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能顶半边天”：毛泽东时代是如何消解“男女对立”的阶级根源的？

　　在今天，一个令人困惑、也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正以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撕裂着我们的社会舆论场。那就是，所谓的“男女对立”。在网络空间，我们随处可见，男性与女性，围绕着彩礼、就业、家庭责任、乃至个人言行的细枝末节，进行着日益激烈、甚至恶毒的相互攻击。两性之间，似乎被一道无形的、但却越来越深的鸿沟所隔开，充满了不信任、怨恨与对立的情绪。

　　这种景象，让我们这些经历过或了解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禁产生一个深刻的疑问：为什么，在那个物质条件远比今天匮乏、社会变革远比今天剧烈的毛主席时代，我们却很少看到，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今天这种普遍性的、公开化的“男女对立”现象？那个时代，难道真的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人间天堂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绝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浅薄的“道德分析”或“文化分析”之中。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男女对立”，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们，道德水平就天然地比今天高尚；而在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对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理解和最伟大的实践，领导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对“妇女受压迫”的“总病根”——即私有制及其派生的、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剥削阶级上层建筑——所进行的最彻底、最猛烈的、釜底抽薪式的战争。它通过将“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事业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而将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定义为“人民大众与剥削阶级的矛盾”，而不是“男性与女性的矛盾”。它将两性，从旧社会那种“占有与被占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重塑为在新社会中，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并肩战斗的“同志”关系。

　　一、妇女解放的“总病根”：是“男性的压迫”，还是“私有制的锁链”？

　　要理解毛泽东時代的伟大实践，我们首先必须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也是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第一性”理论问题：妇女，为什么会受压迫？其最终的、历史的根源，究竟何在？

　　1.1 恩格斯的伟大发现：妇女的被奴役，与私有制的诞生同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其光辉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最科学、最彻底的答案。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早期社会历史的考察，得出了一个划时代的结论：在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史前时期，即原始共产主义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是受到高度尊敬的，两性之间，是相对平等的。而“妇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恰恰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最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诞生，同步发生的。

　　其内在的逻辑是：当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使得财富（如牛羊、土地）可以被积累时，男性，由于其在主要生产部门的优势地位，逐渐掌握了这些财富。为了确保这些“私有财产”，能够由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子女来继承，男性，就必须建立起一种绝对可靠的、能够确保父系血缘传承的制度。于是，以“父权”为核心的、男性支配的、一夫一妻制（其目的仅在于约束妻子）的“个体家庭”，便应运而生。女性，从此，被剥夺了社会生产的权利，被禁锢在家庭劳动的狭小天地里，其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丈夫的、可以被支配和占有的“私有财产”。

　　1.2 父权制：作为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忠实倒影”

　　因此，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所谓的“父权制”，并非一种孤立的、源于男性天然“劣根性”的文化现象，而是作为“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最忠实的、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而存在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需要通过父权制的家庭，来继承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而整个剥削制度，则需要通过对妇女的压迫，来将一半的人口，变成没有报酬的、从事家务劳动的“家庭奴隶”，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再生产。

　　1.3 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批判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清，当今西方流行的、许多所谓的“女权主义”流派，其根本的局限性与虚伪性。

　　这些流派，往往将斗争的矛头，错误地，仅仅指向了“父权制”这种文化上的、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甚至，是直接指向了“全体男性”。他们脱离了对“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批判，而去空洞地、抽象地，谈论什么“性别压迫”。其结果，必然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痒。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总病根”的前提下，让少数精英女性，能够和男性一样，获得进入上层建筑、成为“女老板”、“女政客”，从而更“平等”地去剥削无产阶级的权利。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的劳动妇女的命运，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改变。更有甚者，这种斗争方式，还极易将本应是“阶级内部矛盾”的性别问题，上升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主要矛盾，从而，客观上，分化和瓦解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对外的战斗力。

　　二、砸碎千年枷锁：从《婚姻法》到“劳动妇女”的制度性革命

　　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改良主义”路线完全不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旨在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同时对“父权制”这个千年毒瘤，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最彻底的制度性革命。

　　2.1 斩断上层建筑的锁链：1950年《婚姻法》的伟大革命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被颁布的重要法律，不是经济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这部法律，在当时，其革命性、其颠覆性，不亚于一场“十二级的红色台风”。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旗帜鲜明地、毫不妥协地，向着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吃人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总攻。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它彻底地、在法律上，废除了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纳妾等一切封建陋习，并第一次，赋予了中国妇女，可以主动提出的、真正的“离婚自由”。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运动。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千百万中国妇女，从封建家庭的、人身依附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2.2 铲除经济基础的土壤：“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伟大实践

　　然而，毛主席深知，仅仅有法律上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可能巩固的。妇女解放，最根本的，是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于是，伴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也最彻底的“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伟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豪迈的口号，响彻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城市，无数的家庭妇女，走出了狭小的厨房，走进了工厂，成为了光荣的、有工资收入的“女工”。在农村，伴随着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妇女，也作为一支独立的、重要的劳动力量，全面地、大规模地，参与到集体生产之中。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更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被确立了下来。

　　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最坚实、最可靠的物质基础。当一个妇女，她不再需要依附于她的父亲或丈夫来获得生存资料，当她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和国家，创造出实实在在的价值时，她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就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质的飞跃。她，不再是一个被供养的、附属性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个与男性平等的、光荣的“劳动者”和“国家主人”。

　　三、“同志”身份的塑造：在共同的阶级斗争中消解性别矛盾

　　在进行了制度性的革命之后，毛泽东时代，更是通过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和文化层面，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塑。其核心，就是用“同志”这一革命性的身份，去取代一切旧的、剥削阶级式的两性关系定位。

　　3.1 以“阶级叙事”，取代“性别叙事”

　　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体系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永远被清晰地、毫不含糊地，定义为“阶级矛盾”。

　　在土地革命中，斗争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而贫苦的男农民和女农民，则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阶级兄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战胜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和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而男女工人，则是共同奋战在生产线上的“革命同志”。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的，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其中，既有男英雄，也有女英雄。

　　通过这种方式，整个社会，被一个更宏大的、更具动员力的、超越了性别的“阶级叙事”和“革命叙事”，所团结和整合了起来。当男性和女性，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需要去打倒的“阶级敌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需要去建设的“社会主义理想”时，他们之间的那些次要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就自然而然地，被消解和淡化了。

　　3.2 “中性化”审美背后的深刻革命

　　那个时代，在文艺作品和日常穿着上，所体现出的、一种普遍的“中性化”或“去性别化”的审美，也常常被今天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所诟病，他们称之为“对女性美的压抑”。

　　这，是何其浅薄和反动的观点！他们完全不懂，这种“审美”背后，所蕴含的深刻革命意义。它所要“去”的，恰恰是那种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将女性，视为一种可供观赏、可供把玩的、柔弱的、附属性的“第二性”的、病态的审美。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属于无产阶级的、健康的审美观。它所赞美的，不再是女性作为“性感尤物”的价值，而是女性作为“劳动者”和“革命者”的价值——是她们开拖拉机时的飒爽英姿，是她们在炼钢炉旁的坚毅脸庞，是她们作为赤脚医生、民兵队长时的果敢与担当。这，不是对女性的“抹杀”，恰恰相反，这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与男性并驾齐驱的“人”的、最高度的肯定与颂扬。

　　四、“男女对立”的回归：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合谋”

　　那么，为何在今天，这种曾经被成功消解的“男女对立”，又重新以一种如此激烈的方式，浮现了出来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那个曾经被我们努力铲除的、能够滋生出这种对立的“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土壤，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地、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了。

　　4.1 市场经济下的“女性再商品化”与“家庭再私化”

　　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逻辑下，我们看到了两种危险的回归：

　　第一，是女性的“再商品化”。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再一次地，将女性的身体、容貌、和性，变成了一种可以被估价、被消费、被贩卖的“商品”。广告、媒体、网络直播，无孔不入地，在制造和贩卖着一种“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逼迫着女性，重新将自己，投入到一场以“吸引男性目光”为核心的、残酷的“内卷”之中。

　　第二，是家庭的“再私化”。随着单位制和集体福利的解体，那些曾经被社会化了的家务劳动（如食堂、托儿所），其重担，又再一次地，不成比例地，压回到了个体家庭，特别是女性的身上。许多妇女，被迫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并再一次，陷入了对男性经济能力的依附之中。

　　4.2 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火上浇油”

　　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土壤之上，从西方“进口”而来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思潮，便找到了其生长的空间。

　　这些思潮，如前文所述，它们不从阶级和所有制的根源上找问题，而是简单地，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男性的原罪”或“有毒的男性气质”。它们不去引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同样在经受着资本压迫的、普通的劳动男性和劳动女性，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那个造成了所有人困境的、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它们以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在无产阶级内部，煽动和激化性别对立，将本应是“阶级战友”的男女，变成了相互指责、相互仇视的“性别敌人”。这，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转移矛盾”、“分散火力”的、绝佳的维稳作用。

　　五、历史的昭示：妇女的彻底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列宁和一切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复强调的那个根本原则：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而妇女的彻底解放，也只能，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才能最终实现。

　　5.1 毛泽东时代，作为最伟大的“历史明证”

　　毛泽东时代，尽管在物质上，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在制度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完善，但它，却在“妇女解放”这个课题上，取得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几百年里，都无法企及的、最辉煌、最巨大的成就。

　　它以无可辩驳的实践，向我们证明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它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路线，将妇女解放，与土地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与整个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国家占人口一半的、被压迫最深的群体，变成一支能够“顶起半边天”的、最伟大的革命力量。

　　5.2 未来的道路：在阶级斗争中，重建“同志”情谊

　　因此，面对今天甚嚣尘上的“男女对立”问题，我们真正的出路，绝不是去陷入到那些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所设定的、无休止的“性别战争”的泥潭之中。

　　唯一的、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立场上来。重新去教育和发动群众，让他们认识到，无论是今天感到就业压力巨大的普通男性，还是那些深陷于“容貌焦虑”和“家庭重负”的普通女性，他们，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真正的敌人——那就是，那个将我们所有人都异化为“商品”、逼迫我们相互“内卷”的、万恶的资本主义逻辑和私有制残余。

　　我们的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去建立起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的、战斗的“统一战线”，并在共同的反抗资本、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中，去重新缔造和修复那种平等的、健康的、相互尊重的、只可能存在于革命者之间的“同志”情谊。

　　结论

　　综上所述，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消解当时社会上，可能存在的“男女对立”，其秘密，不在于任何虚幻的“道德说教”，而在于一场最彻底、最深刻的“唯物主义革命”。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私有制和父权制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千年大山，并通过将妇女解放，全面地、有机地，融入到伟大的阶级解放事业之中，从而，将两性关系，从“主奴”与“敌我”，提升到了“同志”的高度。

　　而今天，“男女对立”的死灰复燃，则是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一种必然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症状”反映。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资本逻辑的冷酷、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虚伪。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口号的真谛，绝不是让妇女去和男性，争夺那片由资本家所掌控的、狭小而又污浊的“天”；而是要让劳动妇女与劳动男性，作为平等的、亲密的革命同志，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去共同打碎那个旧的、吃人的“天”，并共同地、去顶起一个崭新的、光明的、真正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天”。

　　这，才是解决一切“男女对立”问题的、唯一的、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