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无产阶级化历程：理论解释、历史经验及其启示（下）

　　本文首先对无产阶级化研究的困境做了分析，主要引介了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与分析框架；其次，对欧洲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曾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化的不同模式做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指出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化历程的深远意义；最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对塞勒尼等人研究的引介，探讨了这些研究对分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启示。

　　关键词:无产阶级化    C.蒂利    新兴工业化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阶级形成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一个新兴的学术议题

　　应该说，欧洲、非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及其无产阶级化历程，为理解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命运和透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与发展的演化路径提供了“一把钥匙”(马克思，[1857][1903]1995：23)。然而，吊诡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是否会带来类似的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界的讨论极少。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化历程”这一论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种并非出于“学术反思”的政治敏感，使研究者很难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去看待这一问题，而过多赋予其意识形态的内涵，从而往往将“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同于“无产阶级贫困化”。②由于问题误置与意识形态负载过于沉重，研究者们很难将因社会主义工业化引发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独特之处，与全球化进程中相关的其他类型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很难客观评价并汲取不同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阶级整合的策略，参见Mikkelsen，2005：277-306)，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与发展提供镜鉴。

　　2011年10月，笔者检索中国期刊网“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在“题名”一栏输入“无产阶级化”一词进行检索，仅出现10篇文献：其中，只有《开放时代》刊载的一篇译文(《从农场到工厂：韩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2009年第10期)和会议记录(《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2009年第6期)，真正涉及“无产阶级化”这一学术议题。

　　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论战，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曾是一个学术热点问题(参见蒋学模，1981；胡培兆、孙连成，1982)。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战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论战一样，都属于“密涅瓦的猫头鹰到了黄昏才起飞”，并且，面临着将抽象的理论演绎(或者说纯粹抽象条件下的理论概括)推论到现实中的具体工人身上的困境。这种“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之间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与迈克尔·布洛维所指认的困境(即“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具有高度“同构”的特点。

　　(一) “无产阶级”、“农民工”抑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

　　的确，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进行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更多的困境，尤其是需要破除各种意识形态的迷雾。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试图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通过对工业化模式、阶级结构与阶级流动、阶级再形成等论题的考察，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及其独特之处进行探索性研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塞勒尼等对匈牙利这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家庭农业生产的社会学特征所作的理论分析。在题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社会主义匈牙利家庭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一文中，塞勒尼等(塞勒尼、曼钦，2010)指出：存在三种不同的描述和解释集体社会主义农业中家庭生产的社会学理论，它们分别是：“无产阶级化理论”(proletarianization theory)、“农民工理论”(peasant-worker theory)以及“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interrupted embourgeoisement theory)。

　　“无产阶级化理论”得到了匈牙利官方理论家数十年来的宣传。在持这一理论观点的学者们看来，家庭性质的农业生产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存在应归咎于落后的小农意识、集体农场中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不充分等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农业逐渐且不可避免地工业化和工厂体制的形式，在经过适当的时间后，从前的小农将完全转化为无产阶级。在这一理论看来，家庭中的农业生产者被看作是一个转型中的阶层，且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双重特征：仍然与小农身份有联系；在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方面小农的特征较多，小农旧习还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转型性表现为他们既没有成为工人，同时又已经不再是农民。当他们沿着从农民向无产阶级的生活轨迹前进时，其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将逐步加深。不过，这一理论将家庭农业生产看成是仅仅涉及一代人的现象，并未考虑到阶级再生产或代际延续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的证据开始挑战该理论的有效性。毕竟，匈牙利的家庭农业生产并非像该理论所暗示的那样，仅仅是过渡性或暂时性现象。相反，实际上家庭生产仍然相当稳定，尤其是当集体农民的第一代老去且从此不再在自留地上耕作时，会有更年轻的工人甚至是白领家庭成员开始接手生产。

　　“农民工理论”的提出人是伊斯特万·马库斯(István Márkus)。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库斯在匈牙利的格拉噶山谷(Glaga Valley)(一个位于布达佩斯东北部的、以园艺生产为特色的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一些农村家庭(其中许多家庭的户主是产业工人)开始在其果园或菜园中生产，其表现更像是农场主(farmers)而不是小农(peasants)。为了描述这一新现象，马库斯提出了“后-小农”(post-peasantry)概念，用以描述这一发生质变的新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小农”和“工人”的混合。“后-小农”具有新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城市/农村、农业/工业)中，并试图同时从这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伊斯特万·喀迈尼(István Kemény)关于匈牙利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层研究发现，大约有一半的产业工人是出身小农的第一代无产阶级。这一“新工人阶级”和城市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的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在农村居住，并且继续参与家庭农业生产。“后-小农”和“新工人阶级”概念互相补充，对此前的无产阶级化理论构成挑战。不过，马库斯和喀迈尼在一定程度上都坚定地延续了无产阶级化理论中的某些传统，认为两者都是迈向无产阶级化的过渡阶段，只不过他们仅仅假定完全的无产阶级化被一代人延迟了。

　　后来匈牙利学界有关迷你型农场生产动态的许多研究又揭示了“农民工理论”的局限性。从1972年到1982年间，匈牙利的家庭生产呈现出集中的趋势，而且，这些小农场变得越来越高度专业化，主要是为市场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原先的农民工的一部分，已开始像真正的企业家一样行动起来，参与到资本积累的活动之中。经营小型农场不再仅仅是一种创新的工人阶级生存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企业家阶层出现的标志。帕尔·朱哈慈(Pál Juhász)用“资产阶级化理论”来概括这种现象。朱哈慈第一个意识到，这些市场导向的小农场运作者们经营农场时，会像经营企业一样考虑投资的回报；他们开始有效利用劳动力和资本。这些人并非拿工资的工人，而是企业家，是“资产者”(burgers)，或者用一些匈牙利社会学家更喜欢的概念来表述的话，是“资产阶级分子”(bourgeois)。换言之，匈牙利发生的社会变革，并非某种“无产阶级化的历程”或“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化过程” (embourgeoisement或bourgeoisification)。

　　塞勒尼等将上述进程概括为“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由在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匈牙利乡村的传统士绅统治开始崩溃且各地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一度呈现出资产阶级化的浪潮；但是，这一浪潮在1948年至1949年被国家推行的斯大林主义所中断，私营农场经济被迫转到地下；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期，匈牙利重新出现了具有市场导向的家庭农业生产，在匈牙利人看来，这一进程与1949年前曾出现过的市场取向的家庭经济一样是一种资产阶级化过程。

　　塞勒尼等认为，上述三种理论并不相互排斥，相反能够加以整合并用来预测不同社会阶层的历史命运。譬如，“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在解释谁会抵达资产阶级这一目标方面显得特别有用。但是，由于农业人口中的大多数不太可能参与创业活动，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人仍然还是农民工。换言之，“农民工理论”在描述这些人的特征方面仍将有效。而对少数已经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工人来说，“无产阶级化理论”还是更具解释力。塞勒尼等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转型过程中，不同的阶层会发生不同的转型轨迹，其阶级形成的解释也应遵循不同的理论路径。①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谁将成为农民工？谁将成为资产阶级？谁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制度、结构等因素，而对不同阶级主体的形成以及影响其最终归宿的不同路径有所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勒尼等人的分析，无疑为研究者审视社会主义国家中农民家庭分化及其阶级形成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透镜。

　　值得关注的是，塞勒尼等在后期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参见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2008；Szelényi & Kolosi，2010)。

　　塞勒尼等从各个维度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假设检验(参见表 1)。

表 1 谁是家庭农业生产者：不同理论提供的假设①

资料来源，参见塞勒尼、R.曼钦(2010：202)。

　　(二) 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与阶级形成

　　早在1984年，美国学者魏昂德(Walder，1984；1986)便指出，1949年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急剧中断。此后，中国的工业、资本积累、新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空前剧增。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几乎在所有方面，如工人就业的企业规模与类型，就业方式、培训方式及领取工资的方式，工作安全、社会保障和其它各项福利，获得住房与购买日常必需品的方式，以及家庭依附于工作场所的程度、社会生活的性质等等，都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人口学现实、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及国家对人口的高度集权化控制结合在一起，使一种颇为广泛的世界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在中国被终结了。

　　根据C.蒂利的定义，无产阶级化历程包括三个客观的重要环节：对乡村生产者的剥夺；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①通过对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历史考察，魏昂德(Walder，1984)认为，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无产阶级化历程中的上述三个环节，都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譬如，对乡村个体生产者的剥夺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完成；事实上，农民还成为各个集体耕作单位中的雇佣劳动者。这种剥夺无疑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具备其历史的合理性。不过，尽管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前两个环节在中国似乎进行得颇为迅疾且达到了历史高潮(其形式与西方国家早期的无产阶级化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第三个环节——人口从乡村到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过程——上却出现了停滞，在某些时期甚至还发生了逆转。概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得到了重塑。表现在产业工人阶级身上的所有情况，构成了一个更为基本的变化——从一个阶级社会到身份社会的转变——的一部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诸多特征，如不断增长的政治统一、集体性的组织、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有关共同利益的意识等，所有这些被汤普森描述为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在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都发生了移位、变形乃至有效的逆转(Walder，1984：3-48)。魏昂德的分析对于透视新时期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刘建洲，2009；吴清军，2010)，对基于历史的视野来把握和分析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如身份的逐渐消解、公民权的获得、“半城市化”问题、“新二元社会”等)(参见Solinger，1999；王小章，2009；刘平，2007；王春光，2006)，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譬如，在国家话语体系中，中国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这些针对打工者进行意识形态定义的不同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不同的权力主体在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参照C.蒂利(Tilly，1979b)关于无产阶级化的不同环节与维度的论述，这些方面构成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从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理论视角来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特点与路径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得出了若干引人瞩目的研究结论。譬如，潘毅、卢晖临等(2009；2010)认为：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就是使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比较角度看，过去三十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和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今天的南亚与拉丁美洲，都曾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在通常情况下，这一过程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受到市场力量的深刻影响的同时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历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约束和制衡，至今仍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下。①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经验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民在转变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务，而不得不暂时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何以最终无法在城市中完成的关键。应该看到，“农民工”这一语词实际上折射出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农民”则指向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农民工”的称谓，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作为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及其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总之，“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表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潘毅、任焰(2008)认为：“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显然，他们重点关注的是C.蒂利所论述的无产阶级化历程三环节中的第三个阶段——“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在这一分析视角下，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路径及其历史命运实际上由国家和资本的力量共同决定。农民工身份上的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目标)的共同作用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呈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方面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却回避(或者说无力)承担其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参见任焰，潘毅，2007)。结果是，尽管对农民工劳动力的使用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由于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使得工业化与城市化无法统一，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只能停留在(更确切地说是流动于)“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然而，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转变，农民工的工作开始处于不稳定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及集体性消费资料需求的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 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任焰、梁宏，2009)。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参见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尽管就新生代农民工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其尚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中这些特征而言，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成长经历、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更期待能使自己转变为在城市居住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这种反差使他们感到愤怒、沮丧、怨恨，而这些情绪无疑将促进工人自我意识的提升并强化他们对自身共同阶级地位的认知(Pun & Lu，2010)。

　　潘毅等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从“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来透视影响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困境和巨大的张力。张谦等(Zhang & Donaldson，2010)的研究，则从农业生产的非农化形式的视角概括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六种非农化的农业生产形式，比较了不同形式下的劳动体制与直接生产者的社会经济地位，①同时，评价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这些农业生产形式的影响(参见表 2)。

　　根据三个“决定因素”(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是否分离、是否存在超经济强制以及是不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伯恩斯坦(2011.：78-81)将殖民时代的劳动体制(labour regime)分为四种类型：强迫劳动的劳动体制、半无产阶级化的劳动体制、小商品生产的劳动体制、无产阶级化的劳动体制。

表 2 农业生产的非农化形式①

资料来源，参见Zhang和Donaldson(2010：446)。由于版面原因，本表在纵横方向上对原表作了重新编排。

　　张谦等的主要发现有以下三点：第一，农民的不同分化路径。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使得农民朝向不同的新阶级位置分化。这里同时发生着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换言之，资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第二，农民基于市场的分层。资本主义农业中的生产者其分层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中的位置。换言之，农民在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分层的位置。第三，土地制度的中介作用。乡土中国的双重土地制度在塑造多元而独特的农业生产形式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①这一点往往被研究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学者所忽视。应该说，张谦等的这一研究与塞勒尼等人的研究存在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其研究发现提醒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研究，不仅要借鉴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更要关注其与后发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已经发生剧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情况之间的异同。由此，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建构适合中国特点的分析框架，以及如何通过类型学的分析揭示正在中国发生的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提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应对之策。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其二元性，即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分配到农户。有趣的是，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正是在现有的二元土地体制下、在土地所有权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实现的。基于经验研究，张和杜认为：农村土地不应私有化，因为那样只能促使土地的兼并和大量农民从土地游离。土地承包制度赋予农民一个与企业谈判的重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结果是，有产的(“半无产化”)农民工人的经济地位，要优于完全无产化了的农民工人(Zhang & Donaldson，2010)。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学界，针对本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文献可谓蔚为壮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阶层研究范式和利益群体分析等视角的局限，诸多研究难以被纳入到“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研究视野(沈原，2006)和无产阶级化的理论视角之下；尤其是很少有研究能够从历史社会学的比较视野出发并借鉴C.蒂利的分析框架，对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对该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阶级化程度，对制约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等，进行系统的深入探讨。“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中心”，分析并透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特点、制约因素及其可能的路径，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实践意义来看，都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所引介的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和相关论述，欧洲、非洲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无产阶级化的不同模式与历史经验，以及塞勒尼等人的相关研究，对于后续的研究者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在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背后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基于对更广范围历史变迁资料的考察可知，无产阶级化历程，从产业的角度看，不仅发生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领域中，也表现在服务业和农业领域之中；从地域空间的角度看，不仅发生在城市中，也发生在乡村地域中。这提醒人们在研究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无产阶级化历程时，要自觉地摆脱固有范式和叙事模式的束缚。譬如，农民工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当地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以及在各地城乡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就业(黄宗智，2009)，都可视为其无产阶级化历史进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惟其如此，才能以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去看待农民工无产阶级化所面临的独特困境、特点与趋势，审视其对于国家形成、资本积累与公共治理的意义。

　　其二，无产阶级化历程与一国的工业化模式选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深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基本格局的影响。尤其是国际性的产业转移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产权及用工模式，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乃至“世界工厂”，这些都只不过是其具体的载体与表现形式。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如何借鉴无产阶级化的分析框架来把握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现状与趋势，比较这一进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化的异同，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重大课题。

　　其三，C.蒂利关于无产阶级化的定义，尤其是关于剥夺和雇佣劳动不断增长及其与人口增长趋势之关系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研究者厘清无产阶级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破除长期以来附着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窠臼。它至少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并非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社会主义同样存在无产阶级化的客观过程。这有助于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关注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毕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957:45)所指出的，“问题已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