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这些不用枪炮杀敌的战士 我们不该忘记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大地陷入前所未有的浩劫与灾难,山河破碎,哀鸿遍野。
连天的烽火中,几十万人不约而同地选择前往相对安宁的广西桂林躲避战火、继续抗争。在这些人中,除了逃难的民众外,还有众多高校的学生和文化人。
军史专家 徐焰:在蒋介石统治区发表不了的一些文艺作品,在桂林倒是能发表,而且还不受特务的干扰,所以当时桂林城内办了一些文化会馆、艺术剧社。这些人大力宣传抗战,同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来到桂林,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就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徐悲鸿多次来到桂林,创作出大量饱含抗战激情的画作,用艺术的力量唤起民众的觉醒和团结。与此同时,他还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投身于各种捐献义卖活动,为抗战筹集资金。他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画作倾囊捐出,甚至不辞辛劳地远赴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多地举办多场抗日募捐画展,呼吁海外侨胞伸出援手。
徐悲鸿之子 徐庆平:当时他的画展出的时候,大家贴红条子,贴了红条子就说这张画已经卖了。但是他有好多画人家都喜欢,上面贴好几个红条子。那怎么办呢?他就再画。贴4个条子,他就再画3幅,贴5个条子,他就再画4幅,能尽多大力量就尽多大的力量。
几年间,徐悲鸿为抗战捐画远超上千幅,募款总额将近10万美金。
1938年9月27日,无情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桂林。敌机在桂林近郊投下10枚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人们陷入了混乱与恐慌之中。
一个月后,武汉会战结束。敌后游击战争迅速开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创建和发展,消耗和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
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持续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的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谬论,企图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削弱民众的抗战决心。
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士和文化机构自发组织起来,积极投身于文化抗战的浪潮之中。桂林逐渐成为文化抗战的前沿阵地。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副馆长 文丰义:当时很多文化人以不同的创作方式,比如绘画、文学作品等等各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把抗战的意识融入到里面去,唤醒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郭沫若、夏衍等文化人士创办抗日救亡报纸《救亡日报》。报纸中的犀利笔墨和深刻内容成为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的重要精神武器,为抗战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来到桂林后,总编辑夏衍亲自参与报纸新闻的写作,几乎每天不停笔地写,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样样不在话下。仅两年多时间,夏衍个人累计完成了450多篇社论,共计50多万字。
1938年11月至12月间,日军对桂林发动多次空袭,破坏了大量房屋和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们妄图通过频繁的轰炸,摧毁这座城市的抵抗意志。
著名作曲家、中国新音乐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张曙,为桂林的抗战宣传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夜以继日地创作抗战歌曲,激起了无数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8年12月24日,张曙在创作抗战歌曲《负伤战士歌》时遭遇敌机轰炸,不幸牺牲。在废墟下,人们发现这位作曲家将女儿紧紧抱在怀中。在他的身旁,散落着沾满血迹的《负伤战士歌》手稿。
张曙的牺牲,让桂林文艺界和普通民众深感悲痛,他的文字与旋律已然化作抗战精神的鲜明符号。
勇敢的文化战士在废墟上继续创作,用作品记录侵略者的罪行,用歌声唤起民众的觉醒,用画笔描绘民族的苦难与抗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化人会聚到桂林,不同的思想、艺术风格和抗战理念相互碰撞、交融,催生出更多元、更丰富的抗战形式,让桂林这座城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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