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级敌人”到“第五纵队”：苏联如何用仇恨塑造帝国

　　1917年俄历10月，俄国10月革命成功。彼时的苏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国内的支持率更是微乎其微，可以说彼时他们除了手里握的枪杆子，其他的要啥没啥。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苏布对内实施粮食征集制，把中产全部抄家，把贵族全部处死，所以苏俄内部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对外废除了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条约，也拒不承认所欠的外债，并将西方在苏俄的投资全部收归国有，因此苏俄外部环境恶劣，经济制裁接踵而来。

　　就这样，苏联“内外皆敌”，但这却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其权谋手段的高明之处。因为他们用投机窃取权力，用肃反捍卫权力，自然需要用谎言维护权力，用仇恨稳固权力。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里指出:仇恨是群体最有力的凝聚剂。人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类，反而会视同类为竞争者。但人们仇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同类，并跟同类融合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

　　苏联之所以故意兜售仇恨，目的是因为越强调仇恨，人民就越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让渡更多的权利，这便是仇恨叙事的奥妙之处。

　　列氏在《怎么办》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战斗精神对待一切敌人。”这种“敌人意识”很快成为苏联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它不仅指向具体的政治反对派，也被延伸到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文化建设中。

　　1921年，列氏推行“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被迫转而实施新经济政策。即便如此，布党对所谓“资产阶级残余”的敌意从未减退，他们始终把经济领域中的私人元素视为“阶级敌人”的温床。

　　斯氏时期，这一仇恨逻辑发展到顶峰。1930年代的大清洗不是一场偶然的政治运动，而是仇恨逻辑制度化的结果。在这场运动中，“人民的敌人”成为最常用的政治标签，数百万苏联公民被处决、流放或投入劳改营。这些被打成“敌人”的人，往往并无实际罪行。他们的“罪行”只是源自于“不够忠诚”、出身不好，或者对政策提出了轻微的质疑。

　　这种高度紧张的社会秩序，其代价是社会信任的全面崩溃。在一个“邻里互相揭发、子女举报父母”的体制中，个体之间最基本的情感纽带被系统性地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领袖以及意识形态的“纯粹忠诚”。

　　苏联的仇恨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国内语境中，它同样在对外政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外部敌人，是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另一根支柱。与内部的“阶级敌人”相呼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被塑造成“帝国主义侵略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然对立面。

　　这种对外敌意的形成并非自然结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早在列氏时期，尽管布党对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成就有所钦佩，但在宣传口径中他们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到了斯氏时期这种敌意进一步制度化——1934年，苏联正式加入国际联盟，但并未真正改变其对西方的战略猜忌。相反，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了极为现实主义的“敌人轮换”策略：1939年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又在德国进攻之后转而与英国、美国结盟。

　　即便在与西方并肩作战的二战期间，苏联对盟友的宣传依旧充满防范与敌意。战争结束后，这种敌意迅速转化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基础：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而苏联则迅速以“反帝”“反美”的姿态展开全面宣传。

　　从此，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反美、反西方的文化运动——文学作品、电影、新闻报道中，西方被描绘为金钱至上、道德沦丧、剥削成性的化身，而苏联则是敢于斗争、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灯塔。

　　这一时期的宣传并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服务于国家动员和对内控制的系统工程。通过制造外部威胁，苏联政权得以合理化其巨额军费开支、物资配给制度以及对异议的全面监控。1950年代的“反美宣传”中，苏联媒体将美国描绘为纳粹主义的继承者，甚至指责其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公开宣称：“美国的扩张野心超过了战时的德国与日本，它是当代最危险的侵略国家。”

　　这种敌意的政治功能非常清晰，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分析的，极权国家需要持续的敌人存在，以维持对内部的控制。敌人一旦消失，国家就必须制造新的敌人，否则其合法性便会动摇。在苏联，这种制造敌人的能力最终变成了国家机器的惯性，它不再依赖真实的威胁，而是不断向内、向外“寻找威胁”。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仇恨机制更加制度化。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不仅监控异议人士，也系统性地编造“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案例，以维持社会的高度警惕。知识分子、艺术家、持不同政见者成为新的“人民敌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揭露古拉格集中营的真相而被驱逐出境，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呼吁人权而被软禁。

　　苏联在后期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忠诚即正义”的文化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忠诚高于能力，表态重于行为，“正确”的话语比真实的事实更重要。谁能在集体中更大声地咒骂敌人，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一旦有人质疑敌人的存在合理性，哪怕出于理性和善意，也可能被指控为“同情敌人”甚至“叛国”。

　　这种逻辑将世界划分为“我们”与“他们”、“正确”与“敌对”、“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格局。在这一框架下，复杂的问题被简化成善恶之争，矛盾不被分析，而是被归咎于某个具体的“敌人”；失败不需要反思，而只需要加大斗争强度。这种逻辑不仅削弱了社会的问题解决能力，也消解了人们对多元、开放、理性讨论的基本需求。

　　在这种“敌我划分”逻辑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几代苏联人，学会了用“阶级立场”判断是非，用“意识形态正确性”评判人际关系。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思想被不断规训，情感被塑造成可以调动的政治资源。仇恨不再是自发的情绪，而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然而，历史早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若将自身的凝聚力建立在仇恨之上，其代价必然是社会的极度脆弱。一旦敌人消失，矛头就会转向内部；一旦内部也无法再被划分出“敌人”，体制自身的荒谬与暴力便会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苏联晚期的社会现实正是如此：经济停滞，人民冷漠，官僚体系僵化，意识形态口号早已失去说服力，但国家却依旧要维持一种“我们正在被围攻”的幻象。

　　19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试图戳破这一幻觉，提出“公开性”（glasnost）和“重建”（perestroika），试图让苏联社会重新面对真实。但当信息封锁解除、历史档案被揭开、人们开始了解大清洗、古拉格、镇压的真相之后，苏联体制赖以维系的那种“想象中的正义”迅速瓦解，其合法性也随之崩塌。

　　苏联的解体，并不仅仅是经济失败或冷战压力的结果，更是其长期依赖仇恨来维稳的体制逻辑走到了尽头。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只会划分敌人，而无法容纳复杂性与差异性时，它终究无法承载现代社会的多元诉求与演化动力。

　　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后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似乎并未完全走出这种仇恨逻辑的阴影，今天其依然延续着“西方敌视我们”“内部有第五纵队”的叙事。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国家媒体用类似冷战时期的语言重新定义“敌人”：不仅是北约国家、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连持异见的艺术家、学生、母亲都可能被打上“叛国”的标签。

　　这种延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体制惯性的结果。当一个国家曾经通过仇恨维系统一，它在危机时刻便容易再次回到熟悉的路径上。仇恨，作为一种社会动员机制，确实高效却代价极高——它摧毁理性、腐蚀信任、扭曲文化，最终导向封闭、停滞甚至崩溃。

　　而走出这种逻辑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在公开、批判、共情与制度透明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因为只有有勇气直面那段历史中的制度性恶，理解它为何发生，又如何作用于千千万万普通人身上时，才能真正从中获得教训。否则，历史只会换上新的面孔，重复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