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新说】北洋军阀覆灭史（七）

1917年7月，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打垮张勋复辟后，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再造民国”。他继续充任国务总理，组成皖系、交通系、研究系的军阀、买办和官僚的内阁。黎元洪辞职，推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但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府中的实权远不及段祺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凭借武力和阴谋手段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因为1917年4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竞争，于是暂时采取与日本妥协的政策。11月，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订立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在《兰辛石井协定》签订之后，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激烈地进行。1917年8月，段祺瑞政府在日本怂恿下，正式对德、奥宣战。段祺瑞采取的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手段，借“参战”为名以扩充皖系军阀的实力。当时有人揭露说:“段祺瑞借口出兵欧洲，拟向日本借款购械，用以屠戮异己。”清楚地道破了段祺瑞政府参战的真正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段祺瑞政府采取“菊分根”政策，就好像菊花分根移植一般，把日本资本输入中国，企图变中国为日本垄断资本的殖民地。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以各种名义对段祺瑞政府公开或秘密地提供了大宗借款。日本政府组织了一个银行团，作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总机构；并于1917年设立“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政府派帝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奔走于北京、东京之间，策划借款事项。段祺瑞政府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经办。这笔被称为“西原借款”的黑账据一个当事人回忆，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总数达5亿日元，“西原借款”14500万日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日本通过借款，不但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而且夺取了东北的铁路、金矿、森林等大量权益。日本还以所谓“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和“电话借款”等名目篡夺了中国的电讯事业；又以所谓“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控制段祺瑞政府的军事，如1917年冬的一次军械借款中，段祺瑞答应日本提出的要求:将“军队所使用枪炮的口径、必要的机要部分及子弹的规格”，均按日本“实行统一”；还答应“将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归日本控制和垄断，作为借款的抵押。卖国贼段祺瑞只要能借到款，只要军械、军火到手，什么国家民族利益都是可以出卖的。从铁路、轮船、工厂、 矿山到各种税收，乃至一个城市、一个商场的收入都被他拿来作为借款的担保或抵押，简直到了“当尽押绝”的地步！甚至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侵占山东的时候，1918年段祺瑞政府对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也表示“欣然同意”。后来日本就以此为口实坚持要占领山东，不愿将它归还中国。这是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的卖国罪行！

巨额借款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曹汝霖招供说:当时北京政府日常军政开支，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收入合计不到1200万元，“尚短八百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段祺瑞利用日本的军费、军火大肆扩充军队。日本军官替段祺瑞训练了3个师、4个旅的所谓“参战军”，作为段祺瑞进行内战的主力。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接受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的主张，拒绝恢复约法和已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祺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当时人民需要的是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孙中山的“护法”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像潮湿了的鞭炮一样发不出声响来。不久，南方军阀与直系军阀相勾结，迫使军政府改组，排挤了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悲愤地说:在护法军军政府中，“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他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处于绝望的境地。

段祺瑞决定对南方用兵，以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出兵攻占湖南，作为进攻两广的基地；攻占四川，作为进攻云南和贵州的基地。1917年10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陆荣廷的桂系军队也开进湖南对抗。段祺瑞的阴谋是消耗直系和桂系双方兵力，以坐收渔利，并夺取南方军阀的政权和地盘。而直系军阀冯国璋则企图勾结南方军阀挤走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窃夺北京中央政权。冯国璋因此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 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11月，在湖南的直系军队自动退兵，发表宣言，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直系督军又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军政府和平解决。段祺瑞被迫辞职，内阁随之垮台。段祺瑞去职时，发出密电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 段祺瑞和袁世凯一样，“朕即国家”的思想已跃然于纸上。可是他想“武力统一”，得到的却不是统一，而是分裂。12月，冯国璋任命倾向于直系的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表面上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不久王士珍将陆军总长的职位让给段祺瑞的亲信，并发表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段祺瑞完全夺回北京政权，拟订了几项具体的办法:一、设法令段祺瑞部下的督军活动；二、瓦解王士珍内阁；三、竭全力援助段祺瑞复职；四、支持段祺瑞统一全国。段祺瑞此后就是按照日本主子的办法进行反直系冯国璋的活动，达到重新上台、出兵南方的目的。

这年12月到次年1月，段祺瑞再次策动皖系督军团在天津开会，主张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同时，段祺瑞以副总统职位和两湖地盘为诱饵引诱直隶督军曹锟，要他出兵进攻湖南，以瓦解直系实力。2月，冯国璋巡视南方，离开北京，段祺瑞派亲信在蚌埠拦车阻截，威逼冯国璋答应下令出兵才放行。冯国璋回到北京，只得下令任命曹锟等率兵进攻湖南。3月，段祺瑞又以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一批军火为条件，要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冯国璋。皖系督军团乘机联合发表通电，拥护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被迫又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再次组织新内阁后，更加大肆叫嚣“武力统一”，直系、皖系和奉系北洋军，号称50万人，到湖南与湘、桂军作战。段祺瑞还从日本借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攻占城市的“犒赏”费。曹锟部将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开仗后，为了扩充地盘和得到“犒赏”费，连续攻占岳阳、长沙、衡山等地。段祺瑞大为高兴，要亲往慰劳，电促吴佩孚乘胜进攻，直捣两广，以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

但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只是为了扩充皖系的地盘，当吴佩孚攻占长沙后，段祺瑞迫不及待地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使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大失所望，极端不满，吴佩孚到衡阳后就按兵不动。曹锯为了守住自己的直隶地盘，于5月返回天津。6月，吴佩孚与湘军订立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张和平，公开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段祺瑞发电报申斥吴佩孚，说他“节外生枝”，“破坏国家”。吴佩孚也发通电反击，说这样做是从段祺瑞那里学来的:“实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节外生枝。”直系军阀纷纷通电响应，为吴佩孚壮声势。南方护法军军政府发表复电，也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系军阀和南方军阀联合反对下，8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他的“武力统一”主张宣告失败。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失败后，决定转而先打击直系势力，驱逐直系冯国璋出北京中央政权。这时正当新国会选举，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拨出80万元巨款，由亲信徐树铮出面，收买喽罗，组成安福系(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徐树铮早年做段祺瑞的文书被段祺瑞推荐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16年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7月，段祺瑞继续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一直是段祺瑞的左右手。为了打击直系势力，事前徐树铮密电皖系军阀，要他们支持选举安福系的人。名为“选举”，实际上是指派，结果400多名议员中，安福系占380多名。9月，安福系控制的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为理由，改选另一个亲日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被逐出北京中央政府。此后，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取得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继续与皖系军阀对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美国看到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侵略势力显著增强，积极谋求抵制。1918年7月，向英、法、日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包揽贷款，不许一国独占。这是美国力求打破日本在对中国借款上的优势，以便把联合投资权控制在自己手里。10月，美国又联合英、法，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停战议和。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单独贷款，并同意南北议和。1919年2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一开始就讨论停战范围问题，接着又讨论借款问题，实际上是商议如何划分地盘，如何分配四国银行团准备给予的借款。在这些问题上，彼此争吵不休，到5月会议终于宣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