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犬爪牙从不觉得自己在作恶

在每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总会浮现出这样一类人。他们不居庙堂之高，也未必是十恶不赦之徒，却往往站在历史暗影的边缘，用沉默或者麻木完成一道道命令。他们站在命令与暴力之间，站在人民与统治之间，执行、服从、制裁，像一柄锋利却无意识的刀，指哪儿砍哪儿。他们，是帝国机器的齿轮，是系统之手的延伸。

有人叫他们鹰犬，有人说他们是爪牙，也有人干脆骂一句“走狗”。可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在祸害人民。甚至，他们觉得自己是“尽职尽责”，是在“维持秩序”、“保护国家”，或者，只是在“混口饭吃”。

晚清衰落之时，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妄图以盲信的方式对抗列强之时。洋人屠城，百姓蒙难，而本应保护人民的地方衙役却拿起了皮鞭棍棒，对准了自己人。

剧作家老舍在《茶馆》中让“二德子”脱口而出一句：“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

你看，他不是不知道谁是敌人，但他知道不能打洋人，打了要惹祸。可老百姓能打，能吼，能踹，这种活儿，他干得顺手。他压根儿不觉得这样有问题，他觉得这是“管事”，是“尽职”。

这一句台词，不是戏剧的夸张，而是时代的真实。在无法对强权表达对抗时，他们选择以暴力镇压弱者，显示自己对权力的忠诚。这种忠诚，是压抑性的、压迫性的，是一种向上服从、向下残忍的扭曲机制。他们无法挑战命令的来源，就将命令的刀锋转向自己熟悉的街巷、邻里与同胞。

他们的内心并不感到羞耻。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恶人。因为他们坚信：我只是在做分内之事，只是在服从。我不是制造者，我只是执行者。他们将所有的责任推向系统，推向上级，将所有的暴力合理化为“不得已”。

这种心理的结构，是鹰犬人格最可怕的部分。他们不是疯子，却能冷静地下手；不是恶棍，却在恶中有条不紊地“值勤”；不是疯魔，而是勤勉、沉默、有效率。

老舍没有让这些人消失在清朝灭亡的那一幕。他写到了民国，他让“老警察”在喝茶时感慨：“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

对面坐着的宋恩子干脆地接道：“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

这不是玩笑，这是他这一类人活着的逻辑。他不在乎上面是谁，是皇上也好，袁大头也罢，哪怕换成洋人、鬼子，只要有饭吃，他就干。这种人不讲理想，不讲正义，只讲实惠。他们从来不去管这权力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干净，他们只看它能不能给自己一口饭。他们从来不想自己站在哪一边，只看自己还能不能站着。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是个吃公家的，办差的。”听起来好像挺无辜，仿佛什么责任都不该算到他们头上。可仔细想想，很多坏事，就是靠他们一桩一桩办下去的。有人传话，有人抬棍，有人盖章，有人抓人——他们就像一套机器，各司其职，干得井井有条。等你真追问起责任，他们却个个都说：“不是我，是上头让我干的。”好像谁也不是罪人，坏事就自己长出来的。

这种人，满清末年有，北洋政府有，民国各地政权也不少。有的是当官的腿子，有的是衙门的差役，有的是特务、密探，也有的是“维持会”的头头。看起来只是“管秩序”，其实干的就是帮人维稳、镇压、消声的活。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国为民，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自己那份差事、那口饭碗。他们看着谁有势，就向着谁；看着谁落魄了，就立刻翻脸不认人。

中国共产党初期开始活动的那几年。那时候，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农民组织合作社，刚刚有点风气，他们就急了。这些鹰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各地警署的“肃共组”“清共队”，还有秘密调查局、军统、中统。一旦查到谁跟共产党沾了边，哪怕是发了几张传单，递了个口信，他们就能连夜抄家抓人，整得人死去活来。

有的是地下交通员，拿着药单送情报，被街口的特务盯上，活活打死在审讯室；有的是办夜校的女教师，教工人识字，也说了几句“旧社会黑暗”，第二天就被人拉去提审，一顿皮带伺候；更有的是早期党小组的骨干干部，像李大钊先生，就是被北洋军阀的鹰犬抓住，枷锁押送，最后吊死在京师看守所门前。

更讽刺的是，这帮人干了一辈子“效力”，最后往往也没好下场。清朝倒了，他们成了“旧势力”；北洋完了，他们成了“余孽”；日伪投降，他们又成了“汉奸”。没哪个主子会真心护着他们，该丢就丢了。他们活得小心翼翼，结果还是成了垫脚石，被历史一脚踩下去。

可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干得“清清白白”。因为他们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是非，只认上下。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站在压迫的一边，只觉得“我只是照规矩办事”。在他们看来，打人是工作，逼供是任务，告密是尽忠。他们最怕的不是干坏事，而是失业、被裁、断了饭路。

这些人，说不上多坏，也不见得多蠢，他们只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活法。他们相信规矩，但那规矩只保护权力；他们不讲良心，因为良心从来不在岗位职责里。他们可能家里也有孩子，也会给老人磕头，但在执行命令时，连一丝犹豫都不会有。他们把人当成任务，把社会当成单位，只知道“上面怎么说”，不知道“下面怎么活”。

问题就在这儿。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我就是个打工的”“我可不掺和那套”，当大家都不愿为正义冒一点险、说一句话，只愿意为自己找一个安全的位置，那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因为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站出来的时候，没人站出来；最需要人喊一声“不对”的时候，大家都装聋作哑。

鹰犬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哪家教出来的。他们往往是一步一步变成那样的：开始只是想混口饭吃，后来变得谁都不信，再后来就什么都不问了，只要上头点头，就什么都干。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是麻木；自以为中立，其实是在帮恶势力。他们不是刀的主人，却愿意做刀柄。

在一个权力频繁更替、政局动荡无常的时代里，这类人将“效忠”降格为一项交易：忠诚不是对理念、对国家、对人民，而是对“饭碗”。

这就是那种鹰犬人格的本质所在。他们的生存哲学中，只有饭吃与饭不给吃的区别，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压迫与反压迫的划分。他们将自我抽空，只保留一个“工具化的服从体”。他们不害怕屈辱，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那是屈辱。他们不反思自身是否正义，因为正义从未在他们的字典里出现过。他们把所有的罪恶，统统“上交”给系统，然后一脸轻松地说：“我只是个办事儿的。”

这样的角色，并不只存在于文学里。

他们在真实历史中随处可见。清末镇压维新人士的团练、负责逮捕新党的捕快，在北洋政府里升起的密探、巡警，在南京政府的特务机关中那些蓝衣社的“干将”，再到伪满洲国和各地伪政权中那些“维持会”“保甲长”……这些人或拿着鞭子，或捏着笔杆子，或藏着密报，他们穿梭在权力的每个缝隙里，自以为稳妥地站在“体制的背后”，实则成为了祸乱的递刀者、压迫的放大器。

鹰犬并不觉得自己在祸害人民，因为他们从未认同人民这个群体。他们认同的是上级，是系统，是命令。他们与百姓同吃同住，却早已在心理上划清了界限。他们一手执法，一手领饷，将人民当成了对象，而非自身。他们甚至以此为荣，自觉高人一等。正因为他们曾是人，所以堕落才显得尤其彻骨。

这正是鹰犬人格的根本：在不反思中活着，在盲从中完成一生。他们或许不是主动作恶的人，但却因被动服从成为恶的通道。他们并非铁石心肠，而是在逐渐沉默中学会了将良知关闭。他们的日常是职责，他们的职业是工具，而历史，将他们永远写在了边缘，却也无法忽视他们留下的伤痕。

在那个时代，他们只是无数小人物中的一员。可正是因为太多的人选择了“服从”，正义才一次次被延宕；正是因为太多的人甘于做鹰犬，黑暗才一次次笼罩着人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在做错事，他们只是没勇气做对的事。

而最深沉的悲哀，是这一切，竟显得如此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