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城烽火中情报员廖春潮的暗战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在哈尔滨有一支苏联地下情报组织，廖春潮就是这个情报组织中的一员。在日伪当局的白色恐怖中，他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偷拍日伪军事设施，刺探日军军事情报，盗窃日军军事地图。廖春潮在隐蔽战线上敢于牺牲、不畏艰险，为东北抗日战局贡献了一份力量。

　　加入苏联地下情报组织

　　廖春潮，1918年生于沈阳市新城堡村一个殷实的地主之家。1931年7月，13岁的廖春潮在母亲于恩涛的带领下，和弟弟、妹妹一起来到哈尔滨，投奔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员的父亲廖福绥。

　　就在廖家母子离开沈阳新城堡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北大营的枪声如一场飓风，吹皱了廖春潮的年少时光。沈阳是他们的故乡，那里有与他们血脉相连的亲人，有他们的土地和故居，乡土的沦陷、日寇的暴行，在少年廖春潮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学生时代的廖春潮

　　转过年来，1932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是中国传统节日大年除夕。就在这一天，日本军队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的武装踏入了哈尔滨。除夕夜的大街上听不到鞭炮响，门口看不见红灯笼，人人提心吊胆，过节的欢乐气氛荡然无存。

　　哈尔滨沦陷后还不到一个月，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东三省彻底沦为日本武装侵占下的殖民地。

　　廖家人来到哈尔滨还不到一年，这座美丽的城市已然变成了日伪宪特肆意横行的伪满洲国，看到骄狂的日本宪兵和趾高气扬的伪满洲国警察，一家人感到分外的压抑和愤懑。此时的廖春潮已在老家读完高小，由于战乱，一年后才进入哈尔滨第一中学就读，三年后由初中部考入本校高中。

　　在学校里，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强化对东北人民的统治，达到分化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设日语为必修的主科，将史、地两科合并为“国势科”，专设“满洲国”史、日本史，无耻地宣扬东北就是“满洲”，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地理科只讲授东北地理（“满洲”地理），与中国其他地区割裂开来。而国民道德科灌输的是所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等殖民主义思想。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通过设置这些课程，从文化上泯灭青少年的中华民族意识，使其不知自己为炎黄子孙。

　　廖春潮的高中班主任是日本人，名菅琦三文，他经常殴打中国学生，其他日本人也是如此，学生们敢怒不敢言。廖春潮对日本人的野蛮行径极其愤怒，“亡国奴”的身份也令他十分痛苦，所以，他四处寻找抗日救国之路。在即将毕业时，他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并听说关内学生抗日情绪高涨，于是做了毕业后去关内的准备。他计划进关后先找个官费学校，再找机会参军上前线。

　　1935年，廖春潮一家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街7号，同院住着一个姓孙的山东人，娶的是俄国老婆。还有一个邻居李清茂与他们的住处相近，李清茂是山西人，他的公开职业是做零活的泥瓦匠，暗地里是苏联领事馆的地下特工。他的苏联话很好，好喝酒，为廖家刷过石灰水，也常来串门。

　　1937年，廖春潮高中毕业，因家中变故，无法继续升学，遂报考了哈尔滨税关监视科，成为一名雇员。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已持续了多年，物价上涨，廖春潮在伪满税关四十几元的工薪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经人介绍，他又报考了老巴夺烟厂。该厂附属于启东烟草公司，系英企投资，月薪较高，每月收入百元左右。家中生活得到了改善，有点余钱，廖春潮就常请李清茂来家里喝酒。

　　李清茂告诉廖春潮，说他到过苏联，在苏联人人有职业，人人有饭吃，生活好还有共产党，是个很强的国家。还说苏联和日本是敌对的，将来苏联一定能出兵打日本，等等。廖春潮早就知道苏联是共产党的国家，他本来就憎恨日本人，经李清茂这么一说，就对苏联产生了好感，认为苏联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能帮我们打日本，就会为我们中国人出一口恶气。由于廖春潮在“税关”就职，常受日本人欺负，遇见李清茂时便常发牢骚。李清茂对廖春潮说，将来有一天，苏联会帮我们把日本人打跑，只要中国人同心协力就行。廖春潮问他可有门路加入抗日组织，李清茂说门路是有的，准备着吧。

　　廖春潮和王鸿达是一中的同学，在学期间感情很好，毕业后在国际运输公司当会计。廖春潮深知王鸿达是一位热爱祖国、有正义感的人，就想把他也拉来一起工作，王鸿达慷慨地答应了。此后不久，在李清茂的引荐下，廖春潮与王鸿达一起加入了苏联领事馆的地下情报组织，当时廖春潮的上线是一位苏联人，名字叫库茨尼卓夫。

　　地下情报员生涯

　　廖春潮成为苏联领事馆地下情报组织的一员后，开始了地下情报员的生涯。他每隔一个星期或半个月与库茨尼卓夫接头一次，这个情报组织只有纵向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

　　按照库茨尼卓夫的指示，廖春潮先是使用同学李连晟借来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南岗兵营、八区高射炮防空阵地，这些都受到了上线的称赞。再后来，他自己从旧货摊上买了一架旧相机，用起来更为方便。在库茨尼卓夫安排的任务中，有一部分照片需要去新香坊和平房方向拍摄，廖春潮一直在寻找时机。

　　春天到来时，廖春潮一家和李连晟的妻子、女儿一起去郊游，而机会就在这次郊游里。两家人都起了个大早赶到郊外，春光艳艳、春日融融，绿草地上野花盛开，一条小溪在不远处潺潺流淌，一派祥和的景象。坐在草地上的廖春潮不时举起相机，将一幅幅画面定格在胶片上，没有人注意到，这些照片的背景是日本人的军用工事、军事工厂和仓库，这些地方都是摄影禁地。

　　夕阳西下，天边被染成了橘红色，廖春潮带着珍贵的胶卷，两家人踏上了回城的路。在这次春日郊游中，他们用勇气和智慧，获取了敌人的情报。而这些藏在相机里的胶片，也将成为打击日军的有力武器。

　　哈尔滨松花江上有一座最早的铁路桥—滨江大桥，又称东江桥。桥面最初铺设的是单轨铁道，当时日军运往满洲里的军用物资都要通过这座大桥。廖春潮常去江沿儿数江桥上日本人的火车开出多少列，通过观察日军往北方运送物资的多少，探寻日军兵力调动的迹象。

　　除了数江桥上的列车，廖春潮和王鸿达还常去道里江沿儿的船坞，他们假装去钓鱼，实则是观察江桥上日本人建设的炮台。在他们二人的积极工作下，军事情报被源源不断地传递给苏联领事馆。

　　获取日本军用地图

　　1939年9月，库茨尼卓夫给廖春潮下达了新的任务，要他想办法搞到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廖春潮没有接触军用地图的机会，为此，他寝食难安。日思夜想，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是他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吕天。

青年吕天

　　吕天有一位远房姨母，是李大钊的侄女，名叫李玉贞，是党组织安插在伪满军事部门内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她动员吕天投考即将招生的伪陆军军官学校。李玉贞这样告诉他：“若想打倒日本，得先学打他的本领。”

　　“师夷长技以制夷”，吕天觉得姨母的话有道理，随即报名考入了伪陆军军官学校。在读预科时，他就把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同学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恢复会”，是指恢复失地和主权之意，当时已有会员30多人。大家协定，要找到一个有中国共产党或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组织。

　　吕天知道廖春潮已经加入了苏联情报组织，就把在军校一期学生中组织“恢复会”的事情告诉了廖春潮，并问他：“你是否能找到共产党？”廖春潮说：“等我把军校进步组织的事向苏联领事馆谈谈，看他们能否联系上共产党。”

　　就这样，吕天把“恢复会”找共产党的希望寄托在廖春潮身上。事实上，这时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反满抗日活动已遭到日本人的疯狂镇压，东北抗联的生存环境也极其险恶，他们被迫转入苏联远东地区，尽管廖春潮多方打探，还是找不到共产党的组织。

　　廖春潮接到上级任务后不敢耽搁，他以看父亲为名来到长春。当时的长春市是伪满洲国的“首都”、特别市，被称为新京，是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白色恐怖下的长春市鹰犬遍布，敌伪势力十分猖獗。可以说廖春潮的长春之行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长春，廖春潮约见了身在伪军校的吕天。他同吕天说：“现在实在找不到共产党的组织，但我知道苏联会帮助中国打日本。你知道吗，将来苏联帮我们打日本一定是从空中来，你能设法弄到哈尔滨周围的军事地图吗？”

　　听了廖春潮的话，吕天沉思了一会儿后告诉他：“军事地图属于机密文件，伪军校地图室有专人管理，短时间内不太容易搞到手。但我一定想方设法搞到交给你。”

　　吕天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回校后就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去地图室。当时学员们每次上战术战略课，都是人手一份军事地图，上课去地图室取，下课后去交回。这事本来是值周生的事，吕天就主动帮助值周生去取送，有时轮到他值周，就更是一手包办。久而久之，吕天与地图室专管人员混熟了，开始时会当面点查登记，后来就叫他自己报数，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多拿少报，把需要的地图弄到手。吕天先拿到了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哈尔滨周围彩色战略地图，相继用同一手法又弄到了五万分之一的、由四张合成的哈尔滨市黑白军事要图。他把这些地图叠小，用油纸包好藏到厕所的水泥瓦下，一直等到1940年12月25日放寒假那天，他才把地图带回哈尔滨。

　　回到哈尔滨后的第二天晚上，吕天来到了廖家。当他把两份共计五张军事地图交给廖春潮时，廖春潮高兴极了，直说：“你为国为民做了一件好事，感谢你！”

　　两张军事要图展开后约有桌子大小，上面画得很详细，就连哈尔滨市新阳区莫斯科兵营地区的坎坡和大树都有标志。

　　看着廖春潮兴奋的神情，吕天说：“为了共同抗日，凡是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可是，你不要先乐，要有所警惕，最近‘满洲’当局颁布了《治安法》。凡是军人窃取军事机密的要判罪，送给敌对一方的要判死刑。一旦被敌人侦知，你要判刑，我是死罪啊。这绝不是儿戏，你要慎重对待！”

　　廖春潮听后说：“这些我都早已想好了。你放心，就是有那一天，我就说地图是在旧书摊上买来的，死也不能把你说出来。如果那样，不但你白白牺牲了，整个‘恢复会’也要垮了。”

　　吕天说：“我是相信你，但敌人会用严刑拷打，也可能用美女把你灌醉，套你地图到手的渠道。”廖春潮又说：“不管敌人施用毒刑还是美人计，我咬定就说是从旧书摊那里买到的，你今天冒险为我完成了任务，我就是死也不能供出你来。”吕天知道廖春潮是一个守信义而又性格坚强的人，也就放心了。

　　廖春潮很快就将这两份军用地图交给了苏联国际情报组织。这两份地图，可供苏联空军轰炸、侦察和选定目标空投攻城。

　　被捕入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伪当局在东北的统治进一步加强，除对东北抗联的活动区域进行严格控制外，对一切反满抗日的活动都进行残酷的镇压，企图彻底消灭抗日力量。就在这艰难的时期，苏联领事馆的地下情报组织出了叛徒，敌人持续跟踪李清茂，最后将这个情报小组的11人全部逮捕。

　　廖春潮是在1942年11月9日午饭后，在老巴夺烟厂直接被日本宪兵队特务菊池带走的。菊池把廖春潮带到车站宪兵队的特务分室后，立即进行了搜身登记，然后把他押进审讯室，那里已有好多特务在等待了。菊池厉声对廖春潮说：“你们的事情已经败露了，这里是宪兵队！”接着操起皮带向他身上脸上乱抽，其他特务也手持皮鞭一齐动手，一会儿工夫，廖春潮身上已是血迹斑斑。打了多时，他又被抡翻在地，绑个仰面朝天，头部和手脚都动弹不得，特务们拿出灌水刑具开始灌水。廖春潮的肚子被灌得鼓起来，敌人又用一块布将他的嘴堵上继续灌，把他的左手拇指接上电灯开关的电线（那时电压110伏），灌水灌得出不来气加上手指过电，廖春潮很快便昏死过去。醒来后，他的前胸都是吐出来的午饭和胃液，没等哼一声敌人又用皮鞭乱打，他们边打边问：“你认识李清茂不？认识库茨尼卓夫不？”廖春潮说不认识。他们拿出照片让廖春潮认，这时廖春潮才知道李清茂、王鸿达等人也被捕了。

　　特务们把廖春潮折腾到天大黑后才把他送到监号里。夜里，有个宪兵中士叫皆川的又提他过堂，主要问年龄、籍贯、学历等，翻译杨宪辅也是个年轻人。当皆川问廖春潮为什么要给苏联当间谍时，廖春潮说：“不为什么。”这时，那个翻译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说：“哪能不为什么呢？不是为了钱吗？”廖春潮顿时明白了，马上改口说是为了钱。后来得知，是同学李连晟通过商人朋友认识了杨宪辅，请其关照廖春潮。

　　过了两天，廖春潮被送到车站分室，从此后他每日被审讯，每一次过堂必遭一顿毒打。过电，灌水，把手脚绑着吊起来，每次都是难受到极点便昏死过去。皆川为了让廖春潮招供，把尾随他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如果廖春潮时间说的对不上就要上刑。为了追问军事地图的来源，特务们给他上大挂，把他装在麻袋里往地上摔，多少次昏死过去后又被凉水泼醒，廖春潮始终咬定是在旧书摊买的。他在心里不停地重复着“旧书摊”三个字，生怕昏迷时或睡梦中吐出真情。

　　在宪兵队的一个多月里，廖春潮后腰的伤口已经化脓，左手拇指不能弯曲，周身伤痕累累。每日早晚两顿稀饭，饿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与他同一小组的成员陈同生和关力耕二人因受刑过重和伤寒病而牺牲在狱中。

　　1942年12月中旬，苏联领事馆地下情报组全案人员被送到伪满第四军管区军法处，日伪当局以“军机保护法违反”之罪名，对全案人员进行了宣判，廖春潮被判刑三年半。随后，他被解送到哈尔滨香坊监狱服刑。

伪满第四军管区司令部

　　日本投降重获新生

　　伪满香坊监狱设在哈尔滨香坊区西门外，监狱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日本人。狱中的环境极其恶劣，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墙壁上爬满了青苔，昏暗的光线从狭小的窗户透进来，勉强照亮了一方方小小的囚室。犯人天天吃的是高粱米饭、咸菜疙瘩，挨打、挨骂每天都在发生。

　　廖春潮刚到香坊监狱时被分到木柄工厂，每天从早七点干到晚七点，十二小时的工作不能停息。两个月以后，他被派到包装组，包装组的工作是包装各工厂的成品进入仓库。在这里，他遇到了共产党人刘忠民、李光复等人。

　　香坊监狱有一个以刘忠民为首的“反帝市狱会”，是香坊监狱中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主要领导狱中的难友罢工、绝食、破坏敌人物资等。“反帝市狱会”制定的工作任务是：一是要谨慎发展成员；二是组织难友在洋裁科开展怠工破坏活动；三是利用看守以物换物，改善生存条件。在刘忠民的推荐下，廖春潮入狱后不久即加入了这个组织，当时给他的任务是发展人员，通过亲属、朋友的关系了解外面的情况。

 

　　在劳役时间内，“政治犯”日本人在时则干，走后就磨时间。狱中的东西能破坏的绝不放过，能叫中国看守拿走的就拿走。一天晚上收工时，几个“政治犯”暗中配合，把棉花点燃用布裹上，塞进成品服装垛里，结果半夜起火，烧掉很多衣服和布匹。敌人追查时大家一口咬定是炉火引起的，追查的人毫无办法。

　　铁窗内斗争的火焰越烧越旺，大家利用监狱中看守管犯人、犯人管物资的有利条件开展斗争。在做工时能省的就节省下来，一轴线也不放过，然后通过中国看守换回食品分给大家。比如，共青团员樊继光在裁断组干活时，把布匹通过看守弄出去，弄不出去的就蘸上油扔进炕炉子里烧掉。

　　洋裁科是专门为日本关东军和伪警察做衣服的。大家说好，在“马神”（俄语缝纫机的译音）上干活的人，每天要至少打断五根针。三天下来，敌人就慌神了。这种机器针是从意大利进口，哈尔滨没有货源，敌人无可奈何只能停工一天。

　　狡猾的敌人发觉了里面的蹊跷，但又抓不住实锤，终于让步了，容许犯人看报纸，给他们增加娱乐时间，稍微改善了伙食。难友们接着又提出要求，不去掉脚上的“铁狗”就干不了活。于是，通过司法科批准，铁镣子也被去掉了。私下里，大家兴奋地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希望！”

　　1945年日本投降后，香坊监狱的“政治犯”全部出狱，廖春潮将几位无家可归的共产党人带回家中。在刘忠民、李光复等人的酝酿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廖春潮负责青年工作，他于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协助东北抗联将领冯仲云整理出版《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书，还曾任《哈尔滨日报》战地记者、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机要秘书、哈尔滨特别市政府战勤科科长、松江省委工业部研究员。

　　1985年，廖春潮因病去世。廖春潮去世后，吕天和夫人孙敏智致信其夫人杨汝清，这封信再次证明了廖春潮当年在敌伪监狱中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

　　汝清同志：

　　你寄来的《哈尔滨党史资料》及《哈尔滨日报》都收到了。阅后越发感到廖弟的光荣：其中提到我曾给他哈尔滨、长春市的两份军用地图，那是我在伪军校学习时从军用地图室偷的，我交给他，请他送苏联领事馆，从这件事也看出廖弟对革命的忠诚。他被捕后，严刑拷打，也没有供出这件事，所以保存了我。如果当时他供了，我不但要被捕，而且我一定是死刑。因军人偷窃军事机密，向苏联提供者处死刑，我再一次钦佩廖弟为革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两份资料我要永远保存。不知你家里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我可寄回，你加以保存。同时作为教育子女的教材。你有了就不必回信告我。

　　此致

敬礼

　　吕天 孙敏智

　　198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