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育意愿消退的背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的异化与当代青年选择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婚姻与生育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曾是大多数个体生命轨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维系着血脉的延续，更承载着文化传承、社会稳定与情感归属的深层意义。然而，当我们审视当下年轻一代的生活图景时，却赫然发现一股日益强劲的逆流：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延缓，甚至彻底放弃步入婚姻殿堂，诞育新生命。这绝非单纯的个人偏好转变，亦非个体意志的偶然趋向，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与哲学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若要拨开表象的迷雾，探究其背后的根源，我们必须深入审视塑造人类生存状态的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尤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实践的，而决定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力量，是物质生产的方式。换言之，人们如何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如何维系自身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乃至思维方式。如果说，过去人们结婚生子是水到渠成，甚至被视为人生必经的阶段，那么，当今青年对婚育的疏离，首先便根植于当代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全新物质条件和生存体验。我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发展到相当成熟且复杂的阶段。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驱动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也同时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异化与矛盾。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进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环境：一方面是日趋激烈的竞争，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就业市场，都面临着“内卷”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年轻人普遍感到自己的劳动仅仅是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非实现自我价值或贡献社会的方式。工作的意义被剥离，沦为纯粹谋生的手段。从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到零工经济的碎片化，劳动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日益消减，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焦虑。

　　这种物质基础的深刻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深层次的“异化”。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分离的状态。这种异化深刻地影响着青年对婚姻与生育的看法。首先，劳动异化使得工作不再是创造性的、赋有生命意义的活动，而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压抑人性的强制劳动。青年人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种异化劳动中，感到身心俱疲，被剥夺了闲暇和自我发展的空间。当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负担而非享受时，他们很难想象如何在日益内卷的职场中立足，同时又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子女的教育。婚姻和生育，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情感归宿或人生阶段，反而可能被视为进一步加重个人负担的“额外任务”——这笔“投资”耗费巨大，回报却不确定，甚至可能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疲惫与压力，使得许多青年对更深层次的情感投入和责任承担望而却步，他们难以想象如何在如此重压之下，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和耐心去培养亲密关系，去教育和陪伴下一代。

　　其次，这种异化蔓延至个体的类本质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其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于其能够创造性地改造世界，并能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全面的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高度商品化的社会中，人的类本质被压抑和扭曲。个体的价值往往被简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或消费能力的高低。婚姻和生育，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性和生物性再生产活动，也未能幸免于商品逻辑的渗透。生育一个孩子，不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更是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从出生到教育，从医疗到住房，每一个环节都与金钱紧密挂钩。孩子被赋予了巨大的“消费属性”和“投资属性”，这使得生育决策变得高度理性化和功利化，甚至被视为一种潜在的“经济风险”。当养育后代的成本远超个体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需要牺牲自身的物质生活和发展机会时，青年人自然会对其望而却步。他们感到自己被剥夺了自由地实现其类本质（包括生育与养育）的能力，因为这些活动已不再是自觉的生命体验，而是被资本逻辑所衡量和控制的负担。

　　再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也深刻影响着婚姻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往往被商品交换关系所渗透，变得工具化和原子化。竞争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可能更多地是竞争者或利益关系人，而非纯粹的伙伴或亲密对象。这种普遍的社会疏离感，使得青年难以建立起基于真诚、信任和长久承诺的亲密关系。当爱情和婚姻被物质条件、外在形象、甚至社交媒体上的“人设”所衡量时，真正的灵魂契合和情感共鸣变得稀缺。在这种背景下，婚姻可能被视为一种需要谨慎权衡的“交易”或“契约”，而非情感的自然升华或生命的共同体。这种不信任感和疏离感，使得许多青年宁愿选择单身，或保持浅层次的交往，以避免可能的情感伤害和利益纠葛。他们很难在工具化的社会关系中找到能与之共度一生的伴侣，更难以相信能与对方共同承担育儿的重负。

　　最后，这种异化现象也渗透到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道德、文化和哲学等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强化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竞争至上的观念，这些观念与传统家庭价值观产生冲突。消费主义鼓吹通过物质消费来实现个人幸福和自我满足，这使得个体的物质欲望被无限放大，而为家庭付出、为他人奉献的传统美德则显得不那么“诱人”。对物质的无尽追求，使得年轻人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消费和享乐之中，无暇顾及，也无力承担家庭的重担。与此同时，这种被资本主义扭曲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和自我实现至高无上，但这种“自由”往往是原子化的自由，它解构了传统的社群支持系统，使得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显得更加孤立无援。当一个青年被告知要为自己的成功负责，要不断提升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实现所谓的“人生赢家”目标时，婚姻和生育这些需要牺牲个人部分自由、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生命选择，自然就会被推迟甚至放弃。社会主流文化中对“成功”的定义，往往将物质财富和职业成就置于首位，而家庭幸福和子女养育的价值则被相对淡化，甚至被视为阻碍个人向上发展的“负担”。这使得青年在潜意识中将婚育与“牺牲”和“风险”挂钩，而非生命的圆满。更深层次地，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使得青年一代面临着“无限竞争”的压力，他们的“生命周期”似乎被强制延长。从大学毕业到职业生涯的稳定，再到能承担起婚育成本，这个过程变得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当一个人耗尽青春、背负巨债、身心俱疲才勉强获得一定的“立足之地”时，他们所剩下的精力、热情和物质资源，可能已不足以支撑他们建立一个家庭、抚育下一代。生育后代，从社会角度看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这种再生产的成本，却几乎完全由个体家庭承担，且成本日益高昂。

　　因此，当代青年对婚姻与生育的疏离，并非他们道德败坏或责任感缺失，而是他们身处其中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他们并非不向往爱情、不渴望家庭，而是被社会生产关系所裹挟，被异化的劳动所消耗，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所压垮，被消费主义和原子化个人主义所塑造的观念所影响。他们的选择，是物质条件和精神困境共同作用下，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一种无声反抗，或是一种无奈的适应。要从根本上解决青年群体的婚育困境，仅仅停留在道德说教或政策补贴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正视并思考，究竟是何种生产关系和其所衍生的社会矛盾，将人类推向了如此境地。或许，只有当我们能够超越当前被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生产方式，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劳动不再异化，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回归本真，当生命的延续和家庭的构建不再是经济负担而成为自觉的、充满喜悦的创造性活动时，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的渴望，才能真正地被唤醒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