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 | 人口老龄化是社保压力的罪魁祸首吗？

　　原编者按：本文批判了将人口老龄化作为社保基金存在缺口/压力的原因的做法，并提出了劳动力需求萎缩导致社保基金收入减少，兑付压力增大的新视角。抚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等“自然因素”只是混沌的表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相对过剩，可变资本（工资支出）及响应的社保基金支出相对减少的趋势才是根源。不过，考虑到社保制度的历史性——社保制度并非伴随资本主义出现，国家强制工人“储蓄”，代替工人家庭自身的私人储蓄，仍然是相对较新的现象；在工人自己储蓄应对失业、年老等问题的时代，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规律也在发挥作用——需要对于当下中国社保基金的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考虑历史因素和当下特定的制度因素（比如现收现付、社保基金运营金融化、地区和身份带来的不平衡等等）的影响。

　　提起人口老龄化，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作为一种人口现象，人口老龄化经常被当做养老问题的罪魁祸首，好像因为老年人太多，所以养老基金出问题就是一种必然，延迟退休就是不得不的选择。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耳熟能详的人口理论是否正确？人口老龄化果真是洪水猛兽，不得不防？

　　主流见解把延迟退休归因为人口老龄化，根据《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披露，截至2023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人社部曾经发布2015年社会保障报告，重点提出人口抚养比给养老基金带来的压力，数据披露“不到3个年轻人就要养一个老人”，所谓人口抚养比，其实就是参保人员中参保在职职工和参保退休人员的比例。这个比例对于社保基金的平衡到底有多大的意义，社保基金的收支失衡真的是由于人口抚养比过低吗？

　　为何人口抚养比不是真正的问题？

　　根据2008年-2023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的数据，我们汇总了一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关的数据（表1)，这些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2008年到2023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口抚养比由3.1下降到2.7，人口老龄化在参保人口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同样的情况在参保人口结构上也可以看得出来，2008年到2023年，参保在职职工从16587万人增长到37925万人，年增长率为5.8%，参保离退休人员从5304万人增长到14196万人，年增长率为7.2%，参保离退休人员的增长速度（7.2%）确实快于参保在职职工的增长速度（5.8%）。

　　但是，我们知道单纯看参保人数肯定是非常片面的，影响收入和支出的不只是人数这一个变量，还取决于一定的人均养老缴费和养老支出。于是，我们还要分别考察人均基金收入和基金支出的增长情况（表2），由此可以发现2008年到202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是8.8%，基金人均支出年增长率是8.1%，这两个数据都显著快于参保职工和参保离退休人员的增长率，说明在影响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因子中，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不能说是有决定意义的，参保缴费负担和养老金支出水平才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以来，不管是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还是基金支出都出现明显的下滑，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现象开始变得非常突出。在相关因素的综合作用下，2020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44376亿元，基金支出51301亿元，第一次出现全国范围的养老基金年度收不抵支，差额高达6925亿。这一年，整个社会保险基金都不乐观，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50666亿元，比上年减少8463亿元，基金支出则合计57580亿元，比上年增加3087亿元。

　　参保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如果只是作为两个彼此毫无关联的纯数量关系来看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歪曲的观点，好像社保基金的收支矛盾是由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失调引起的，这恰好就是人口老龄化理论所正要鼓吹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这样抽象的人口规律，正如《资本论》所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也使其自身成为了相对过剩的人口，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通过人社部公布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2008年以来，城镇就业人口净流出（离退休 登记失业-新增就业）导致城镇非就业人口从5077万人一路增加到14026万人（表3），这些人员从劳动就业中流出，客观上形成了规模化的相对过剩人口，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来讲，相对过剩人口由于没有并入生产过程是与之无关的，但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而言，非就业人口是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存在的，他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身体，一旦资本召唤他们，他们就要重新涌入。到达退休年纪的老年人口虽然从法律上宣告了退出，但从经济关系上来看，依然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就业现象就是这种关系的例证，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显示，全国60岁至64岁和65岁至69岁老年人就业分别占同一年龄组老年人口的34.43%和27.49%

　　实际上，参保在职职工与参保离退休人员共同处在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边是构成就业人口，另一边构成相对过剩人口，当大量的参保人员退出就业市场的时候，如果生产条件不变，企业会重新从市场上招募相同人数的工人，这个时候社保基金的支出会因为就业人口的补充和参保人数的增长得到同等的补偿。这里说同等补偿，是指生产条件不变的话，补充的工人将会和之前的工人拿一样的工资，干一样的活，缴纳一样的社保费。在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中，补偿是发生在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间，而不是表面上所看到年轻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

　　社保对于企业和资本家是什么？

　　事实上，实际情况会更加复杂一些，因为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资本会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替代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十分迅速的，以前一个部门需要100人，现在只需要10人，那么离退休人员等非就业人口所引起的劳动供给的减少不仅不会得到补偿，而且由于大量的就业人员流出，会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的扩大，从而对就业人口形成压力引起工资的下降，相伴随的还势必会有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增加，一个人拿一份工资干两个人的活就很常见。决定工资一般变动的，绝不是主流经济学所鼓吹的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资本统治的奥秘正是通过不断制造相对过剩人口维持它的专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零工经济的兴起，零工的实质是相对过剩人口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工人实际上处在半失业的状态，对于养老保险基金而言，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是建立在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平衡基础上的，但相对过剩人口的规律就是不平衡，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基金收支的失衡就不可避免。为了摆脱这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无力解决的是造成相对过剩人口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用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这样资本主义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由于我国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有70%左右，通过私营企业的数据变化可以很好地看到整个社会的一般就业人口的发展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统计年鉴数据，近年来，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用工规模不断下滑，从2012年的最高点165人下降到2023年的最低点101人，反映出机器升级产业更新带来了单个企业就业人口的明显减少。在用工总人数上，就业人口的绝对减少表现出周期性反复的特点，体现了资本发展带来的就业极不稳定。尽管每年的平均工资还保持着增长，但增速已经明显下滑，从高速增长的10%以上一度下降到了3%。社保基金的缴费依据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工资总额则是由平均工资和用工人数两个因子共同影响的，其中平均工资的影响力还要相对更大一些，但是由于需要不断叠加用工人数的周期性减少造成的负面影响，工资总额的增长越来越乏力，2022年工资总额近乎探底，只有0.3%的增长率，名义工资增长看起来越来越难以为继。对于社保基金这个养老大厦而言，它既然建立在工资总额的基地之上，当根基不稳的时候，幻想一个稳定的收支平衡自然是不可能的。

　　根据人社部公开的农民工参保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农民工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只有6202万人，只占整个参保人数的15.4%，所以当我们谈论城镇职工社保的时候所涉及的对象主要还是城镇职工，如果说农村存在的大量农民和农民工中断社保的现象，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城乡居民社保体系岌岌可危，由此可能衍生另一个问题，未来城镇职工社保会不会发展到同样的地步？

　　自2024年延迟退休政策落地以来，群众中担心领不到养老金的声音越来越大，“我赌它能给我养老，它赌我活不到退休”，类似的全民吐槽就没有停止过。许多人对延迟退休愤愤不平，其中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延迟退休是契约的破坏，辜负了老百姓的信任，这种观点把社保制度理解成一种社会契约，根据这种契约，参保人可以通过年轻时候的缴费，晚年从国家那里拿到一份保值增值的养老金，至于这个养老制度的设计是依据何种原理，社保是否真的是一种对于老百姓的保障，想必许多人是缺乏思考的。如果说社保是为了保障人民的，那为什么人民群众总是感觉与社保格格不入呢？

　　在整个社保缴费总额中，养老保险缴费占有大约70%的比例，是绝对的大头，这里仅以养老保险为例说明社保的性质。从表面上来看，养老保险的缴费是单位和个人分别按一定的比例来缴纳的，最新政策规定统一按照分单位16%和个人8%来缴纳。但许多人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不仅个人缴纳的部分是工人的血汗换来的，单位缴纳的部分其实也属于工人的工资。对于这一点，一些专家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经常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社保负担如何转嫁给工人。对于企业来讲，社保是一个负担，就像他们觉得给工人发工资是负担一样，企业把社保负担转嫁给工人这个说法，掩盖了社保其实是从工人的工资总额里面扣除的，而不是从资本家的利润里面扣除的。当资本家把劳动力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时候，这个劳动力是带着社保的价值在自己身上，就像劳动力带着自己的饭碗在身上一样。社保所要支付的无非还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看病、养老这些维持工人自身及其家庭的必要支出，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决定了工资的一般水平。

　　社保对于国家是什么？

　　知道了社保对于企业和资本家是什么，我们进而可以了解社保对于国家是什么。既然社保是工人工资的一部分，不管是单位缴纳的还是个人缴纳的都是一样，我们上交给国家的社保基金就是工人工资的预付，通过这种消费必要生活资料的预付，工人阶级取得了一张未来的凭证，拿着这个凭证我们可以在看病的时候要求医药费的报销，在养老的时候要求国家支付养老金。当然，这只是理想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如买房时候预付的首付款，不能保障房子不会烂尾，买社保时候的预付款也不会保障社保待遇就一定可以兑现。

　　不同于个人的消费，社保所维持的是一个集中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这种消费的社会形式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国家作为中间商，承担着组织社会生活的作用，包括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买卖，养老金的征缴和发放等。但是，不同于工资在工人手中是一种收入，预付给了国家以后就成了国家征缴的社保基金，这时候社保基金就成为了资本，这个资本在医疗保险上是用于医保药品的集采和集消，属于商品经营，在养老金的运营上主要是一种货币中介业务，属于货币经营。不管是医保基金还是养老基金，普通群众都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的，所以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以追求利润为导向，这个时候谈论社保对于老百姓的保障作用又该如何行得通？

　　近年来，老百姓越来越感觉到社保不是一个保障而是一个负担，国家层面越是捉襟见肘就越是如此。

　　有一种对于社保基金亏空的解读是把它归因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似乎只有东北三省等局部地区才会出现养老金收支失衡，为了平衡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2018 年 7 月 1 日，我国建立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8 年调剂比例为 3%，此后每年增长0.5个百分点，2021年，中央调剂比例提高到4.5%，基金调剂规模高达 9327 亿元。从各省上缴下拨情况看，广东和北京的中央调剂基金净上缴额占比超过60%，东北三省的净下拨金额占比超过65%。2022年，为了进一步解决各省之间养老保险基金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开始实施，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当期余缺进行调剂，用于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但是，仔细想想，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就好像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因为基金收支失衡在各个地方表现出来的不同只是相对过剩人口引起的不同程度的反映而已，东北三省由于长期人口净流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连年下滑，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的矛盾相对来讲最突出，但造成这个矛盾的根源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发展逻辑中，即使目前看来社保基金最充裕的地区，近年来也不断上调最低缴费基数以及缴费费率，远远超出了许多打工人的承受能力。

　　随着社保基金的问题不断扩大，批评养老金分配不平等的声音也开始多了起来，人社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三类人群养老金差距已达32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6400元，企业职工3200元，而城乡居民仅200元。如果说人民群众通过斗争争取平等的社保，这时候的批评是为了给正义开道，但是正当社保收入青黄不接的时候，专家建议逐步将农民的养老金从现在的200元左右增加到每月1000月，甚至提出把农民曾经上交公粮的年限视同社保缴费年限，一时间农民身份好像成了香饽饽，这个时候批评又是为了谁的利益呢？

　　清华教授杨燕绥曾经表示我国特色的社保养老制度，参考的是德国社保模式，学习了德国的“现收现付”制。也就是说，用当年从劳动者缴纳而来的社保养老基金，进行支付当年要付出给退休人士的养老金。她说：“在1994年到2004年，恰逢我国劳动力的红利期高峰期，退休人士占据社会人口的比例比较低，基本上是6~7个劳动者去供养一个退休人员，乃至更多，每年给予的养老金总额压力小，随着时间的延续，劳动力红利逐渐下降，到了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进入到了人口负担期。随着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于是乎“现收现付”制就遇到了养老基金缴纳不足，以及养老金发放总额持续加大的双重压力挑战，收付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丰年和灾年的相互交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式，用丰年的积累过多，人数过多（老年人）来解释灾年的积累不足，人数过少（年轻人），这属于循环论证的诡辩术，跟争论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同一个道理，没有任何意义。要知道即使是现在的灾年，一边是年轻人生育率日益低下导致年轻人太少，一边却是年轻人太多越来越多的青年找不到工作更无从缴纳社保，人口抚养比理论把年轻人太少当作社保基金缴纳不足的主要原因，却严重忽视了年轻人太多被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真正起作用的区分是人口分为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比例关系，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就业人口才是有社会保障的，失业人口要么等着救助要么就是饿死。

　　有人把社保基金的模式归纳为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中国属于混合模式，叫部分积累制，其中社会统筹账号是现收现付，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可以看到其实现收现付处理的是社会化养老的问题，完全积累处理的是个人养老的问题，这两种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马克思讲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庞大和社会化的失业人口规模与私人占有的社会保障越来越面临无法调和的矛盾，做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再买一份社保，这样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越来越行不通了。

　　回到体制内人员养老金的问题，有人把这个看作是社保亏空的“原罪”，说社保基金天生就是带着亏空来的，这种说法为社保亏空提供了一个靶子，但如果你真的把批判之箭射出去，你会发现打中的一定不是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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