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新说】北洋军阀覆灭史（三）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初期，南方还有七、八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仍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帝国主义对此深感不安，公开表示:“承认民国的恰当时机，还未到来。”它们一方面以此威胁南方革命党人交出地盘和军队，另一方面又促使袁世凯加紧实现“统一”。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袁世凯实现“统一”，源源不断地对袁世凯政府贷款。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3年6月，贷款达32次之多，平均每月给两笔贷款。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服从统一命令”。接着，他大叫军队太多，人民负担不起，想借此削弱南方的军队，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反动武装。袁世凯利用外国贷款购买大量军械，把北洋军加以扩充，如段芝贵编练拱卫军二十营，倪嗣冲编练新军二十营。这就揭穿了袁世凯大叫军队太多的真正目的。4月29日，袁世凯出席参议院发表演说，提出“整饬纪纲，修明法度”，要人们服从他的“纪纲”“法度”，以取消辛亥革命时人民取得的若干自由权利。他强调“回复秩序”是取得帝国主义“承认”的条件，说:“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接着，杀气腾腾地表示:“若乃不逞之徒，竟有破坏，借端荧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以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他以“回复秩序”、惩办“不逞之徒”为名，大肆屠杀革命党人。1912年到1913年，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杀害的就有2000多人。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1912年8月在北京被袁世凯、黎元洪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史称“张方事件”。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还企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力。1912年3月，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在《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中，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却继续和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宣言要努力实现他的民生主义，在10年内建筑20万里铁路。1912年8月，袁世凯就邀请他到北京会晤，特授他“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经过这次会晤，决心“尽让政权于袁氏”。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以后，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部分军队。但到6月，迫于形势，自请撤销“南京留守府”，解散军队。他到北京和袁世凯会晤时，袁授他“川粤汉铁路督办” 衔。他是和袁世凯妥协的代表，甚至劝袁世凯参加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的首领。

　　国民党是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当时的几个小党派组成的。负责国民党实际工作的宋教仁，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迷。他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大肆活动，进行国会竞选。 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获得压倒多数。这时宋教仁满以为可以组织内阁，出任内阁总理了。于是四出游说，一面主张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一面鼓吹国会应通过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企图分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是一个寸权必夺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野心家，他要实行军事独裁，对宋教仁的活动当然不能容忍。在国会召开的前夜，袁世凯决定收拾他。1913年3月，当宋教仁由上海搭车北上时，就突然在上海车站被刺杀了。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消息的时候，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装出非常惊异的神色说:“有此事乎？”“拿电报来！”看了电报之后，又假装叹息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他立即电令江苏都督和民政长，彻底追查主使行刺的人，要“查清”情况，依法“严办”。事隔两天，捕获了凶手武士英和指使者、袁世凯的“长江侦探科长”应夔丞,并从应家搜获手枪、密电、信件等。查清情况的结果，主使行刺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直接布置暗杀的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在行刺前，应夔丞给洪述祖密电说:“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梁山匪魁”指是宋教仁。刺杀后，洪述祖密电赵秉钧说:“梁山贼寇已伏诛，转达极峰”。“极峰”是指袁世凯。当时有一《挽宋教仁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袁世凯刺死宋教仁，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湖北许多革命党人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立即组成“改进团”，以“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积极策划武装起义。“宋案”发生后，人们开始看清袁世凯的面目。3月底，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举起反袁的旗帜。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黄兴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依法解决”。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想保住自己一官半职，一味强调应该通过国会，凭借法律倒袁。还有些人以汪精卫为代表，投合袁世凯反革命两面政策的需要，在南北之间进行“调停”活动。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完全暴露在袁世凯面前，为他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

　　袁世凯继谋杀案后，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由参谋部下秘密动员令，要张勋和山东部队候令待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签订2500万英磅的“善后借款合同”，竭力给予支持。美国则带头承认袁世凯政府，从政治上给他支持。列宁当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撑腰之后，袁世凯发出了强硬的声明: “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本来袁世凯是受讨伐的，现在他却先发制人。袁军南下四布，发动内战。他借口国民党的江西都督、广东都督、安徽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下令撤职。把孙中山叫做“乱党孙文”，把黄兴也列为“逆首”，罪名都是“破坏民国之统一”。7月，江西国民党人在湖口发出讨袁通电，自称“讨逆军”。接着，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先后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而独立，但因各怀猜疑，不能一致行动。又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人民已对它冷淡，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南方八省尽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事后，孙中山逃到日本，曾写信给黄兴说: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因党人涣散所致”。

　　袁世凯在打败讨袁军之后，认为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的时机已到。他要以民国总统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1913年5月，袁世凯为了对付国民党，命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党魁梁启超承认，进步党是靠袁世凯经费活动的，是帮助袁“挟国会以号召天下”，“戡乱图治”的。他们极力主张建立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强有力之政府”，“实行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进步党人是真接由清末的立宪党人演变而来的。他们拥护袁世凯，梦想制订宪法，走上“宪政轨道”，从而能得到一官半职。而袁世凯的策略则是先组织好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以便于把国民党打倒；而后转过来再把进步党搞掉。1913年9月，袁世凯让进步党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张謇等均为阁员。进步党对袁世凯十分忠心，但在袁世凯看来，它毕竟只是与党，仍旧怕它靠不住，要提防它的活动越轨，袁世凯在进步党组成内阁后一个星期便命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一批议员，在国会中成立所谓“公民党”，作为他在国会的打手。这个公民党的“第一步政策，则在选举袁氏为正式总统”。本来照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规定，须先制宪法，后举总统。可是袁世凯已迫不及待，示意全国19个省区的“军政长官”联名发表通电，要先举总统，后制宪法。公民党在国会也大肆进行活动。10月6日选举这天，袁世凯派出便衣军警、兵痞、流氓几千人，号称“公民团”，整整齐齐如军队一样，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高叫:“今天不选出公民中意的总统，选举人不能出场一步！”国会连续投票三次，最后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如愿以偿，“公民团”才整队而去。

　　国会“选举”袁世凯做总统后，在袁世凯看来，它已是碍手碍脚的废物了，决心抛弃这个废物。于是，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江西湖口“讨逆军”有往来密件，下命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和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开不了会。这一道命令是由进步党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发布的。过些日子，那些主张要国会先选举总统、后制订宪法的所谓各省“军政长官”，迎合袁世凯的意旨，又请袁世凯撒销其余议员的资格。1914年1月，袁世凯正式宣布解散国会。这离开“选举”总统的时间，仅仅2个月；离开召开国会的时间，也只有9个月。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了这一切命令之后，袁世凯回转头来又把进步党内阁搞掉，进步党人也被袁世凯一脚踢开。

　　在就任正式总统后一个星期，袁世凯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他说，他过去一人一身受约法束缚，就是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受约法束缚。命令他的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制订一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开约法会议修改约法。这个机构只用了一个多月功夫就赶造出一部“约法”，于1914年5月公布。这部袁记约法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专制皇帝的一样。同时袁世凯又设立一个专门机关--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职权。参政院制订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一、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二、现任总统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连任，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任总统推荐，名字写在称作“嘉禾金简”的纸上，藏于密室，选举时才取出。根据这个规定，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