生息资本实际上“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那么也就用商业资本一样，其利润也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的一种扣除，“利息最初表现为、最初是、并且实际上始终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由于去掉了M，因此生息资本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纯然是对未来的虚拟占有，亦即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但是未来的剩余价值生产是不确定的，因此信用体系作为手段来回避这一危机（就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来看，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所以生息资本全然是货币资本循环的化身，也是它的完全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在一次次预付中的“冒险”，在这一体系下，资本家的投机活动实际上并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在被迫实现资本运动的意志。所以生息资本与生产方式一致，也就是“最正义的”，“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

另一个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是地租，在这一具体形式中我们能看到在第5节中所阐述的从属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要素从属于自己（在这里就是来自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地租），让其遵循自己的运行逻辑。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的吸纳也是不完整的：“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一方面农业生产本身就要涉及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而另一方面农产品与地租也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马克思所分析的“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前提都是农业生产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也因此虽然存在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异，但由于农产品与地租都采用了货币价值形式，所以土地的价值是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发展出来的。当然自然的客观条件不容忽视，肥力的差异也就不能通过竞争和资本转移来消除，那么农产品的生产价格反而是由肥力最低的土地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此肥力较高的土地所有者就获得了“超额利润”，以这种形式参与总剩余价值的分配。在前资本主义这种土地所有权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权力还只是表现为实物地租，而资本主义则“使它可以从这个不费它一点气力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因此我们在地租中看到了整个私有制历史的共同性——剥削阶级独占剩余劳动的法律虚构。

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具体形式是工资，注意这里的工资并不是对于价值而言的可变资本/货币工资，而是对于利润而言的实物工资。对这两者的混淆是重灾区，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民粹主义话语，觉得“涨工资，降工时”能够威胁到已经在实物工资与单个工人工作时间之前预先给定的总剩余价值，但是一方面我们在“随机为极少部分劳动者增加一块钱绩效是否属于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中指出，不同行业之间实物工资的差异，以及行业内不通过工人之间的差异，一直受各行业的预付资本，也就是受一般利润率所规定，从而在剩余价值增多的同时总收入反而没有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在“劳动解放的迷思：仅仅是降低劳动时间就足够了吗？”中指出，劳动时间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休息时间的损失，“两个部分都可以增长，或者以同一程度增长，或者两者以不同程度增长。一个部分的增长不是以另一个部分的减少为条件，反过来也是一样”（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他们将利润与剩余价值混淆，将在市场中表现的劳动时间与真正在劳动过程中的活劳动相混淆，从而将自己的视野完完全全限制在了流通领域，他们的实践形式也只能是“工联主义”，“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所造成的失败也已然是注定的，因为实物工资必然要将整个无产阶级原子化。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指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的阶级概念同时否定它，因为“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这一阶级概念是纯然社会学意义上的，因为它对应的是对总剩余价值的不同分配形式，限制在这一意义下就只会在社会上划分出无数个阶级，从而掩盖了真正的阶级矛盾。我们看到，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也恰恰陷入到了这一概念的陷阱下，主张“从社会解释中对阶级首要性的先验信念转变为在探索阶级因果重要性时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立场”（赖特《理解阶级》），对于他们而言，阶级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指的是在所有社会形式中剩余的占有和分配情况，从而在实践形式上比工联主义更原子化——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散地出现在话语形成之中，松散统一的政治团体也就只能靠“意识形态缝合术”来“连接”。

不容忽视的是，“涨工资，降工时”的口号到现在为止都如此有号召力，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暂时地为工人阶级争取了“合法权益”，但更重要的是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存在着联系。而我们将在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危机理论只能解释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