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为富且仁”的幻境：宗庆后崩塌与阶级认知的觉醒

　　前段时间宗庆后的去世，在中国舆论场上掀起了一场集体情绪高潮。他被塑造成一个朴素、节俭、勤劳的“布鞋首富”形象，一个“平民企业家”的道德样本。人们惊叹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方式，赞扬他为员工谋福利的企业情怀，感动于他对原配妻子的忠诚。

　　然而随着三个美国籍非婚生子女争产案的曝光，这位被捧上神坛的“民族企业家”神话开始土崩瓦解。围绕340亿资产的继承斗争，不仅揭示了资本家族内部的冷酷算计，更撕开了长期以来以“家文化”“民族品牌”为伪装的意识形态外衣。

　　宗庆后一生的发迹史，是一出关于资本如何借制度之便完成原始积累、如何操控意识形态遮蔽剥削本质的活教材。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私德，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阶级位置和资本逻辑。

　　宗庆后的发家史，被许多人误读为“白手起家”的奋斗神话，但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背后是一次次对国有资产的转移和对制度漏洞的精巧利用。

　　娃哈哈的前身是一家校办集体企业，宗庆后不过是以承包人身份参与其经营，真正起飞的关键，则是90年代国企改制浪潮中一系列“名为改制、实为私有化”的操作。引入法国达能作为合资方，设立境外公司进行复杂股权安排，这些看似“引资办厂”的行为，本质是借助外资掩护，把原本属于集体和国有的资源逐步私有化。在这过程中，达能一度控股娃哈哈合资公司，但宗庆后却通过体外企业控制实际利润来源，最终借民族主义之力将外资踢出局，一举实现实权与财权的全面掌控。

　　这种“借外资之手，私转国资”的路数，在中国90年代的资本扩张史中屡见不鲜，宗庆后不过是众多“成功企业家”中最会利用时势的一个。在那个“抓住机遇就是英雄”的年代，体制与市场的缝隙成了极少数人实现财富飞跃的跳板。而这些“起跳者”，往往被包装成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的成功既是个人奋斗的故事，也被用来为制度合理化辩护。在宗庆后身上，这种辩护达到了高度一致：个人节俭成为“企业美德”的外延，财富积累被等同于国家强盛的象征，资本增殖过程中的制度不公被有意无意地遮蔽。

　　更令人警惕的是，宗庆后以“家文化”包装企业管理方式，使企业内部结构的等级压迫隐身于表面的温情脉脉之下。在官方和媒体的笔触中，娃哈哈是一个“员工之家”，宗庆后是这个家中“和蔼的父亲”——不辞退老员工、为员工盖房子、年节发红包……但事实上，这种叙事正是典型的封建伦理对现代劳动关系的“再封建化”。一线工人长期处于高强度两班倒、月休四天的恶劣环境中，制度化压迫通过管理集权与“家文化”双重管控得以自然化、道德化，而不是显性化的剥削。

　　宗庆后实行极端扁平化的管理模式，84个生产基地直接对其汇报，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取消中层制衡力量，事实上将整个企业权力架构封闭在家族手中。国有股东、员工持股会名义上拥有话语权，但早已沦为“一致行动人”，治理结构完全服务于宗家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不是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而是资本权力对劳动秩序的彻底殖民。它强化的是资本对于劳动的不可协商支配，把企业运作简化为一个家长式的独裁空间，掩盖了对工人真实权益的系统性剥夺。

　　宗庆后之所以能够长期被包装为“爱国企业家”，除了其个人话术与人设塑造能力，也得益于他熟练运用民族主义作为资本工具的战略意识。2006年与达能的控制权争夺战，被他成功操控为一场“民族品牌保卫战”，赢得舆论一边倒的支持。舆论甚至忽略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两套资本力量（国际资本与本土资本）对于利润与控制权的角逐，而劳动者始终缺席在这场争夺中——他们既无从参与分配，也无从获得保护。

　　最讽刺的是，那场保卫战后，娃哈哈的产品价格并未下降，工人的待遇也未改善，唯一获益的是宗家对企业的牢固控制。这一套“民族主义”话术，在宗庆后身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需争夺民意时，他可以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挥舞“民族企业”的大旗；而当需安置非婚子女与巨额信托时，又不忘借助香港信托与美元资产布下跨国资本安全网。口中“爱国”，行动上“避险”，这是每一个成熟资本家对于政治情绪与经济现实之间游刃有余的运用。

　　宗庆后家族的继承风波是资本秩序本质的外化：三个美国籍非婚生子女凭借离岸信托文件挑战宗馥莉的独控地位，背后不仅是家族伦理的撕裂，更是资本权力“全球化配置”的必然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信托高达21亿美元，相当于娃哈哈三年净利润的总和，而其设立时间早在2003年——正值娃哈哈高速增长期。宗庆后设立信托时是否报税、是否通过外汇监管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笔资产的海外布局显示了一个残酷事实：宗家早在本土资本话语中布局“爱国”形象的同时，便已为其财富寻好退路。

　　在大陆赚取超额利润，在海外布局资产与继承体系，这是不少“民族企业家”的标准配置。宗庆后不过是那种在聚光灯下喊着“为国为民”的资本家，他的真实行为和选择，始终是为阶级稳固护城河服务的技术性安排。财富的真正归宿，从来不是社会回馈，而是家族延续；不是民族命运，而是资本永续。

　　需要指出的是，宗庆后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舆论震荡，不仅在于其人物反差的戏剧性，更在于它揭示了大众对于“善良资本家”的根深蒂固幻想。许多人在宗庆后死后自发缅怀，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与自己为伍”的企业家形象，以寄托对公平社会的期望。这种期待是脆弱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资本秩序愈加冷酷无情的今天，普通人渴望一个不剥削自己、能理解自己的大老板，哪怕只是想象出来的。这种心理状态，类似于封建时代老百姓对“清官”的寄托——他们不反皇权，只怪贪官太多，盼着某个铁面无私的包青天降临。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资本的本质从不是仁慈与公义，而是逐利与控制。宗庆后可以穿布鞋、唱红歌、吃盒饭、晒旧沙发，但这不过是符号工程的一部分。他的财富增长，是无数工人身体力行日夜辛劳的堆叠，是国有资产稀释后流向私人的账面游戏，是管理集权下组织架构的极端效率化。他不是“人民企业家”，他是资本制度下的优等生。每一个在聚光灯中被树立起来的“楷模”，往往都是背后利益结构的投影。他身上聚合的种种美德，其实正是体制对资本家公关形象的期望模板——节俭、爱国、照顾员工，这些表象恰恰掩盖了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与权力不可问责的现实。

　　宗庆后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典型，一个剖面。从娃哈哈的国资转移、达能风波、离岸信托、继承风波，到“家文化”下对工人的压榨，每一步都浸透着制度结构性的力量。我们不应将问题简化为“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而应提升至阶级视角，看到资本与劳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深层矛盾。宗庆后的崛起不是对社会正义的见证，而是对劳动人民集体财富的占有；他的形象崩塌不是偶然，而是幻象迟早破裂的必然。

　　面对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需要的不是新一轮神话的构建，而是更清醒的制度批判与阶级认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为富且仁”的幻象，不再在资本的幻灯片中寻找救赎，而将希望寄托于真正的人民力量和制度革新之中。

　　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句最著名的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宗庆后“人设的崩塌”，恰恰是对这句话的活生生注脚。这不仅是对一个企业家的反思，更是对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运行逻辑的质问。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所谓“成功”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掠夺与隐形的不公，才能开始构建一个真正属于多数人的未来。

　　*作者：嗣文，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双峰县青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