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5日 北京
滟:《钢的琴》[1]这部电影里我看到好多细节,大家一块儿技术攻关,你造这个我造那个,我觉得细节到这个程度,不像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钢的琴是不是有一定的依据?我挺想了解这段。
猛:当时我是从戏剧学院回老家,毕了业,也没事干,到处溜达。那时候正好铁岭有一个市场叫钢材市场。我说进去看看,就发现里面所有的工种都有,所有的工人都在那里面,我说这不就是工厂,只是换了个地方嘛。就是说你从这个工厂失业了之后,又到这块来谋生。当时因为我是中戏舞台美术系毕业的,帮人家做装修,我需要加工几个零件,然后我就发现在这个钢材市场里边,就像流水线一样,全部都完成了。
滟:供应链都是全的。
猛:全的,而且都是最优秀的工人。我们家就住在评剧团的大院。
滟:铁岭也有评剧团?
猛:对,铁岭也建评剧团。我们那有个排练场,给人装修,进里边去找那个废旧的木料,然后就发现有架破钢琴,然后就把这钢琴打开,我弹一个键子那个键子就再也不起来了,就只能发出一个声。这挺有意思的。回去我跟我爹说,我说今天挺好的,到那个排练场里去了,还有架钢琴呢。他说那是当年我们做的。
史:那时候是哪年?
猛:七几年。
滟:你爹说当年他们做了一架钢琴?
猛:对,他们一大堆人做,样板戏学习班的男生。那时铁岭没有钢琴,沈阳有钢琴。
滟:原来是这样。
猛:然后铁岭的样板戏演出就有钢琴了。
滟:您父亲当时在样板戏里负责什么?
猛:导演。
滟:他当时是在哪个单位?
猛:铁岭话剧团。他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分到铁岭话剧团。
滟:那个样板戏学习班里学什么的。
猛:什么都有,京、评、话、杂、曲嘛。
滟:杂、曲是?
史:杂、曲是杂技和曲艺。
猛:都是各地调上来的。
滟:说说你看到那架钢琴,当时是怎么造的?造了多长时间?制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猛:有人懂一点乐理。
史:有书吗?(电影)里头是有本书。
猛:有书。有一本书参考俄罗斯的文献,钢琴制造。
滟:那钢琴在当年伴奏样板戏的时候确实用上了,过去是好用的,对吧。
猛:过去是好用的,那具体用不用我也没问。
滟:我都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联系。
史:你想到只是造东西。
滟:对,我没想到电影里这个钢琴的原型跟样板戏有联系。钢琴伴唱《红灯记》[2]、钢协《黄河》[3],这些样板戏作品的确在地方普及了西洋乐器,比如钢琴,也培养了很多基层的西洋乐器演奏者。《钢的琴》电影里对造钢琴这件事拍得很细致,我看到好多细节。具体怎么做,怎么分工,怎么铸铁翻沙,你拍的这些都有依据的吗?
猛:只要找到一个钢厂的工人,他只要一掀开钢琴的盖,他就会告诉你,都需要什么。那个琴钉就是车工的干的活,多少根琴弦就有多少根琴钉。琴弦也有卖的,就跟吉他弦差不多。一根钢丝包不同粗细的铜线,就发出不同的声音。
滟:造钢琴的场景拍的很有说服力,电影在这一点上很真实。
史:你那个《耳朵大有福》[4]之后到《钢的琴》之间,(有没有)你想做别的没做的电影?为什么想去做《钢的琴》?
猛:《耳朵大有福》和《钢的琴》这两个剧本我是同时做的,哪个能“骗”着钱就先上那个。
史:但这俩成本区别大吗?多少成本?
猛:大,《钢的琴》是400多(万)。《耳朵大》是82万5。
史:对,你这么一想,《耳朵大》其实没有太封闭的环境,都是东游西逛,公园照相。
猛:两个剧本同时写,然后就考虑先拍哪一个,说这《钢的琴》演员太多了。拍《耳朵大》不就一个人,道具就一辆自行车,这好拍。
史:而且净是晚上、街上,一分钱不花就拍了。
滟:那这俩风格差别怎么这么大?镜头和整体的风格。
猛:是因为我拍《耳朵大》之前先拍了一个纪录片,带有一点点纪录风格。《钢的琴》就已经学习了一部分电影的知识,学了不少电影的东西,有电影语言了。
史:有一些超现实的,最后有点歌剧的,西班牙斗牛,秦海璐耍裙子。
滟:两个片子我觉得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当然本质、精神、内涵是同一个。
猛:(拍摄)《耳朵大》的时候受贾樟柯的影响很大了。
滟:他的《小武》[5]。
猛:对,因为那会儿都是那样的嘛。就说,我们要拿起摄影机,我们就是业余的电影工作者。像贾樟柯那时候老在说什么“业余的电影时代来临了”。
滟:你们拿什么机器拍的《耳朵大》?
猛:当时都是535B摄影机[6],胶片。
滟:是手持的吗?还是?
猛:不是手持。
滟:灯光部门是哪来的?是中戏的?
猛:韩国的。《耳朵大》的摄影团队全部都是韩国人。
史:诶,那个女演员是韩国人吧?
猛:对,小菊是韩国人。
滟:为什么是韩国人?
猛:我们当时写完剧本正好赶上釜山电影节,就拿着剧本到釜山电影节去参加创投,然后就认识一大堆人。其中就有一个摄影师,说:诶,我想拍个电影,你能跟我去吗?那走吧。那会儿韩国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公司,后期调色什么的都是韩国免费给提供。
滟:所以制作成本那么低……
猛:当时我那个制片人是韩国人,找了一大堆韩国免费的,比如说做声音,这个后期的工作室让你用3个小时,那个让你用8个小时,都是这么一点点凑出来的时间。他可以免费帮你调色,这个帮你调一本,那个帮你调两本,所以韩国人多,部门也多。
滟:当时是几台摄影机一块儿开机?
猛:基本都是带着两台摄影,但实拍起来,都是单机作战。没有用两台的时候。
史:备了一台。
滟:哦,单机位。
猛:因为双机的话互相干扰,声音太大。
滟:一个镜头差不多大概要拍几条才过呢?
猛:我算是拍得比较慢的,我一天能拍个0.1、0.2就算不错了。
滟:那这电影拍了很久?
猛:《耳朵大》二十六天。
滟:那也不慢。
猛:《钢的琴》拍了俩月,五十七八天。
滟:效率很高了。这俩电影里都用了特别的音乐,那会儿你们要去联系版权吗?
猛:联系。
史:就什么《长征组歌》[7]这种?
滟:《长征组歌》应该不需要版权,它属于革命歌曲。《伯尔尼公约》[8]规定,创作者死了50年之后这个版权你才可以不去管它,但像这种革命歌曲都是集体作品,所以你没有办法讲哪个创作者。版权是私有制的配套体系,跟社会主义时期其实是有冲突的。
史:那时候作品署名都经常是一个小组。
滟:是的,基本上红色作品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版权的。我觉得这两个作品用的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虽然都是怀旧的,但也有区别。《耳朵大有福》用了好多部队的红歌,《钢的琴》用的好像是苏东歌曲?
猛:东德的。叫“17嬉皮士”(17Hippies)[9],主要都是铜管,加手风琴。
滟:这个配乐你是怎么想的?
猛:就是想找到一种社会主义方式配器的音乐。等到日后你再找音乐,就没有这种,它不出那声,那个旋律的底色里边没有工业节奏。
滟:这个还挺特殊的,您说的,铜管的音色是工业的节奏。
史:这音乐当时是有专人负责的,还是?
猛:买版权的时候是有人负责的。
史:但选音乐的时候?
猛:这基本都是在剧本阶段就找好的。
滟:都是你挑的。
猛:我是写剧本的时候必须有两个人都得在旁边,一个是音乐,一个是美术,边写边来画一下,找一下这样的音乐,完了就开找,要找不着今儿就不写。
滟:那俩人是专业院校毕业的?音乐学院的?
猛:不是。就是朋友们,谁音乐感觉好,谁就帮我找一找。
滟:电影音乐配得特别好。你是学美术的嘛,学美术的人一般在视觉上会把控特别好,但是音乐,那是另外一个专业。但这个听觉方面你也把控住了。你小时候接受过音乐的专门教育吗?
猛:学过一段钢琴。
滟:考级那种?
猛:没有,达不到那程度。那时候我们那个样板戏那楼里,所有家孩子都学,你不学就好像掉队了一样。
滟:原来如此。受了环境的熏陶。
猛:弹不下来。我坐在钢琴前面就想哭。我爸说,那就算了吧。
史:其实我在B站看片段,《耳朵大有福》更像段子,所以它不完全是贾樟柯。可能是地域的不同,山西跟东北的不同,下意识里幽默感的渗透和看重。
滟:虽然镜头上类似,《小武》的主题是比较90年代的那种,《耳朵大》有特别不同的地方……
史:“伤痕”。
滟:是“伤痕”,但又是最底层的伤痕。“伤痕文艺”特指知识分子和红二代的伤痕,《耳朵大》和《钢的琴》拍的不是这两个阶级的诉苦,而是文革结束后工人阶级的苦难。在《大耳朵》里头,《长征组歌》出现了两次,就像样板戏的主导动机……
史:工人阶级的遗老遗少。
滟:《耳朵大》的音乐,还不完全是产业工人,是文工团,所以用部队的红歌。
史:最底层的遗老遗少,还有文化的光泽在,但它不配套。搁到紫禁城里是一套家具,在这就是半拉板凳,但是半拉板凳它保存得很好。
猛:有对文化的景仰。
滟:对,有文化的景仰。是有文化的工人。这些群像跟《小武》的主角完全不一样。《长征组歌》最后结尾形成的那个高潮,我觉得非常感人。中间范伟也唱了这首歌。听歌的,唱歌的,一个反打。戏一下就“立”起来了。
史:而且范伟这个演员正合适。他不是被你完全“用”的状态,是你上好发条搁那,他自己在那运行。
猛:给他一个东西他自己就能补上去,他能知道你这个东西他还能出来更好。
滟:他有现场改剧本吗?你允许他改剧本吗?
猛:会有,但是也只是台词上面加工一些,而不是说去改变结构。
史:场次的任务他肯定是认,他是说你押这个韵,我能不能试试押那个韵?
滟:他那会没有出名是吗?
史:也还可以的吧,春晚都上那么多了,怎么可能不出名?
猛:当时他刚演完《看车人的七月》[10]。
史:安战军[11]的,那个好。那个片子我印象特别深,包括剧情逻辑。范伟的乐趣还是在台词方面,说他那个拍《马大帅》[12]的时候,密密麻麻旁边写好多小字,因为编剧白铁军[13]的东西还是不如他的细。什么“过去我视金钱如粪土,现在金钱视我如粪土”,这些词都是他自己按自己的逻辑来说的。电影都不一样,像《大耳朵》这种,他不可能有长篇大论的台词,你说半天,我给一句撂这就走,是这个状态。
滟:当时为什么找他呢?还是说那个阶段正好你身边有他啊?
史:原来就认识吧。
猛:对,比较熟悉。
滟:他也是评剧院的?
猛:那不是,他是曲艺团的。
史:因为他(指张猛)爸一直跟赵本山、范伟比较熟,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熟了。
滟:磨合不费劲,大家都是一样的成长环境。《耳朵大》的摄影团队是韩国的。那《钢的琴》的摄影团队呢?
猛:台湾和上海的。原来一直给杨福东[14]拍那些实验的影像。
史:《钢的琴》郭在容[15]是制片人?
猛:监制。
史:豆瓣把他列成制片人了,就是《我的野蛮女友》那个导演。
滟:挺有意思的,整合好多不一样地区的团队和风格,但是它的主题特别中国东北。
史:那时候田雨还没混出来,周逵也是,许江宁好像也是中戏的。
猛:对,中戏的。
滟:《钢的琴》剧本写了多久?
猛:前前后后写了三四年呢。
史:那是你在长影当导演的这段时间?
猛:在北京。
史:回来北京混了。
猛:对。
滟:怎么想起写这个剧本?
猛:我在厕所看报纸,我说:“哎呦宁浩都拍戏了,我怎么就不拍呢?”
滟: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当时想写这个剧本?
猛:不就是回老家看到了嘛
滟:对,看到那架钢琴了。
猛:(另外)也有一个契机,是我们铁岭样板戏一个拉二胡的,他送他姑娘到中央音乐学院来学二胡,然后在这又租房子,但也生活不下去,她爸老也不在北京,有时候我就请她吃饭。我说你爸呢?她说我爸上南方抓蟒蛇去了。我说去干嘛?她说她爸要做二胡,靠卖二胡来挣钱,来养活她。
滟:二胡的那个蟒皮是吧?
猛:二胡上蒙的蟒皮。我就觉得挺触动。
滟:“手搓”二胡。
猛:他爸的二胡卖得很贵。
滟:钢琴和二胡这两个结合在了一起。
猛:就是你现在问我,我想起来还有这件事。这之前倒没有想到。之前就是觉得,诶,做钢琴这故事挺好。我爸讲完他们做钢琴之后,我觉着,应该可以写一个做钢琴的事。
滟:但是后来没有写你爸他们怎么做钢琴的,而是把故事放到了九十年代下岗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是怎么想的?
猛:因为下岗之后所有人都到钢材市场,一个新开发的市场,都到那去干活,去找零工,互相介绍。你说你要做一个东西,我说我不行,那个隔壁史航牛逼,当年在工厂那是最牛逼的钳工了,找他去吧。那到他那儿,他也说我也不是最牛逼的。
滟:这个做钢琴找帮手的过程,我觉得拍的挺好玩。电影里头有一些交代,但不是很多。
史:就像是武侠一样……
滟:有点像江湖侠士集结起来。但又把那个过程提炼了,挺好。
史:《钢的琴》比较强调一个一个从这走来站一排,《耳朵大》是纪录片中孤独的一个人。后来关山他们又做了音乐剧《钢的琴》吧。
滟:音乐剧你看了吗,什么感觉?
猛: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关山[16]的词写的真好,我觉得比我那个好多了。后来我拍《一切都好》[17]的时候,我还特意找关山帮我写了几句词。
史:音乐剧一直是算关山的一种风格和取向,像《王二的长征》[18]《三毛流浪记》[19]这些。……这个在日本其实挺能有知音的,日本有好多像咱们小时候《阿西门的街》[20]那种日本工厂,分包活的和大厂之间的关系,包括日剧也是,生产是个题材。
猛: 那天我们一块爬长白山的时候聊天说工业那件事,就是我们有集体主义生活,经历了从一个集体主义到一个完全的个人主义这样一种转变的过程。
滟:是的。你的作品,在同系列的、同题材的电影之中,我觉得还是最好。尤其后来又有好多的新的80后作家的小说再改编成电影,比较起来,我觉得不太一样。
史:提到“文艺复兴”了,就变成必须得整景,得一堆设备才行。
滟:回头看,还是《钢的琴》《耳朵大》开创了一种类型,后来的,有的模仿,有的挪用。像《白日焰火》[21]《胆小鬼》[22]《漫长的季节》[23]《平原上的摩西》[24]这些。你看了吗?
猛:没看。我是觉得太长了。
滟:片太长了?
猛:嗯,没必要,没必要。
史:他那个时候很少涉及到东北旧案子,但大家要商业化,你光是一个人的失落,或者一个人最后没跟他女儿在一块,这些情节不够了,地面的事不足以形成风景线了。
滟:就得杀个人。
史:他们就是觉得有“钩子”。这两年,我有一个哥们叫“二逼瓦西里”,《繁花》[25]那时候不也很火嘛,他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东北的下岗,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国有两大臭嘎吱窝。”我其实觉得他说非常好,因为它不是一个斑点、一个疤,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弥漫的气质。
滟:这些已经“程式化”了。
史:对,弥漫气质。“十里洋场”,一说到这我们就来神,但也像预制菜,80%的想象,你就给我填那20%就行,所以套路感越来越强。同题材我还要跟你竞争PK,那我就得玩儿狠的。
滟:我觉得问题的本质,还是在于,这些“预制菜”的“厂商”,从没有亲眼见过张猛师哥刚刚所说的、他亲眼见过的那架“钢的琴”。
猛:碰上像《钢的琴》那样的事,那真是太幸运了,特别幸运。
滟:这个意象确实绝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是觉得人物关系挺有意思的,然后前阵子又再看了一遍,因为我拍了一部涉及文革中国自己“手搓”哈苏相机的电影,我突然想到,“手搓”这件事情在六七十年代非常典型,文革时期,全民“手搓”过各种东西,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超越世界先进水平,钢琴只是其中之一。
史:造过飞机。
滟:全民“手搓”。
史:星火燎原。
滟:回头再看这部电影,我感到它背后有更丰富的东西。
史:而且这俩名字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耳朵大有福(fú)”这句话得东北人说“耳朵大有福(fǔ)”,才是那个劲。《钢的琴》这仨字就(很好)……比如说《我爸为我造钢琴》一听就不是很好。
滟:叫“钢的琴”,因为它就是钢铁造的。我觉得这个既有“诗意”、又特别扎实。为什么是“钢”的琴,确实是当时生产条件、物质条件差。
滟:当年你为什么考美术系呢?
猛:电影学院不招,考戏文系没考上。
滟:戏文系也考了。
猛:对。
滟:被美术耽误的作家。
猛:剧本实际上挺有用的,我刚上大学,有一个有用的书,就是那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史:什么《意大利电影剧本选》[26]上下两本,黑绿封面,8个剧本,我也爱看。
滟:自学写剧本。
史:你们有没有戏文系老师上课?
猛:有。戏剧史吧。
史:哦,是史论。
猛:对。我们家有本书叫《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
史:小说加电影剧本的那个薄本。
猛:很薄,小说加文学剧本加分镜头剧本。
史:对对对,那时候电影出版社出了一套这样的。
滟:《钢的琴》的场景非常梦核,好多东西原来就有?
猛:都是实景拍的。借了点钱就去勘景。
滟:那个景选的都特别好,有舞台感,又有景深。
猛:看看哪块像天幕……
滟:《钢的琴》的美术,你找了什么人?
猛:当时是长影的一个老的美术,带了我一个年轻的朋友。
滟:非常讲究。就是看着不经意,但就是有东西,非常讲究。
猛:真的自然天成,太好了。
滟:说的对。再说说这个,比如,拍的时候你对哪些景特别满意?
猛:有一个工厂里开花,长满了桃树,开白花,阳光,像天光一样,全是玻璃,还没有一块是整个的,光打下来,整个打在地面上。
滟:那个景,那个光,是正好碰上了,还是你专门等这个光。
猛:正好碰上。等你再想要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没有。
滟:拍到了吗?
猛:采景的时候看见的,拍的时候树还在,但花瓣已经也没有了。
滟:当时灯光用的多吗?还是自然光?
猛:自然光比较多。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滟:最后的光感非常好,我以为是打灯打出来的。
猛:因为胶片选择的是高感片。
滟:现在拍电影,反正数码的什么,不用考虑成本。
猛:数字化嘛。
滟:后期调色就行了。现在要拍出《钢的琴》这样的电影,别说四百万,四千万也拍不出来,虽然这些年技术是进步了。
史:演员断档很明显的。
猛:对。
史:你就说田雨[27],以前的田雨是一个社会人的那个样子,但现在他已经变成了有一些经典眼神啊,机位啊,得带着那个才有安全感。
猛:现在油了。
史:可能他每次可能拍五六个作品,能认真拍一次。
猛:他那会他还看书,他还研究哲学。现在他不看书了。
滟:为啥他(在《钢的琴》中演的角色)叫王抗美,跟范伟(在《耳朵大》中演的角色)一个名字,当时怎么想的,这俩人有联系吗?
猛:作为一个特别懒的编剧来讲,也起不出别的名字。
滟:没想到这两个角色之间有联系。
猛:没有联系。名字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符号。
史:(中戏)舞美系老师也有叫“抗美”的。
猛:什么“抗美”啊,“建军”啊。
史:“援朝”,后来还有“援越”。
滟:陈桂林这个名字有什么出处吗?
猛:“桂林山水甲天下”嘛。
滟:有什么具体来源吗?
猛:我家里边原来有一个镜子。
史:上面写着像漆那样写的字。
猛:对,油漆画。有一个八一,有一个南京长江大桥,有一个桂林山水甲天下。
滟:《耳朵大》那个油漆画的镜头,你当时怎么构思的?就是范伟照着他自己的照片,然后对着油漆画里的自己摆了一个pose那个镜头。
猛:他那上面不是写的“光荣退休”嘛,那几个字是我写的,写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在描那个花脸,然后我说把它叠上看看像不像那个,还真有点那种感觉。
滟:原来如此。
史:光荣退休就拍成了“刺配沧州”。
滟:所以范伟演的还是很曲艺化的。这个人物形象是从哪儿来的?
猛:我是先拍的纪录片。
滟:拍什么人?
猛:在铁岭,有一个铁路的退休工人。我拍那人在那铁岭,就像一道风景一样。
滟:铁路局的,跟范伟扮演的角色一样。
猛:对,穿个大地牌风衣,骑自行车,然后天天在铁岭的马路上,呼呼喳喳的,很帅,很牛逼。他每天早晨到公园,到铁岭公园就听听收音机,他能收来美国之音。那会正好是伊拉克打仗什么的,说什么伊拉克又掉下了三架美国飞机什么的。他听完之后就把今天听到的新闻跟所有人讲一遍。
史:就像发朋友圈一样。
猛:到剪头的那儿就说:“诶,你知道吗,今天伊拉克又掉下了三架飞机。”
滟:就像毛时代的流动广播站。
猛:到晚上他去看他爸,喝完酒,他爸跟他说:“你知道吗?今天美国掉下来了3架飞机。”就完事了。
滟:这不是段子,是真事儿?
猛:这是真的纪录片。
史:就像对联,单一幅字不算啥,俩搁一块,说两遍。
滟:纪录片后来放映了吗?
猛:放映了。去了柏林。然后才决定把它改成剧情片。
滟:那纪录片里的人物原型有没有老婆?
猛:有老婆,老婆是裁缝,还在其他的工厂帮着,东北叫挣补差。
滟:兼职。抗美老婆生病这个情节呢?
猛:纪录片里他老婆就是生病。
史:那你把这个本子给范伟看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
猛:他想的也挺多的。比如说,像刚才咱说《长征组歌》,他说他亲哥哥在铁路的文工团,然后把老照片拿出来,还有他哥演的样板戏《红灯记》的李玉和什么的,他说他嫂子就是合唱团的。
滟:原来如此。所以他演的非常感人。
史:就不用体验生活。
猛:上来就有。
滟:电影结尾唱《长征组歌》,一共拍了几条?
猛:我们拍了两个晚上的,第一个晚上城市的路灯队把路灯给灭了,灭了就没光了。第二天又去看领导,然后再把路灯打开。
滟:省钱是吧?
史:自然光嘛。要是正唱着突然断电,还以为是导演艺术。那是范伟在舒适区里打滚的状态。其实他是一个默默的东北代言人,虽然他不是那种说我们东北人怎么样。
滟:对,他没有演东北人,他也“亲眼见”过“钢的琴”,是有文化的工人阶级。
史:范伟演过很多东北人,《漫长的季节》,他就得再倒腾新的状态。
滟:创造了一种行当。《钢的琴》的分镜,是你自己画图吗?
猛:哦,自己画我画的最多的时候就都是在现场。之前也有画,之前画的就好一点。
滟:摄影师会按照你的分镜拍摄吗?
猛:主要就是摄影看。你在看景的时候,就已经把机位或者说你想怎么拍,跟摄影都聊得差不多了。有的时候需要机位,或者有的需要美术再把这场景再修改一下,添加一些什么东西。
滟:剪辑是在韩国,还是在哪里?
猛:在北京。
滟:找的什么剪辑师?
猛:孔老师,孔劲蕾[28]。《耳朵大》是她剪的。但《钢的琴》是我们自己剪的。那会还是胶片的,我们那时候拿那个小机器录的,光电信号间,还没有胶卷室……那时候叫数字中间片。
滟:《耳朵大》《钢的琴》都是拿胶片拍的。
猛:现在开始就不拿胶片拍了。
史:《钢的琴》当时票房多少?
猛:480多(万)。
滟:回本了?
猛:没回本。
滟:电影后来拿了几个奖?
猛:拿了好多。50多个奖。
史:一般都没奖金吧。
猛:都没有,我这些奖都没有奖金。华表奖有奖金。
滟:华表奖也拿了。
猛:150万,到不了我手里边,到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手里去了,出品方嘛。
滟:诶,对了,王兵的《铁西区》[29]你看过吗?
猛:看过。
滟:你怎么看他的纪录片?
猛:从纪录片来讲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对于沈阳的意义,艳粉街[30]、后工人的时代。我记得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我为什么没干?因为我也感同身受,他那里边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我都很熟悉。我说这事我怎么没去干呢?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滟:那你拍那个铁路工人的纪录片是你看到《铁西区》之后?
猛:那不是。《铁西区》之前。那时候是放假回家,回铁岭,觉得应该干点事儿。正好我姑姑在铁岭电视台是记者,我说你们有没有摄影机?她说有。当时就有那种PD150P[31]小的那种DV,拿那个就开拍。你不是说要拍工人,是你认识谁拍谁。说白了就是中央电视台那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出发点。
滟:《耳朵大》里头出现的一些场景,什么电脑算命,商场门口保暖内衣秀,这个都是你拍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的?
猛:这俩是造出来的。
滟:我以为那是真的呢。
猛:就是你在写剧本的时候,写到那儿,你就发现需要有一个文学性的东西,应该给自己一个……归宿感,于是就加上了一个算命的桥段。
滟:那个擦鞋摊是真的吗?
猛:它生活中有。你像刮脸呐、剪头啊、擦鞋呀,这类的东西,它都有,卖水果的,都是一个塑料篷,然后里边有个煤炉子,保暖。
滟:应该是东北才有的东西。又像一个小舞台一样。
猛:做了一个三面的。实际哪面都能拆。摄影机在哪儿都能拍。
滟:这个场景特有意思,印象特别深刻。
猛:我们做了一条街的塑料棚子,然后我们在那儿拍戏,吉安市的就不干了,说我们城市并没有这么冷、这么破、这么乱。
滟:做了一条街的塑料棚,就是置景是吧?
猛:对。
滟:这也挺不容易的。当时清场吗?
猛:清场。
滟:难怪这么自然。原来清场了。这个电影拍得讲究。《耳朵大》其实如果没有范伟就好像很难“立”得住。《钢的琴》的文学意象太好了,直接能“立”住。王千源这个角色是一个项目管理,组织者,因为钢的琴就是一个项目管理,包括样板戏是一个总导演,他是个项目管理者,他去找人来做一件事,他是有一个把一个事做完的这样的一种很总体性的、整体性的感觉。
猛:对,就是一件事,然后这个事的进程、难度、停工、再干、再聚起来。
滟:工业流水线的这种感觉。《钢的琴》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干一件事儿,这个事儿说得特别好、特别清楚。所以整个故事是能够(成立的),哪怕换别的演员。
史:但是你看《钢的琴》那个时代,就是为这么一件事就可以凑起人了,但到后来,到现在的话,往往就是《三大队》[32]这种,就是哪怕这帮退休警察凑起来,他也必须有一个世俗意义的一个悬念、一个任务才行。
滟:所以我觉得《钢的琴》特别像“样板戏”,里头这些角色你说他真实吧,它超越了生活的真实。一群技术工人,为了王千源女儿这点事聚在一起,义不容辞地造一架钢琴。这群人的形象,这个故事,构造出一个“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理想世界。这点我特喜欢。
史:……时间长也不行,让我们陪你干一年也不行,但就这个季节,这个夏天,大家犯犯傻得了,就是一个分寸。
滟:你说的“犯傻”,本质上,是这群人身上本身有着对专业技术和集体主义的身体记忆,王千源知道上哪儿能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牛人。
猛:对,东北人有的时候……这事儿我要是没到,我就简直没面儿。
史:你不喊我,是你不对。你喊我不来,是我不对。东北话叫宁拉一圈不拉一人。可以整体都忽略,但不能都来就忽略他一个人。
滟:照理说厂子没了,树倒猢狲散。但这群人在时代的转折点依然受到集体主义时代精神的召唤,不为名利。因为本质上是这件事本来并非虚构,所以电影人物的精神气质没有编造感,只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还遗留着毛时代“手搓”飞机战舰、超英赶美的自信,哪怕他们之前没有做过这个,他们相信,只要他们群策群力,完全可以做出一架钢琴来。
史:其实《钢的琴》这几个人下岗分流之后,干活挣钱养老人成了主业,但一旦遥远的、曾经的主业出现,他现在这个主业,无论收废品还是干嘛,就成了副业。这样的调整非常和谐,中间可以有反复,可以后悔,但是整体就特别顺。
滟:听说要造钢琴,他们的身体记忆就回来了,回到了废弃的车间。
史:有召唤性。本来我做瑜伽的,你一放音乐,我想起我应该跳舞。
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老年人一听到样板戏就自动开始“唱跳”,只要你给他们一个广场,他们就集结起来跳舞。《钢的琴》好就好在,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厂工厂妹从未经历过、小资产阶级从未感同身受的、上世纪技术工人的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录在电影里头,让后代可以反复重温历史。再往后就没有这个情感了。
史:因为共识少,共情少。现在遇到的都是骗子,到处都是坑。你找我,我也不能信。你朝我借1万,我给你5块。
滟:风俗变了。东北人的“仗义”都成了梗。最早那架演样板戏的钢琴,后来被处理掉了?
猛:那架钢琴应该还在铁岭的评剧院。我们电影里的钢琴叫崔永元老师收走了。
史:就在那个电影博物馆,是吧?对,他那儿好多实体东西嘛。挺好,这是一个善举。
猛:他是超级的……
史:电影周边发烧友。
猛:哪个老艺术家去世了,他就去了,全收走。他连那个老艺术家玻璃板底下压着的欠条他都收走。他们也拿着那钢琴到处去展览。他每次的移动都会给我打个电话。
史:你想这也挺有意思,就在电影博物馆里头,铁岭造的钢琴,和那些拍样板戏的那些道具什么的,都摆在一块儿……
滟:电影里的下岗工人在九十年代造的这架钢琴,其实在历史上是六七十年代学样板戏的产物,这台钢琴不仅仅是普通乐器,本质上是当年的工人群众为文艺革命铸就的礼器,本就该是新时代博物馆的馆藏品。最后果然进了博物馆,虽不是国家博物馆,但也算从民间来、回民间去,也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拍完,过审的阶段,顺利吗?
猛:审查的时候说,结尾扬不上去。结尾应该是:有一个广场的钢琴,三角的白色钢琴,一起齐奏。
滟:你怎么说?
猛:我说我改不了。最开始送到辽宁电影局,没有过,就是说对工人阶级的形象有损。
滟:让你去改。
猛:对,16条意见嘛。那就等于就像枪毙了一样。我说这怎么办,送到北京局吧。就直接给给张宏森[33]发的微信。他说:你拿过来我看看,听说你们还亏了很多钱?我说是。张宏森说,再给你拨60万块钱补偿你们。
滟:张宏森那时候是电影局的局长?
猛:对,副局长。然后电影局就给了我们60万块钱奖金。
滟:辽宁这边没过,北京这边是过了
猛:嗯,就算彻底过了。
2025年6月25日整理
2025年6月27日定稿
【注释】
[1] 《钢的琴》,喜剧电影,张猛编剧并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于2011年7月15日在中国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工友、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
[2] 钢琴伴唱《红灯记》,殷承宗、钱浩梁、刘长瑜、高玉倩等人于1968年在北京民族宫剧院首演,改编自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取原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12个唱段,以钢琴与京剧打击乐结合的方式重新编配。殷承宗通过研究200余张京剧唱片并学习鼓点,尝试将西方钢琴技法融入京剧唱腔,保留传统戏曲特点的同时发挥钢琴音域优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同年录制彩色影片。
[3] 《黄河钢琴协奏曲》,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1969年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改编为协奏曲。1970年5月1日,由李德伦担任指挥,钢琴家殷承宗与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宫剧院首演了《黄河钢琴协奏曲》。
[4] 《耳朵大有福》,喜剧电影,张猛编剧并执导,范伟领衔主演,于2008年1月4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以东北某小镇为背景,火车修理工王抗美(范伟饰)光荣退休后,面对家庭的重重压力——老婆患病住院、儿子不务正业、女儿婚姻出现问题,他试图通过找新工作来改善生活,却屡屡碰壁……
[5] 《小武》,剧情片,贾樟柯编剧并执导,王宏伟、郝鸿建、左雯璐等主演,于1998年2月18日在德国上映。该片讲述了生活在中部某小县城的梁小武在接连失去友情、爱情和亲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为囚徒的故事。
[6] Arriflex 535B,德国ARRI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35mm胶片电影摄影机。
[7] 《长征组歌》,大型声乐套曲,开国上将萧华作词,军旅作曲家晨耕、唐诃、生茂、遇秋谱曲,1965年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首演。该作品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十个曲目组成。是一部用诗词全景展现长征全程、用音乐生动再现峥嵘岁月的红色经典。
[8]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是关于著作权保护的国际条约,1886年9月9日制定于瑞士伯尔尼。1992年10月15日中国成为该公约成员国。该公约是国际著作权保护体系的基石性条约,确立“自动保护原则”与“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国对文学艺术作品提供至少作者终身加死后50年的版权保护。
[9] 17Hippies,1995年在德国柏林组建的多民族独立乐队,受到犹太klezmer、巴尔干地区吉普赛、法国、德国、西班牙传统音乐和爵士音乐的影响,以其狂欢式的现场表演和跨文化音乐风格闻名。
[10] 《看车人的七月》,都市喜剧片,安战军执导,范伟、赵君、陈小艺等主演,于2005年8月27日在加拿大上映。影片讲述离异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的杜红军想与花店老板小宋结婚,却历经磨难的故事。
[11] 安战军(1963—),男,中国内地电影导演,以现实主义题材见长,代表作《看车人的七月》(2004)获第2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2] 《马大帅》,系列电视剧,赵本山导演,白铁军编剧,赵本山、范伟、王雅捷、孟真、赵钢等人主演,共3部,2004年1月20日于在中国大陆首播。该剧主要讲述了马大帅等一帮农民进城打拼,在经历了种种辛酸苦辣之后,最后又回到农村落叶归根的故事。
[13] 白铁军(1966—),导演、编剧,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没完没了》《马大帅》《乡村爱情》等。
[14] 杨福东(1971— ),影像艺术家,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2004年入选古根海姆Hugo Boss当代艺术奖,成为继蔡国强、黄永砯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华人艺术家。第一届艺术与设计大奖赛候选人。
[15] 郭在容(Kwak Jae-yong,1959— ),韩国著名导演及编剧,以浪漫喜剧与细腻情感叙事闻名,代表作《我的野蛮女友》(2001)。
[16] 关山(1970-),著名剧作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代表作音乐剧《金沙》《蝶》《钢的琴》等。
[17] 《一切都好》,喜剧片,张猛执导,宋啸编剧,张国立、姚晨、窦骁、叶一云、陈赫等主演,于2016年1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翻拍自意大利电影《天伦之旅》,讲述了一个心系儿女的父亲只身辗转各地,只为探望他那些“自以为是”的“大孩子”们,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笑中带泪的故事。
[18] 《王二的长征》,原创音乐剧,黄凯执导、三宝作曲、关山编剧,于2013年11月23日在东莞市玉兰大剧院首演,该剧讲述了主人公王二是个大字不识的长工,受一名红军同志的临终委托,带着他的遗书去追赶红军大部队,路上王二成为了炊事员,并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当作了认字先生。
[19] 《三毛流浪记》,音乐剧,三宝作曲,关山作词、编剧,王婷婷执导,于2012年2月15日在保利剧院首演,该剧改编自漫画家张乐平先生自1935年问世的经典同名漫画,通过三毛流浪街头行乞时发生的苦难故事,描绘上世纪旧中国人民生活的疾苦和不屈不挠精神。
[20] 《阿西门的街》,山内久编剧,山本萨夫执导,乙羽信子、古谷一行等主演的电影。该片于1981年3月28日在日本上映,讲述了在日本有很多设备简陋、劳动条件很差的中小工厂,主要为大工厂承包零件加工。机械零件在英语中叫“阿西”,小工厂的工人也将自己视为一个“阿西”。由于大工厂的压制,许多中小工厂倒闭,“阿西”们也经常处在失业的边缘的故事。
[21] 《白日焰火》,犯罪爱情影片,刁亦男编剧并执导,廖凡、桂纶镁、王学兵联袂出演,于2014年3月21日在中国上映,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一起碎尸案所引起的吴志贞、张自力、梁志军三人的爱情救赎故事。
[22] 《胆小鬼》,悬疑短剧集,郑执编剧,张晓波执导,欧豪、王砚辉领衔主演,王玉雯、周依然、侯雯元主演。该剧改编自郑执原著长篇小说《生吞》,由两起跨时空却高度相似的命案为线索,讲述了4名高中好友人生变迁的故事。
[23] 《漫长的季节》,生活悬疑剧,辛爽执导,于小千、潘依然、陈骥编剧,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的儿子多年前跟一桩命案相关,死于非命,因为一起意外的套牌案,逃逸多年的凶手再次出现在桦林,王响和他的老伙计龚彪、辞职的老刑警马德胜组成民间探案三人组,踏上寻凶之旅。
[24] 《平原上的摩西》,悬疑剧,张大磊执导,张大磊、郭涛等编剧,董子健领衔主演。该剧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讲述了一起因出租车司机被杀案而揭开的陈年往事。曾经的叛逆少年庄树(董子健 饰)成为刑警后负责侦查7年前的旧案,疑犯却逐渐指向了儿时留给自己美好记忆的邻家父女。随着调查的深入,庄树发现自己开始深陷案件其中。
[25] 《繁花》,电视剧,王家卫执导、监制,秦雯编剧,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该剧改编自作家金宇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以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的社会浪潮之下的故事。
[26] 《意大利电影剧本选》,198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收录电影剧本《偷自行车的人》《大地在波动》《橄榄树下无和平》《警察与小偷》《温别尔托·D》《苦难情侣》《人与狼》《一年长的道路》。
[27] 田雨(1975—)男,中国内地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5级本科,中国国家话剧院二级男演员,内地影视演员,代表作《钢的琴》《夏洛特烦恼》《庆余年》等。
[28] 孔劲蕾,女,电影剪辑师。1996年开始独立担任电影剪接工作,并曾于1998年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提名奖、2009年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剪辑提名,《站台》(2000)、《天地英雄》(2003)、《卡拉是条狗》(2003)、 《三峡好人》(2006)等。
[29] 王兵(1967—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代表人物,其作品《铁西区》(2003)以9小时史诗体量揭示了辽宁东北沈阳的大工业时代在今天留下的遗迹。
[30] 位于铁西区南部。北起沈辽中路,南至艳粉明渠(腾飞二街)。长1800米。1955年始建。1989年名艳粉街。以此地原为艳粉屯得名。北接景兴南街,东南接南滑翔路。
[31] PD150P ,是索尼(Sony)公司于2002年推出的专业级MiniDV摄像机,搭载3CCD传感器和12倍光学变焦镜头,支持DVCAM格式录制,曾是独立纪录片和小成本制作的重要设备。
[32] 《三大队》,犯罪电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张冀编剧,张译领衔主演,于2023年12月15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另有同名电视剧,邢键钧执导,邢键钧、李司甫编剧,秦昊、李乃文、陈明昊、马吟吟领衔主演,范雷、林家川、李晓川、刘奕铁、尹智玄主演,于2023年12月21日在爱奇艺播出。影片与剧集改编自“网易人间工作室”作者深蓝的《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讲述了程兵等三大队成员历经命运改变后,作为普通人坚持十三年探查真相,追逐光明正义的故事。
[33] 张宏森(1964—)男,汉族,山东淄博人,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淄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毕业,大专学历,文学创作一级(正高级),曾于2003年任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
免责声明:本文为转载,非本网原创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如有疑问请发送邮件至:bangqikeconnect@gmail.com