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文人

　　一、调色盘上的笔触

　　凌晨三点的写字楼还亮着微光，李教授坐在恒温26度的办公室里，指尖在键盘上规律起伏。屏幕上正生成一篇题为《论当代社会的获得感阈值》的文稿，每个段落都贴合着既定的脉络，如同精心编排的舞步。饮水机旁的纸箱里堆着刚拆封的礼品，是某研究机构送来的“项目支持”，包装上的丝带在空调风里轻轻晃动，像在给这篇文章系上得体的装饰。

　　隔壁工位的张编辑正对着《XX年度民生观察》斟酌字句，她需要将一些表述做些调整：把“待业人数”换成“职业选择期人数”，把“收入差异”表述为“发展梯度差异”，最费神的是如何将“未完工建筑”转化为“阶段性建设成果”。打印机吐出的初稿上，被红笔圈住的“问题”二字格外显眼，她咬着嘴唇改成“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像在调整某种平衡的刻度。

　　这栋写字楼里的笔墨，早已浸润了特定的色调。有人用公共资源换取优质工具，在稿纸上绘制发展图景；有人把初心折成纸船，在名为“规范”的河流里顺势而行；更有人拿着精致的笔，专写“符合期待的叙事”——不是看不清，是看见了也得按既定口径表达。

　　李教授的文章里有个常见段落：“当代青年的压力源主要来自自我期待管理，数据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通过努力可实现目标提升’。”他特意隐去了后半句原始数据：“其中92%的人承认‘努力多年仍进展有限’。”审稿人打来电话时，他语气诚恳：“放心，都按您说的调整了，突出‘主观能动性’的引导。”挂了电话，他给自己倒了杯饮品，液体在杯子里晃出涟漪，像极了那些被调整的数据曲线。

　　张编辑正在为某公众人物的“税务问题”事件写说明：“相关人员纳税意识有待加强，但在公益领域的贡献值得肯定。”她对着镜子练习平和的表情，试图让自己的表述更显客观。桌角的相框里，女儿抱着奖状笑得灿烂，那是学校颁发的“诚信之星”，玻璃反光里，张编辑的脸忽明忽暗，像在进行一场自我校准。

　　这些笔墨从业者，早已将“绝对真实”从常用词里暂时搁置。他们用“有待完善”代替“需要改进”，用“个别情况”描述“特定现象”，用“发展阶段”解释存在的差异。就像调色坊里的工匠，根据需求调整色调，最后对着调配好的色彩点头：“您看，多协调！”

　　二、限定空间里的表达

　　文联会议室的长桌上，摆满了新鲜水果。王作家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新作《新时代的奋斗群像》，文中把过度劳累的技术人员描述为“为事业奉献的典范”，把高强度工作模式诠释为“奋斗者的日常”，最巧妙的是将企业与员工的薪资纠纷塑造成“共同成长中的磨合”。

　　台下的反响略显平淡，某负责人皱着眉打断：“小王啊，要更有感染力！要让听众感受到力量！”王作家赶紧点头，从公文包掏出修改稿——那是连夜补充的段落，把务工人员的权益诉求写成“与企业协商共进的过程”，把居住环境的改善需求写成“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适应”。他朗读时特意提高了声调，语气里的热忱像在为这些文字增添温度。

　　这类“定制化创作”早已形成成熟的协作模式。需求方发来清单：“需要三篇正面报道，两篇情况说明，一篇观点引导文”，附带的还有合作支持和交流机会。创作团队分工明确：有人负责丰富表达层次，有人专攻概念转化，有人擅长氛围营造，最后由“资深顾问”把关，确保每个表述都在合理范围内，像规划师在特定区域内设计路线。

　　我曾在某个“创作交流会”上目睹耐人寻味的一幕：某教授批评网络文学“格调不高”，转头就为某流量艺人的自传作序，把“早期辍学”写成“多元成长路径的探索”，把“行为争议”解读为“个性表达的多样性”。他在台上引用经典理论，台下却忙着回复合作方的信息，手机屏幕上的沟通内容，似乎比引用的理论更受关注。

　　这些创作人员最擅长的，是为复杂情况寻找恰当表述。生活成本上升，他们写《论生活成本与奋斗动力的关联》；市场波动，他们整《浅析市场变化背后的消费结构调整》；即使是公共服务出现疏漏，也能写出《从公共服务疏漏看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空间》。就像艺术团体的指导者，总能用引导和规范，让表达呈现出稳定的姿态，哪怕那姿态里藏着不易察觉的紧绷。

　　有次我撞见某“资深评论员”在交流会上感慨：“我这支笔能发挥不小的引导作用！”他说这话时，正把某合作方递来的资料放进公文包，资料的厚度似乎超过了他刚发表的《论创作者的职业操守》。交流过半，他拍着胸脯保证：“放心，那篇关于建筑工程进度的报道，会从更全面的角度呈现。”话语间的热忱，比他文章里的“客观中立”更显直接。

　　三、自我规范的职业习惯

　　某媒体的编辑部墙上挂着“三侧重”准则：侧重体制优势，侧重正面典型，侧重发展成果。新来的实习生不太熟悉，写了篇关于务工人员权益的深度报道，没过多久就因“不符合岗位要求”离开了。主编在晨会上强调：“我们是主流声音的传播者，不是负面情绪的放大器！要多传播阳光的、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内容！”他说这话时，手指正点着刚收到的特产礼盒，那礼盒上的“特产”二字，比他的语气更显实在。

　　这些媒体人的“自我规范”早已成为职业本能。写稿前先在心里划定范围，把敏感表述自动替换成规范表达：“待业”换成“灵活就业”，“信访”改成“政策咨询”，“作风问题”变成“个别人员的纪律意识”。就像带着规范起舞的表演者，久而久之，竟能跳出流畅的舞步，还会对着镜子审视：“看，多符合标准！”

　　某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年轻时写过针砭时弊的诗歌，如今却成了“正向价值观传播者”。他在课堂上教导学生：“文学要为时代服务，要像春雨般滋养读者的心灵。”背地里却忙着给某人士撰写回忆录，把“争议决策”写成“艰难抉择”，把“利益纠葛”粉饰成“多方协调的复杂性”。学生问他：“老师，您年轻时的诗里说‘要为弱小发声’，现在怎么……”他表情严肃：“那是年少时的片面理解！现在才懂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所谓责任，就是把尖锐化为平和，把锋芒磨成圆润，把理想融入现实考量。

　　某电视台的评论员，每天在镜头前严肃批判“不良社会风气”，转头就把家人送到国外生活，还在社交平台分享海外见闻，配文“开阔眼界才能更好服务社会”。他在节目里痛斥“盲目崇外”，可身上的西装标签印着进口品牌，手表是国际大牌，连喝的饮品都是进口的。有次直播时，他对着稿子念“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却把“自信”念成了“自省”，导播赶紧切画面，可那口误像个小插曲，打破了他精心维持的专业形象。

　　这些媒体人的双重标准早已运用自如。在台前，他们是忧国忧民的观察者，大谈“社会责任”和“价值引领”；在台后，他们是精于算计的理性人，用专业能力换取职称、待遇和资源。他们写文章痛批“物质至上”，转身就为奢侈品站台；他们呼吁“教育公平”，却把孩子送进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他们高喊“廉洁自律”，自己却在交往中接收着各种“礼节性馈赠”——文房四宝、艺术摆件、地方特产，这些东西比现金更含蓄，也更符合他们“文化人”的身份。

　　我曾在某“高端论坛”上听某学者发言：“我们研究者要做社会的理性声音！”他说这话时，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是某企业赞助的，衬衫的领口绣着某机构的标识，连他手里的发言稿，都是某研究公司协助整理的。论坛结束后，他被一群企业家簇拥着走向专车，那背影比他文章里的“理性客观”形象，要真实得多，也复杂得多。

　　四、协作方的认可与回报

　　某“研究机构专家”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与各界人士的合影，照片里的他笑容温和，始终展现着专业姿态。他最擅长的是解读“政策导向”，相关部门提出的方向，他能写出详尽的“内涵分析”，从多个维度论证其“现实意义”。每当有新政策出台，他总能及时发表解读，用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层次构建出全面的分析框架，像专业的解读员，在政策文本后附上系统的阐释。

　　这类研究者的工作原则是“紧跟导向，精准解读”。方向调整，他们的分析角度也跟着调整，昨天还在探讨“市场调控的必要性”，今天就能论证“市场活力的重要性”；上个月刚发表《论统筹规划的现实意义》，这个月就写出《论创新突破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就像灵活的适应者，调整比谁都及时，还总有人为他们的“专业敏锐”点赞，说这是“与时俱进”。

　　某“资深评论员”的电脑里存着十几个主题文件夹，分别标注着“行业改革”“社会治理”“国际合作”等，每个文件夹里都有不同角度的分析。合作方需要正面解读时，他调出A稿，突出成效，弱化问题；需要风险提示时，他拿出B稿，强调挑战，提及应对。他常对团队说：“做我们这行，要像精准的工具，使用场景由不得自己，但输出必须专业。”——所谓专业，就是符合合作方的需求，哪怕那需求背后藏着复杂的考量。

　　这些研究者最懂得如何从合作中获得认可。他们用专业分析为合作方提供支持，换取研究经费、学术头衔、曝光机会；他们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换来咨询费用、合作项目、资源对接。某教授为某环保争议企业写了篇《论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路径》，把排放超标说成“技术升级中的过渡期现象”，企业负责人立刻提供了一笔“研究资助”，还给他的学生安排了“实习岗位”，待遇颇为优厚。

　　我见过最反差的场景，是某“民生关注者”在节目上动容：“我最牵挂的就是基层劳动者！”可当基层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新闻爆出时，他却在专栏里写道：“要相信相关部门会依法处理，理性看待才能促进问题解决。”有人在网络上质疑他，他关闭了评论，还发了条动态：“键盘侠不理解现实的复杂。”——他的现实，是优渥的生活，而基层劳动者的现实，只是他评论里可以灵活解读的素材。

　　这些专业人士就像精准的响应者，合作方发出信号，他们就积极回应。合作方给予肯定，他们能解读出“这肯定蕴含着对专业价值的认可，是合作方对我们的信任”；合作方提供支持，他们能分析出“这支持的结构合理，体现了合作方的长远眼光”。他们很少追问这些肯定和支持的深层来源，也不太关注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如何安放，他们只知道，做好合作就能获得回报，哪怕这回报里藏着他人的付出。

　　某“文化领域人士”在访谈中说：“我创作不为名利，只为实现价值。”可他刚推出的作品，开篇就有多位知名人士的推荐，定价远超市场平均水平，却能快速占据销量榜单——因为有机构批量采购，作为“学习资料”分发。他在访谈中谈着经典著作和人文精神，镜头扫过他身后的书架，上面摆满了精装书籍，却难见真正的经典，更多的是各种“政策汇编”和“解读手册”。

　　五、表达限制下的自我调适

　　某出版机构的选题会上，编辑们正在讨论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的职业精神》《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论核心价值的实践意义》……这些选题像标准化生产的产品，精准契合着主流导向。有编辑犹豫着提议：“要不要做本关于乡村教育现状的纪实作品？”负责人立刻打断：“过于沉重的内容市场接受度低，而且，审批风险也高！”——所谓“审批风险”，就是悬在创作者头顶的预警线，让他们在构思阶段就自动调整方向。

　　这种无形的表达边界，比显性的限制更具影响。它不需要强制约束，只需要一套“内容标准”和“审核流程”，就能让大多数创作者主动适应。他们在创作时自动避开所有“敏感区域”，把尖锐磨平，把深刻简化，把真实包装，最后完成的作品像温和的饮品，既没有强烈的刺激，也没有鲜明的特色，却能顺利进入市场，像经过处理的食材，安全，也普通。

　　某“青年创作者”曾因一篇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受到关注，可在经历了“沟通”“调整”“发表受阻”后，他变得更“成熟”了。如今的他专注于“都市生活”题材，故事里只有轻松日常、情感互动、个人成长，绝口不提生活压力、社会矛盾、阶层差异。他在采访中说：“创作应该提供情感慰藉，而不是放大焦虑。”——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只是被现实教育过，像被引导过的幼苗，从此朝着规定的方向生长，哪怕枝叶里还藏着向外伸展的渴望。

　　这类创作者的结局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融入主流，靠着符合导向的作品获得认可，成为“行业标杆”“领域权威”，退休后还有人总结其“一生为正能量创作”；另一种是在压抑中逐渐失去热情，写不出有灵魂的作品，只能靠模仿和拼凑维持，最终被行业淘汰，像失去水分的笔墨，再也无法晕染出鲜活的色彩。

　　某“老创作者”的书房积满了灰尘，书桌上放着他年轻时的手稿，上面有激动的笔迹和修改的痕迹。他现在已经写不出什么了，每天只是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有年轻人向他请教创作心得，他只是摇摇头：“别学我，为了安稳，把笔都用钝了。”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那表情里有遗憾，有无奈，还有一丝被时光磨平的沧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创作者还在影响着新一代。大学里的创作专业，老师教学生如何“把握正确导向”，如何“服务社会主流”；培训机构里，导师们传授着“热门正能量内容的创作技巧”，教学生如何用“感恩”“奋斗”“奉献”等元素获取关注和认可。他们像传递接力棒一样，把自己的适应经验传给下一代，让表达的边界持续延续。

　　我曾在某大学的创作讲座上听某教授讲课：“创作要考虑社会影响，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只追求个人表达的畅快。”台下的学生们认真记录，他们的眼神里有疑惑，有迷茫，却很少有质疑。讲座结束后，有学生问：“那批判现实的作品怎么办？”教授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时代不同了嘛！那些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在更需要建设性的表达。”——原来在这些人眼里，深刻的批判精神，早就成了“不合时宜”的过去式，该被归为历史档案。

　　六、结语：边界外的气息

　　每当看到这些专业创作者在公共平台发表见解，我总会想起《动物庄园》里的斯奎拉，它能用巧妙的言辞转换概念，让其他动物接受现状。这些创作者就像斯奎拉，用专业的表达和严谨的逻辑，为现存的问题寻找解释，为既得利益进行辩护，为普通人的困境蒙上一层理解的面纱。

　　可信息总会穿过边界的缝隙，带来不同的声音。网络上总有不迎合的表达，民间总有清醒的认知，事实的真相也终将逐渐清晰。那些被专业创作者掩盖的矛盾，被淡化的困境，被转换的事实，总有一天会完整呈现，像冰雪融化后的大地，真实而坚实。

　　某“资深媒体人”在退休后感慨：“我这一辈子写了无数稿件，可回头看看，竟没有一篇是完全遵从内心的。”他把那些获奖证书和发表的文章整理打包，处理时，他仿佛看到年轻时那个满怀理想的自己，正站在远处沉默。处理后的痕迹被风吹散，像他那些缺乏灵魂的文字，最终什么也没留下，只在记忆里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记。

　　真正的创作者，应该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在困境中依然坚持记录真相；应该像哈维尔那样，在限制下用文字传递力量。他们或许会被压制，被边缘化，被遗忘，但他们的文字会像种子，在时代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终有一天会长成大树，为后来者提供庇护。

　　而那些迎合性的创作者，他们的文字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看似规整，却经不住潮水的冲刷。当时代的浪潮退去，露出的只会是他们功利的姿态和空洞的内核，像被潮水遗弃的废弃物，内里空空如也，只剩下被侵蚀的痕迹。

　　某大学的图书馆里，我曾在一本旧书里发现夹着的手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某位学者写的，字迹潦草却充满力量，探讨着当时的社会问题，思考着发展的方向。手稿的末尾写着：“若文字不能为大众发声，不如用来取暖。”看着这行字，再想想如今那些充斥着迎合与修饰的文字，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创作者从来不是权力的追随者，而是时代的观察者，是社会的反思者，是那些在迷雾中依然坚持点亮微光的人。

　　可现在的很多创作者，却把微光换成了聚光灯，只照着主流的方向，对角落的阴影视而不见。他们用精致的表达粉饰现实，用模糊的数据回避问题，用空洞的口号安抚大众，像一群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靠着迎合观众换取掌声，却忘了自己原本也能创作深刻的剧本。

　　某“知名作家”在获得文学奖项后，在领奖台上说：“我要感谢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给了我创作的源泉和平台。”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比奖杯更耀眼，可他获奖的作品，不过是把主流理念用故事的形式演绎了一遍，里面没有真实的挣扎，没有深刻的追问，只有对成就的歌颂和对现实的美化。台下的掌声热烈，可我却仿佛听到了那些被他忽略的普通人的沉默，那沉默比掌声更真实，也更沉重。

　　这些迎合性的创作者，他们或许能在生前获得诸多荣誉，拥有各种头衔和资源，被主流捧在手心，像展品一样展示。可当历史的目光扫过，他们的名字和文字只会被归入角落，像过时的物品一样被遗忘，甚至会被后人审视，因为他们辜负了创作的使命，辜负了文字的价值，辜负了那些期待真相的读者。

　　某“文化界人士”在晚年时，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生涯，他想写一本坦诚的回忆录，揭露自己曾经的妥协和迎合。可当他拿起笔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真诚的文字了，他的表达已经被套路和修饰腐蚀，失去了直抵内心的能力。他只能在无尽的遗憾中度过余生，每天对着窗外沉思，看着那些年轻的创作者重复着他曾经的路，像看着一场无法改写的轮回。

　　真正的文字，应该像锋利的刃，能划开虚伪的表象；像明亮的光，能照亮幽暗的角落；像温暖的手，能触碰受伤的心灵。而那些迎合性的文字，却像钝器，割不破任何阻碍；像微弱的烛，只能照亮眼前的方寸；像冰冷的墙，只会把人推向更远的距离。

　　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警惕那些迎合性的文字，它们用华丽的包装和巧妙的话术，试图引导我们的认知，麻痹我们的思考，让我们对社会的问题习以为常，对权力的滥用视而不见。我们要学会分辨真伪，学会独立判断，学会在信息的海洋中寻找真实的岛屿。

　　某“资深编辑”在退休后，把自己多年来写的那些迎合文章全部销毁，他说：“我不想让这些文字误导了后人的认知。”销毁的过程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那理想像一粒火种，虽然被压抑了多年，却依然没有熄灭。他知道，只要还有人坚持说真话，还有人用文字为大众发声，这个社会就还有进步的可能，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迎合性创作者的存在，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创作的遗憾。他们就像依附在主流上的藤蔓，攀附着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生长，最终也会被新的主流所替代，因为当主流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像落叶一样被丢弃。而那些真正的创作者，他们的文字会像星辰一样，在历史的天空中永远闪烁，指引后人前行的方向。

　　让我们记住，文字的力量不在于迎合和修饰，而在于真实和勇气；创作者的价值不在于取悦他人，而在于为大众发声。如果文字失去了真实，创作者失去了勇气，那这个时代也就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和进步的动力。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良知、有勇气、有担当的创作者，用文字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真实，一份温暖，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