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说“宗先生布鞋破了”的吴晓波皮鞋也破了

　　一、引言

　　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2025年7月24日发表吴晓波《宗先生的布鞋破了》一文（下称《吴文》）。作为“跟踪娃哈哈十多年，还写过《非常营销》一书”的吴晓波先生，其出名想必与宗庆后先生无法脱离关系，而在宗庆后先生去世后，宗家事务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吴晓波先生写作并发表的《吴文》，不仅是对宗庆后的再次消费，而且其文化智识之低，只能说明吴晓波自己颇为自诩的皮鞋也破了。——我想，西装革履应该是吴晓波先生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人设。

　　二、吴晓波轻薄为文哂未休

　　宗庆后现象既与宗庆后个人有关，但又不仅仅是宗庆后个人的事情。宗庆后现象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根据《吴文》的描述，从其中学毕业（大约1960年前后）到1987年，宗庆后基本上是工人和小商贩的身份。小商贩还谈不上是小资产阶级，尽管在1987年，宗庆后已经积累了14万元。也就是说，宗庆后本来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转折点在1987年，即他从浙江医科大学的一位老师那里买了儿童口服液配方创办哇哈哈的那一年。自此，宗庆后从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如果时间来到2017年或2027年，一个配方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价值了。否则，中国遍地都将是富人了。

　　《吴文》认为，宗庆后在“当时不能办私营企业”的情况下，“便以借款的方式给区教育局，然后注入企业，从此埋下了产权的隐患”。这是仅就宗庆后办哇哈哈一事而言的。实际上，这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才发生的。如果在计划经济时期，宗庆后本人可能很难积累起14万，即使积累起来，也不可能注入到一个事业单位里，再来创办一个如“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样的带有私人性质的企业，从而，也就不会发生产权问题。

　　再从国际的角度看，如果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不接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的产权理论，宗庆后先生去世后，宗家事务可能就不会出现，更不会闹得沸沸扬扬了。而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的产权理论，不仅有中国学者的开门揖盗，而且有企业界、新闻界人士的推波助澜。

　　宗庆后先生在创办一个如“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时候，或许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财富应该也没有多少憧憬。因为它只是一个经销部，连生产性企业都不是。即使是生产性企业，宗庆后先生应该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做大。

　　然而，改革开放就是给了这样的“敢于吃螃蟹的人”以机会。“敢于吃螃蟹的人”，用《吴文》的说法，就是“有着‘狼’一样的素质，如果命运给他们一次翻身的机遇，他会把所有一切都压上，与你豪情一搏”的人。这些人具有凯恩斯所说的“兽性精神”。用马克思的术语，他们就是无产阶级中敢于做资本家的人。很显然，在计划经济时期，或者计划经济能够以某种方式延续，这种人是难以在中国出现的。

　　中国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时，连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怎样搞改革开放。但最高指示是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1992年1月，《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出，并配评论员文章《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吴文》所说的“杭州市有意让上城区一家街道的饮料公司收购国有企业杭州罐头厂”这样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吴文》说，“在当时沉闷的经济环境里，这是一件极其大胆的事”。这当然是极其大胆了。当时“当时的杭州市有一些思想开放的官员，便谋划把濒临倒闭的市属大型国有企业杭州罐头厂让娃哈哈全资并购”。这不仅仅是小鱼吃大鱼那样的大胆、思想开放，而是在培植资本家了。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培植资本家呢？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怎样办社会主义企业，于是，就只能相信资本家，想到利用资本家来兼并国有企业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他们一辈子干了多少大事呢？有人称他们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其实，只是无知者无畏了，只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罢了。因为如果中国所有掌权的干部都这样做，今天的中国就没有一家国有企业了。

　　改革开放是否就绝对地允许培植资本家，允许他们为所欲为了呢？肯定也不是。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资本设置红绿灯，即使设置了，闯红灯了，罚两百，可能也就没事了。如果“宗庆后顺势改造生产线，推出娃哈哈果奶，竟在短短的三个月里，让企业扭亏为盈”，就不可能设想不出以一种更符合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让企业扭亏为盈。然而，资本家是能人竟然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种主流意识！否则，就不会有9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和贱卖了。《吴文》称，吴晓波先生“跟踪调研了这次并购的全部过程，写出《百日兼并：娃哈哈‘小鱼吃大鱼’纪实》”。这根本是违背事实，这不是“小鱼吃大鱼”纪实，而是以私化公纪实。吴晓波先生当时是多么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在写作《吴文》时，就依然是怎样地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长期以来，中国一些人把缺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理解为思想解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很显然，不仅是“当时的杭州市有一些思想开放的官员”，而且是全国都有这样的一些官员。这些官员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一种有利于私人资本的“营商环境”。1994年，如《吴文》所说，宗庆后已经设计“产销联合体”模式了。这种模式通过以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吸引经销商缴纳保证金，不仅解决了经销商拖欠款的难题，而且解决了娃哈哈的资金问题。而这就是今天一些商界人生所推崇的“拿别人的钱给自己挣钱”的私募融资模式。《吴文》说，“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发生在宗先生身上的种种事件，在一开始都不是预谋的结果，而是在发生的过程中被一再地解读和定格，最终呼应为时代的记忆和某种共谋”。这又是缺乏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文字。一旦开放无底线，为了赚钱，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共谋与否。而且，共谋必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九一三事件证明文革失败。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改革开放出现了这么多腐败，证明了什么？它至少证明，在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太大胆了，太开放了。这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有多少分别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大胆思维的支配下，中国经济学界大胆地接纳西方经济学理论，大胆地把西方经济学设置为中国大学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硕士生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就大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也就有某位学者大胆地提出“靓女先嫁”（实质就是私有化，而且是把好的国企私有化）。《吴文》说，“1996年，国内企业掀起一股产权清晰化的运动，在‘靓女先嫁’理念的鼓舞下，政府鼓励竞争领域的优质国有或集体企业与外资公司合资”。其实，“靓女先嫁”的胡诌与胡诌的产权理论没有关系。中国企业效率也与产权没有关系。所谓“国内企业掀起一股产权清晰化的运动”就是中国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想在国企改革中浑水摸鱼，把国有资产转变为自己资产。这不是产权清晰化，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资产转移、资产交易，而只是盗窃国有资产、人民资产的所有权。所谓“靓女先嫁”，就是鼓励这些管理者多偷多盗国有资产、人民资产。“靓女先嫁”的胡诌向全体的国企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发起了盗窃国有资产、人民资产的冲锋号！一些国企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真就冲上去了。

　　宗庆后的个人私德有亏不假，但宗庆后有着自己的坚守。在当时那么大胆的环境中，宗庆后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所鼓吹地那么大胆。

　　三、吴晓波尔曹身与名俱灭

　　《吴文》说“宗先生的布鞋破了”，意思是宗庆后的人设崩塌了！但《吴文》又承认宗庆后的成就和爱国是发自内心的。

　　（一）作为社会人的宗庆后的品质

　　第一，宗庆后对于工人是友好的。《吴文》承认，“对员工，他几乎从不轻易开除人，对老员工更是尽力呵护”。我想，这是饱尝了人生苦暖的企业家的一种作为。在改革开放中，如这样的企业家是不多的。这种企业家实际上为社会在做贡献。

　　第二，宗庆后对于其它利益相关者也是负责的。做娃哈哈生意的经销商，“亏钱的应是极其少数”，而经销娃哈哈的商人很多都传给了第二代、第三代。现在的一些开加盟店的资本家公开讲，加盟店的成败与他们无关。

　　第三，宗庆后“跟政府和银行的关系都非常简单”，也“几乎不参加任何的组织、论坛或活动”。这说明，宗庆后是有着很好的政治思维的。他没有如一些人那样去拉帮结派。值得注意的是，不喜欢拉帮结派、出头露面的宗庆后居然让吴晓波先生跟着他“一起跑了十多个城市，并把他的很多想法提炼为文字”。现在看，只能说，宗庆后对吴晓波先生识人不明了。

　　第四，宗庆后应该被视为一个民族企业家或民族资本家。1996年，“法国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费，获得娃哈哈公司51%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娃哈哈的第一次产权变革。”那么，2007年，宗庆后想要解除与法国达能的资本关系，应该被视为民族企业家的应有之为，至于他提出怎样的理由，并不重要。“爱国”和产业安全作为宗庆后解除与法国达能的资本关系的理由，也不能理解为宗庆后在打民族牌。宗庆后说“让中国人拥有中国品牌”，这确实是对的。因为在食品、食盐、自来水等领域，西方资本的布局是不得不防的。中国自己是要创建自己的品牌的。中国不能把自己的顶级企业都做成外资参股的企业吧！

　　吴晓波先生看起来很有些国际精神、契约精神的。他说，他与宗庆后交恶的“原因是他试图以‘爱国’和产业安全的理由，解除与法国达能的资本关系”。他不仅在《“受害者”宗庆后》一文中认为“宗庆后之诉求颇有可商榷的地方”而且认为宗庆后“试图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推动其事”，“更令人担忧和不应该了”。这里，我们就不仅怀疑吴晓波先生的国际精神、契约精神到底是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上了。

　　吴晓波先生说的这句话仿佛是向西方资本、西方国家提交的投名状、卖身契了！——西方资本啊，西方国家啊，你们支持我吴晓波吧！为了你们的利益，我不惜与宗庆后划地绝交。改革开放后中国许多人都是这样做得到西方支持的。而所谓“国内外舆论对契约精神的焦虑”其实根本不是对契约精神的焦虑，而是对利益的焦虑，因而就要孤立宗庆后了。其实，西方人又有多少契约精神呢？所谓的契约，不都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的吗？

　　吴晓波先生说宗庆后“发起舆论攻势，声称当年落入了法国达能的圈套”，“以‘民族大义’的名义呼吁保护自卫，则有点贻笑大方，视天下为无人了”，其实可能是他自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了。

　　（二）作为单个人的宗庆后的品质

　　第一，宗庆后堪称企业家。与娃哈哈的不少同行比，“娃哈哈在品牌和营销上的创新及稳健，可谓是非常的显赫。宗先生所提出的‘头顶住，腰发力’‘后啃骨头先吃肉’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等理念及战略，影响了一代中国营销人”。“宗先生除了办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兴趣和嗜好，他不打高尔夫、不爱名车名表，不爱社交当然也几乎不读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宗先生其实把自己异化成了一台‘工作机器’”。宗庆后几乎不读书而成为企业家，堪称神奇。吴晓波先生读书，恐怕是读了许多西方人写的书，中了毒。吴晓波先生看来也写了几本书，应该是遗毒不浅。宗庆后卖娃哈哈似乎没有什么产品质量问题，但吴晓波先生所贩卖的文字恐怕就有很大质量问题了。我看，不是宗庆后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对，不是宗庆后“对中国商业的健康成长实在不利，也被国际舆论‘看笑话’”，而是吴晓波先生才对中国商业的健康成长实在不利，也被国际舆论看笑话。“宗先生最终得偿所愿，达能撤出，股份为宗氏家族所持有”，证明宗先生发动的资本、股份争夺战达到了自己原来的目的。

　　2017年，在杭州举办的“互联网 ”数字经济峰会上，“宗先生忽然向马（化腾）、杨（元庆）两位发问：‘我们现在的服务器后台，到底是在美国人的手里，还是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大数据都在美国人那里，我们还有什么机密？’”，“弄得马、杨两位手忙脚乱”。吴晓波先生说宗庆后的发问“应是临时起意”。我倒不这么认为。没有什么是临时起意的。宗庆后先生如果不是长期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可能“不在论坛的讨论议题”中提出这个问题。而作为主持人的吴晓波先生认为，在“互联网 ”数字经济峰会上，服务器后台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根本不在论坛讨论议题之中，可见其战略思维能力之低了。

　　第二，宗庆后的许多做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设。人设这个说法应该是西方的。吴晓波先生认为，娃哈哈坚持不上市是人设，宗先生没有外国国籍，也没有在海外置业或投资是人设，宗先生出差坐高铁二等座是人设，宗先生穿布鞋是人设，等等。“宗先生后来的‘人设’的建立，便是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细节所构成的，它们都非常为人们喜闻乐见，并且迎合了很多人对‘中国式民族企业家’的想象”。这样，吴晓波先生就是在说，宗庆后的所有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宗先生“是一位营销大师，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非常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喜欢什么，现在，他把这套本领从饮料的销售中延展到了公共舆论市场。他应该非常享受现场的呼应，它轻而易举，而且屡试不爽”，意思是，中国许多人都被宗庆后骗了，只有他吴晓波是明白人。我虽然不太懂法律，但我认为，吴晓波先生涉嫌诽谤！

　　第三，吴晓波先生说宗庆后设置了“层层叠叠的、极其不透明的资产结构”，导致“‘娃哈哈美食城’的上市计划，几经闯关未果”。我看，现在许多企业家都设置了层层叠叠的、极其不透明的资产结构。宗庆后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做了许多复杂的事情，其所表现出的能力，不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些人所乐于见到的吗？许多事情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而吴晓波先生仿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既以《激荡三十年》、《大败局》、《非常营销》等个人著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复杂化，又在这种复杂化之后指责宗庆后“虚构了企业家的公众标杆形象，营造了商业创造与财富享用的反差性认知，最终导致的是普通公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真实想象，以及潜在的对资产者的集体嘲讽和仇富情绪。这种不必要的虚构，在事实上造成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对立和撕裂”、“塑造了一个并不全面和真实的企业家个人形象”，岂不是非常无知、双标和滑稽吗？岂不是说他自己过去写的文字都经不起推敲吗？而他试图将宗庆后妖魔化目的是什么呢？客观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客观的结果是，中国以后的企业家再也不能打民族主义旗号，再也不能穿布鞋。吴晓波先生是在用西方话语、西方理论解构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未来。

　　（三）吴晓波自相矛盾

　　《吴文》最后写道，“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这位已经逝去的老朋友，是一个有缺陷的、内心柔软的好人，是一位不世出的营销天才，他的一生都交付给了他的企业，他是一个完全不懂世俗享受的超级富豪，当然，他也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爱国者”。如果吴晓波先生真地认为，宗庆后是一个发自内心的爱国者，则《吴文》所有的人设论都崩溃了。而这只能证明，一个自视甚高的记者、文人在写作水平上是多么的不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让多少这样的文人产生了多少不该产生的影响呢？所以，不是宗先生的布鞋破了，而是吴晓波先生的皮鞋破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