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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工人阶级的解体

发布时间:2025-07-13 09:17:13

  受害者的罪名——东欧新资本主义中的工人

  在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矿业小镇彼得罗沙尼,一位餐馆老板邀我至他桌前,向他昔日的两位老师介绍我。其中一位白发长者询问我来此山谷的缘由。当我谈及对劳工权益、矿工工作环境、健康状况及失业影响的关注时,他挑挑眉,投来探究的目光:"你该不会是,"他顿了顿,"共产党人吧?"

  这段轶事折射出中东欧地区对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普遍态度。对劳动者处境的关怀被边缘化并污名化,诸多产业更被贬斥为社会主义遗毒。在昔日体制下,产业工人作为被意识形态强调的阶级,享有高薪及国家提供的附加福利与特权。而如今罗马尼亚社会对这种优越地位的颠覆尤为剧烈——当公众将经济政治困境归咎于腐败政客、贪婪商人及世界银行等"反罗势力"时,工人群体始终位列被批判的焦点。人们指责他们固守"齐奥塞斯库时代"养成的恶习:有问题的职业道德导致效率低下,普遍缺乏诚信,总幻想不劳而获…这些都被视为阻碍国家改革步伐的枷锁。

  批评的矛头同样指向工会及其领袖,指控他们漠视公共利益,热衷政治博弈而非捍卫劳工权利,过分好斗激进,甚至常常共谋瓦解企业。就连失业者也难逃指摘——被控一边打黑工一边领取失业救济金,或工作到申领失业金的最低时限后就离职。他们被谴责拒绝接受新岗位培训,不愿迁徙至就业机会充裕的地区,挥霍遣散费后还厚颜要求复职。

  于是,经济衰退的受害者反被指认为衰退的元凶,而那些归罪者——媒体、新兴企业家、议员、部分政府官员——却在新政治经济体系中攫取了最大利益。

  这种对劳动者的全面贬损将工人与其他社会阶层割裂开来,揭示出中东欧后社会主义的本质。“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是个模糊的概念,它通过"否定性"(社会不是什么)而非"肯定性"(社会是什么)来定义社会。在此意义上,它与日受到质疑的"转型" (Transition) 概念如出一辙。"转型"概念日益暴露出目的论倾向、西方中心主义的胜利论调,以及对跨国差异的漠视(Blanchard and Froot et al. 1994; Offe 1997; Pasti 1997; Verdery 1996; Wedel 1998; Snyder and Vachudova 1997; Berdahl 2000)。后社会主义概念同样存在问题——它隐含地假定当前状况只是暂时的,马上就会转变为为某种新体系,却对这个新体系讳莫如深。后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因此未能正视中东欧正狂热地拥抱某种世界资本主义变体,并将其奉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事实。

  就此而言,转型论确实说对了,我们甚至可能低估了中东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笔者认为,该地区的问题并非如转型论所言——向资本主义迈进得太慢,而是太快;不是资本主义太少,而是太多。与其称之为"后社会主义",不如理解为"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这种社会制度以比西方原型更不平等的方式,重构了资本主义基本原则。

  正如所谓"漫长的十六世纪"中的新农奴制,新资本主义通过对西方范式的改造,在中东欧建立起一个依附性的腹地。与新农奴制相似,新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化速度与程度远超西方经验。当资本主义首次东扩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从未获得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福利,强大的中产阶级也始终未能形成。在新资本主义下,我们再次目睹少数精英如何攫取公共资源,阻碍其透明、公平地分配。虽有例外:某些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企业的合资项目为工人提供了合理薪资与职业保障——但主流趋势仍是:以社会公平为代价神化私有产权,推行不当贷款政策,纵容权贵阶级与资本家进行损害劳工利益的腐败交易。产业工人已跌至社会和经济地最底层,有效的中产阶级仍未出现,阶级进一步固化(Slomczynski and Shabad 1997)。

  因此,中东欧深陷于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却明显不同于欧美模式的体系之中。财产权与治理的新原则看似相同,但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与身份认同,却因他们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取物质、社会及象征性资源的渠道急速萎缩而被重塑。工人的工作岗位与薪资水平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相对生活成本而言都在持续下滑。工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些压力下不断坍缩。由于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矫枉过正以及对全球化现状的应激反应,工人阶级曾经享有的社会象征性支撑被彻底抽离。几乎在所有地方,这种压力都转化为对工人心理与生理健康的结构性威胁。

  新资本主义通过将工人置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层级的最底端,制造出两种社会结构:工人在其中要么是作为卑躬屈膝的乞怜者,要么是作为疏离的对立者。它构建的交换关系中,工人既自我定义为不平等者,也被他者贴上不平等的标签。如此一来,这种新资本主义正在为该地区工人锻造一种"持久性不平等"——即那种"从一次次社会互动中不断再生产……并往往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生命周期乃至组织历史"的不平等(Tilly, 1998:6)。要理解这种不平等的本质,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时期对劳动的支配地位谈起,正是这种历史遗产催生了当下困境。

  新资本主义假设的民族志基础

  本文的立论基础源于1998至2000年间,对罗马尼亚两个衰落工人群体开展的断续田野调查,以及对当代罗马尼亚工会变迁的关联研究(Kideckel 1999)。研究对象包括在职与失业工人:其一是位于巴纳特、奥尔泰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大历史地域交汇处的日乌河谷硬煤矿工;其二是特兰西瓦尼亚中南部弗格拉什地区的化工厂工人。

  从表面看,日乌河谷与弗格拉什地区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新资本主义时代具有诸多相似性。社会主义时期,两地皆因高度集中的单一工业基础而繁荣,吸引着全国劳动力。但正是这种产业集中性,使它们成为经济重构的主要目标,最终导致灾难性失业与激烈的劳工运动。

  如今的日乌河谷采矿业正经历两轮大规模裁员。通过"买断工龄"计划(政府1997年推行),矿工可领取12至20个月薪水的离职补偿及常规失业救济。此举已导致13座矿井中的2座关闭,更多矿井面临不确定命运,矿工总数从1997年的42,000人锐减至18,216人。多数失业矿工滞留在河谷城镇,救济金已于1999年12月耗尽。部分早年迁入的矿工试图用补偿金返回摩尔多瓦等原籍,但因谋生无着又重返矿区,甚至被亲属视为争夺家产的外来者。

  弗格拉什地区三家被调研工厂同样惨淡——雇员总数从1989年的17,239人暴跌至5,636人。尽管许多下岗工人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民意大利,但多数人仍在本地艰难谋生。高失业率与物价飞涨激化了两地劳工矛盾。日乌河谷矿工因屡次进军布加勒斯特的威胁而恶名昭彰,但其对矿务管理的抗议更值得关注;弗格拉什工人则因市政服务低劣频频发起维权。

  为平息动荡,罗马尼亚政府1998年颁布《贫困地区法》,对符合条件地区给予经济优惠。该法案表面上彰显政府对工人的关怀,实则意在削弱劳工话语权——首批获认定的日乌河谷享受的政策支离破碎:该减免的税费照常征收,新企业优先雇佣外地工人,职业培训形同虚设。而符合多数认定标准的弗格拉什地区,截至2000年夏已两次申请遭拒。

  日乌河谷矿工与弗格拉什化工厂工人的困境,堪称罗马尼亚劳工阶层衰落的极端样本。本文因而更像是对中东欧工人悲惨境遇的论战檄文,而非群体差异分析。但类似状况在整个地区弥漫——从瓦尔纳到格但斯克,劳工阶层普遍面临社会地位崩塌、生活水平骤降、健康恶化等问题(多位学者,1995-2000)。正是如此,这两个群体的遭遇成为见证新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解构与底层化的活标本。

  从属地位的今昔:社会主义与新资本主义下的劳工赋权消解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1977)曾以"从属地位"(sub-alternity)这一概念,解释社会主义时期工人在知识分工体系中的底层处境(参见Konrád与Szelényi,1979)。从结构上看,劳工的地位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与权力,使其沦为社会主义合法性话语与仪式中的"舞台道具"。例如在罗马尼亚,"劳动崇拜"(Cultul Muncii)将工作塑造成一切价值的源泉,并颂扬工人对罗马尼亚文化与科学成就的贡献(Hoffman等,1984;Kideckel,1993:189)。社会主义文学与新闻充斥着英勇、坚定且富有社会觉悟的工人形象(Bârgău,1984;Kideckel,1988;Pospai,1978)。与劳工相关的纪念活动在仪式日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对1929年日乌河谷卢佩尼矿工罢工这一模糊历史事件的庆典——社会主义史学将其描绘成右翼农民党政府反工人政策导致的22名矿工遇害事件(Oprea,1970:486)。

  社会主义仪式中对工人形象的颂扬,以及国家政策(如提拔工人阶级代表担任管理职务、保障工人基本物质需求),为工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象征资本与社会资本。兰普兰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对个人在学业、商业或政治生涯中具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尽管社会主义社会以有限的方式分配这种资本,但它确实缓和并掩盖了社会阶层间的实质性差异。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其他结构性原则也在有限范围内强化了工人的权力感。例如,"软预算约束"(Kornai,1980)和劳动力囤积使工人对管理层具有一定影响力。充分就业保障了稳定收入,辅以养老金等福利;消费品短缺则迫使各阶层民众卷入长期的"第二经济"关系(Sampson,1987)。工人与农民的社会流动性缩小了职场阶级差距,尤其在社会主义政权初期。居住隔离现象较少,薪资与"生活方式"差异有限(仅厂长与高官阶层例外)。工人与管理层在同一商店购物、去同一度假区休养,并参与彼此的婚礼、洗礼和葬礼。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最后十年,物质匮乏使工人与其他阶级共同承受苦难,"劳动崇拜"话语部分被民族与族群话语取代。然而,尽管"民族叙事"宣扬罗马尼亚人的团结,但它尤其侵蚀了社会主义末期工人的社会资本。不同族裔身份的工人彼此疏离,资源分配日益以族裔为标准(Verdery,1994),进一步加剧了工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的无力与分裂。

  1989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罗马尼亚政治经济的转型,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的从属化。与新资本主义的巨大结构性转型相关,工人从属化的基础在于他们及其代表获取各类资源能力的下降。这包括对知识和信息获取的限制、与私有化进程相关的就业机会减少,以及培训和教育机会的减少。此外,这些过程均对劳动在社会中的价值提升及其多样化社会联系的有效性施加了下行压力。八个关键因素以不同强度和组合在各地区出现,用于解释工人亚文化地位的重新出现与强化及其社会衰落:

  1 对劳动力市场的了解和渠道有限,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有时甚至引发激进的劳工运动,被其他社会群体负面看待;

  2 对私有化进程的信息匮乏,加剧了被排除在经济转型之外的感觉,并使人感到成为普遍腐败的受害者;

  3 阶层内的分化和内部竞争,因生活水平下降而加剧,削弱了劳工的团结以及“第二经济”中的紧密关系;

  4 代表机构(尤其是工会)效率低下,其领导层也缺乏关于社会经济变革的信息;

  5 由于劳动力黑市的扩张和无良雇主对工作条件的操纵,依赖性增强;

  6 工业劳动贬值,象征资本流失,这是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文化扩张的结果;

  7 社会普遍对社会主义及其相关范畴的排斥,使得国家在劳工保护、救济和培训方面的政策与实践缺乏诚意;

  8 工人社交网络的普遍瓦解,导致他们丧失活力与行动能力。

  这份清单中的部分条目存在交叉,且远非详尽无遗。此外,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媒体与教育领域对劳工的负面刻画等现象(Castells 1996),绝非中东欧地区所独有。然而,在新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特殊转型语境下,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分化无疑被急剧放大。

  信息时代与罗马尼亚当代阶级变迁

  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以来,罗马尼亚社会最剧烈的结构性变化当属大规模失业与生活成本的飙升。失业率从1998年的12%攀升至2000年末的16%,这一数字因政府推行的"买断工龄"计划(称为disponibilizare)而进一步扩大——该计划为接受离职的工人提供相对优厚的补偿方案。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高中及技校学历的劳动者阶层,他们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坚力量。相比之下,白领职业者与大学学历人群的失业率较低。失业问题加剧了工人内部的对立,这在工厂"优化重组"过程中尤为明显:当某些车间被迫关闭而其他部门得以保留时,工人群体内部便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情绪。

  这种内部竞争的信息操纵特征在近期的劳动力买断计划中显露无遗。如在日乌河谷地区,许多前工人在回顾“买断 ”时都谈到了强迫性操纵以及当局为促使他们签字而编织的谎言与半真半假的承诺。一位拒绝买断的矿工回忆道: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凡被三次记过消极怠工或酗酒者都将被开除……我听说有份黑名单,上面列着即将被裁的怠工者姓名,工友们整天互相提防。后来名单突然变了,连勤快人也赫然在列,实在令人费解。"

  另有工人被误导相信离职后仍可复岗,当真相揭晓时,留任者便成为众矢之的,这彻底瓦解了矿工群体赖以凝聚的亲密关系纽带。

  在布拉索夫省维多利亚市维罗美特化工公司的买断案例中,信息不透明同样引发争议。虽然国家新规不鼓励一次性补偿,但法律仍允许提交商业计划的工人选择整笔赔付以自主创业。然而,这一情况并未向工人说明。工人们先是被告知根本没有买断计划,又被告知有可能一次性领取遣散费。最终留任者多为工厂高层的亲属,他们公然利用裙带关系保住了职位。

  女性工人处于双重从属地位(Watson 1993)。新资本主义加剧了工业生产中的性别现实。在全国范围内,女性通常是首批被解雇的工人,也是最后一批被重新雇佣的工人。女性占罗马尼亚劳动力总数的44%(国家统计委员会,1996:152),却在失业人口中占比近50%,且在长期失业群体中更为突出(Bacon与Pol 1994:55-56;罗姆通讯社1998)。工会女性领袖寥寥无几,即便加入工会的女工也因家庭责任被排除在至关重要的信息共享网络之外。

  随着大规模失业与薪资缩水,蓬勃发展的黑市(la negru)进一步恶化工人生存状况与社会形象(Birtalan 1999:8)。昔日自豪的技术工人沦落到从事非技术性工作,而女性——尤其是容貌姣好者——则密集分布于小型商贸与服务行业。许多女性遭到雇主以性服务为由的骚扰,若拒绝则会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黑市,也存在于合法的“正式部门”。“黑市”工作始终缺乏保障,不择手段的雇主常以低于约定金额支付黑市工人薪资,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无处申诉。

  商业领域暴富阶层的迅速崛起,反衬出工人阶级日益赤贫化的残酷现实。私有化进程伴随着政治和商业阶级的大规模勾结,以及国有工厂的衰败和消亡。许多国有工厂被管理层故意抽空资源,将资源转移到由亲属和/或客户控制的寄生性企业(firme capuºe,字面意思是“虱子企业”)中。随着主企业衰亡,那些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人却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积累了财富。

  工人们虽接受新经济下的收入差距,却痛恨某些财富积累速度之快暗示的腐败本质,更憎恶他人的显赫财富与自身困境形成的刺眼对比。例如,大量奢华的豪宅和度假别墅似乎一夜之间在九谷镇周边的山丘和山脉中拔地而起。失业的矿工们指着这些建筑,讲述着他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外出远足的回忆,而这些活动早已随着采矿业的衰落而停止。

  其他群体同样遭受新资本主义冲击,但教师、医护等白领从业者凭借相对稳定的职位与社会声望,刻意与蓝领工人保持距离。他们虽不满自己的收入与教育程度失衡,却恪守职业伦理,很少像产业工人那样采取激烈抗争。

  事实上,罗马尼亚工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内部竞争与利益冲突的大杂烩——这种矛盾性使其获得了高度关注,却也让其实际效力备受质疑(Bush 1993; Ockenga 1997; Rodina 1994; Synovitz 1997)。然而工会运动的高关注度不仅引起了工人的怀疑,也招致了整个社会的警惕。在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罗马尼亚工会堪称最激进、最活跃的代表。但正如我在其他研究中指出(Kideckel 1999, 2001a, b),工会的抗争犹如荷兰童谣中那个用手指堵堤的男孩,在新资本主义的洪流前显得力不从心。罗马尼亚工人在薪资水平、职业保障等方面持续恶化,非法非合同制的黑市劳工现象也愈演愈烈。

  工会运动尤其深受职业身份割裂之苦。1999年春秋两季筹划的大罢工就因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参与不足而草草收场。一位工作过劳、薪资过低的布拉索夫医生对产业工人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很多工人是在自食其果。人们太懒惰。那些勤快的人早就应有尽有。只要愿意干,工作机会遍地都是。就像我们罗马尼亚谚语说的:'想找就能找到'。"

  劳工阶层衰弱的象征维度

  要理解工人阶层的从属地位,仅分析阶级结构的变迁远远不够。新统治阶级如何通过符号操纵来否定和贬低工人的象征资本与社会资本,同样是巩固权力的关键。在公共话语中,"工人"或"产业工人"这一类别几乎销声匿迹——尽管在多数国家,产业工人仍是数量最庞大的群体。媒体惯于将工人刻画(和嘲讽)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既得利益者",用"英雄工人阶级"的陈旧形象遮蔽现实困境。正如一位布加勒斯特记者所言:"工人、工人、工人……人们早听腻了。"因此,新兴媒体里,工人的真实生活与诉求集体失语;若有涉及,也总是与工业事故(无论作为肇事者或受害者)、盗窃或家庭暴力相关联。这种叙事暗示着:工人的生命本就低人一等。

  对于罢工的报道往往暗指工人企图维护"历史特权"。事实上,罗马尼亚工人抗议的频度与强度远超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Brehoi与Popescu 1991;Bush 1993;Ockenga 1997),从大规模进军布加勒斯特,到主要工会联盟的周期性罢工,再到无数基层自发抗争。冲突愈激烈,媒体渲染愈负面。媒体对吉乌河谷矿工威胁入侵布加勒斯特的报道尤其片面。1999年日乌河谷矿工抗议三座矿井关闭、政客背信及领袖科兹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时,全国媒体齐声谴责罢工使首都安全受威胁,并详细讨论科兹马的问题。媒体要么诋毁矿工,要么将他们描绘成被科兹马或总统伊昂·伊利埃斯库操纵的同质化无辜者。

  事实上,矿工群体的意见与行动远比外界想象的多元——他们的经济困境比其他罗马尼亚工人更为严峻。矿工家庭通常只有单一收入来源:长时间的井下作业已耗尽他们从事兼职的精力,而矿工妻子们也因缺乏就业机会而难以工作。许多矿工来自摩尔多瓦等贫困地区,既得不到家庭支援,又无力移民他乡。是否参与罢工等个人决策,往往受亲属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有人被工会强制参与,但多数是自愿加入。工人们解释道,除了经济诉求外,他们还反对腐败的政治家和媒体的偏见。

  例如,在洛尼亚煤矿的访谈中,一位矿工的发言引得工友们纷纷赞同:"他们逮捕科兹马,就因为他想帮我们老百姓。他想重启工厂创造用煤需求。1990年我们和平游行,布加勒斯特那些人却向我们开枪。本应有60%的罗马尼亚人支持我们,可媒体把民众都煽动成了对立面。《真理报》简直像外国媒体!他们明知真相,电视上播的却全是谎言——我们凭什么缴税养这些造谣的电视台?"

  在克卢日-纳波卡与弗格拉什两市四家工厂的田野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访工人都认为矿工抗争具有正当性。一名受访者表示:"矿工游行是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这无可厚非。那些批评纯属政治动机。若有人号召,我也会为他们上街。"然而多数知识阶层人士却职责矿工们阻碍了经济改革,助长了反民主情绪,吓跑了国外投资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尼亚媒体对新就业形态与物质文化极尽美化之能事。报刊电视广告中,摆弄手机电脑的中产精英从事着与"工人阶级"毫无符号关联的"洁净"活动。教育体系内,工商管理、外语法律等学科已取代工程类课程,工人诉求被系统性排斥。学术界既未征询工人意见,也不研究他们承受的身心压力.

  对产业劳工的漠视与贬损,在议会与政府的行动中显露无遗——前文讨论的《贫困地区法》执行不力即为明证。即便是曾担任罗马尼亚自由工会联盟(CNSLR)主席的维克托·乔尔贝亚领导的政府,也鲜少将工人诉求置于政策优先项。伊里埃斯库领导的社民党(PDSR)等政治团体虽呼吁保护工业岗位,却受制于世界银行贷款与欧盟准入战略的现实压力,反而导致更多失业。此外工人更缺乏政治表达渠道:罗马尼亚劳工群体并未以统一阵线投票,其内部被错综复杂的派系、利益与权力争斗所割裂,以致社会党(PS)和社会主义劳动党(PSM)等标榜代表劳工的政党缺乏足够支持议会席位。

  当工会领袖深陷政治权术时,基层工人却被彻底边缘化。工人们谴责所有党派的政客,认为整个政治体系就是为压迫工人而设计。他们将新兴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完全归因于政府、私有化机构与企业经理人的权钱交易。面对新资本主义加剧的阶级分化与生存危机,许多工人开始怀念社会主义时期安全和可预测的生活。这种情绪蔓延整个东中欧——从情况较好的捷克(Pollert 1999),到战火蹂躏的塞尔维亚(Arandarenko 1999),再到衰败的俄罗斯与乌克兰(Ashwin 1999;Crowley 1997),经济衰退催生了三种应对模式:社会主义怀旧、民族主义空谈或消极躺平。在罗马尼亚,一些工人甚至在车床、储物柜和工作台上张贴齐奥塞斯库肖像。被问及如何拯救国家时,他们声称需要"铁腕统治"、"六个月军政府",或是"希特勒、斯大林和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合体"。

  工人们在罢工抗议中使用的符号,仍带着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民族主义印记,折射出他们自我认知中的边缘地位。矿工们屡次进军布加勒斯特时宣泄的原始愤怒,赋予这些事件某种仪式化的特质。1997年全国大罢工中,革命广场上的抗议者高喊着:"打倒政府!""立即辞职!""我们不要导致贫困的改革!""我们选了你——你却背叛我们!""还科兹马自由!""矿工终将熬垮这届政府!"有人披着绘有骷髅图案的黑布,象征罗马尼亚经济的死亡;更多人举着十字架,上面写满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而倒闭的本土企业名称。

  1999年,在纪念1929年8月卢佩尼矿工罢工中22名死难者的献花仪式上,最激烈的掌声给了最强硬的工会领袖,以及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科内留·瓦迪姆·图多尔及其领导的大罗马尼亚党(PRM)的代表。而中间派团体代表团收获的只有沉默与嘘声。

  工人社会网络与体能优势的衰弱

  工人群体的边缘化正随着社会联结的瓦解与生存性支持的崩塌而不断加剧。虽然人脉网络仍是精英阶层的战略资源,但对其他社会群体已日渐失效。我采访的私企主和管理者大多表示不再任人唯亲。一位坦言:"聘用非亲属员工更理想,因为家庭义务会干扰商业决策。"另一位虽承认会让亲属经手大额资金,但也希望其它情况下员工与自己无关。工人们则普遍确信,关系网再难为他们争取工作机会或改善劳动条件。几位老人将当下动荡比作两次大战间的混乱岁月——相似的生存压力曾导致离婚率攀升、人口外流和家庭结构的剧烈调整。如今,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常因财务问题产生矛盾,几乎每个家庭都不得不制定更严格的预算。这种家庭重构深刻影响着成员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边缘化体验。

  这种体验同样渗透进地方社会关系——与收入模式和信息流动一样,它们都是侵蚀工人社会资本、固化从属地位的关键因素。在日乌河谷矿区,失业率上升直接导致家庭冲突激增:离婚案件从1993年的463起升至1998年的473起,矿工们表示若非诉讼费用高昂、程序冗长,数字还会更高。更触目惊心的是,当地1998-1999年就出现63起遗弃家庭案例(此前四年共67起),27起暴力犯罪(此前五年共32起)。彼得罗沙尼地方法院1999年统计显示,卖淫与拉皮条首次成为区域性社会问题 (Judecãtorie Petrosani 1999),家暴事件亦有增长——尽管后者目前只有零星的个案证据。

  在弗格拉什地区,尽管化学工业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家庭层面的困境在统计数据上并不显著。这里的夫妻们竭尽所能寻找各种收入来源,努力维系家庭完整。由于当地家庭能通过乡村社会关系获得更多收入支持,弗格拉什地区近年来离婚率和家庭遗弃案件不升反降,婚姻数量也保持稳定(弗格拉什地方法院,1999年)。然而,这种稳定表象下暗藏代价:男性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给当地社会关系网络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对女性群体。她们被迫寻找工作,当正规就业市场无路可走时,只能进入充满剥削的黑市。正如一位弗格拉什女性所言:

  "就算每月只能挣40万列伊,至少能给家里添补些开支——付电话费,或者给孩子交课外活动的钱。虽然工作时间让我连孩子放学都顾不上了,但这点收入总算能让日子好过些。"

  边缘化处境还伴随着沉重的精神代价。在日乌河谷,矿工妻子们曾通过维持体面的消费水平、督促子女教育以及在公共场合代表家庭来确立自我价值——而非通过直接赚钱。她们精打细算地支配丈夫的收入,并通过炫耀性消费彰显家庭地位。然而经济环境的变化威胁着这种角色定位:可支配收入减少迫使女性退回家庭,由此引发的抑郁情绪直接体现为心理疾病发病率的攀升。男性则失去了工作带来的尊严,对生活水平持续下滑束手无策。社会主义时期支撑男性权威、将女性和子女置于依附地位的父权家庭结构正在瓦解。一位曾试图偷渡德国打黑工未果的弗格拉什化工厂工人,将离婚直接归咎于失业:"失业是我的奇耻大辱。正是失业带来的压力,让我失去了家庭。"

  产业工人的边缘化处境同样侵蚀着同事情谊。虽然他们仍保持着集体互助的情感表达,但经济困顿使这种关系难以维系。如今同事在工作场所外的社交几乎绝迹,与过去形成鲜明对比。新资本主义环境极大地缩小了罗马尼亚人的社交圈,限制了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互动方式。一位弗格拉什工人这样描述现状:

  "几年前我们还有朋友往来,如今却只能各自困守家中。这个时代人们已经负担不起友谊了。我们度不起假——1990年后再也没去过黑海。上次参加婚礼是五个月前,为此我们攒了三个月的钱才买得起礼物。去年我们当了妻子表亲孩子的教父母(naș),按去年物价花了700万列伊。被邀请当教父母是把双刃剑:拒绝有失体面,接受则经济吃紧。我们甚至不算近亲,只是那对夫妇问的第三家人。好在这些教子(fini)比我们宽裕,他们在乡下有拖拉机和酿酒作坊。"

  大规模失业和工龄买断计划同样瓦解了矿工的团结意识和职业认同。正如一位前洛尼亚矿工所言:

  "离开矿井后,我就不再是'兄弟帮'(ortaci)的一员了。工友曾经亲如妻子,我们分享一切,互相照应。如今你形单影只,就像失去了家人。"

  接受工龄买断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羞耻感(rușine)。这种情绪对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矿工尤为强烈——在乡土社会中,劳动本是核心价值(参见Lampland 1995)。当他们返回故乡时,失业被视为人格的丧失,因为体面的有偿工作本是获得社会资本的基本条件。一位失业矿工的妻子坦言:

  "自从失业后,他再没回过自己村子,仿佛不再是父母的儿子。我们常回我娘家,但我父母至今不知道他接受了买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格拉什地区成熟的跨国劳务网络使男性更容易前往意大利和德国工作。因此当买断政策刚实施时,许多人欣然接受,甚至有人想辞职却被阻拦。这引发了工人间的嫉妒与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疏离。随着经济危机加深,买断逐渐被视为需要千方百计规避的威胁——包括行贿和动用关系。在近期维罗美特化工的买断过程中,我采访了一位工龄超二十年的机械师,他所在车间面临整体关闭。部分同事通过关系调往其他部门,而他因不属于"关系圈",面临一个月后失业的风险。访谈时他崩溃痛哭——更严峻的是,他担任乡村学校秘书的妻子也因全国教育系统重组面临失业。

  工人从属性固化的最终标志,是健康状况与预期寿命的急剧下降(尤以中年男性为甚),这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中东欧的典型特征(Watson 1995;Weidner 1998)。尽管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晰,但研究表明决定工人健康恶化的核心因素是压力(Cockerham 1999等)。在我采访日乌河谷矿工和弗格拉什化工厂工人时,"压力"一词被反复提及。它源自上述所有困境,并通过倦怠和生理反应——尤其是异化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强化工人的从属地位。

  总结

  显然,过去数年间,工人阶层在罗马尼亚乃至整个中东欧社会的地位急剧衰落。他们是1989年后社会变革的最大输家。尽管其他社会群体也面临类似的生存威胁,但唯有工人群体遭受着公众最负面的审视。这种偏见部分源于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地位的意识形态扭曲认知,以及工人群体在新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互动方式。本章记录了一个阶级分化与边缘化的进程,堪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区域性独特变体。将工人塑造成"愤怒的过时者"这一流行形象,恰恰反映出新意识形态的成功传播。尽管许多人(不仅是工人)认为市场经济转型充斥着权力滥用,主要使旧精英和不法之徒获益,但最终承受指责与排斥的却是工人群体。

  他们的历史记忆与主观现实被全盘否定,基本人权处处受辱——所有这一切都因社会主义的污名蒙尘。他们成了新的"他者",最好被严密控制,以免他们的异质性和衰落也会玷污和扰乱向新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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